中国每经历一步改革，工人权利就被剥夺一次，官员就中饱私囊一次。工人越改越穷，官员越改越富，曾被中共称为“领导阶级”的工人，三十年改革后沦为弱势群体。

在今年《财富》的世界五百强企业中，中国大陆已进入三十四家，央企就有二十四家。八月四日，中国国资委主任李荣融颇为自豪地炫耀，三十年来国企改革的“辉煌”成就。

但国有企业的工人们不这样认为。吉林大型国企通钢集团近期发生大规模抗议事件，总理温家宝不得不亲赴现场解决就是反“国企改革”的典型例子。国企工人认为，每经历一步改革，工人权利就被剥夺一次，官员就中饱私囊一次。工人们越改越穷，官员们越改越富，曾被中共称为“领导阶级”的工人，三十年改革后沦为弱势群体。

经济学家何清涟称，所谓“改革”就是中共通过权力市场化让少数权贵与官僚集团先富起来，并通过一系列政策与法律使政治精英蜕变为一个个自利型政治集团。

产业工人抗拒“改革”

七月二十四日早晨，新任通钢“总经理”陈国军上任第一天，近三千名员工及家属，高举“建龙滚出通钢”等标语，要陈国军离开。陈寸步不让，严厉要求工人回到工作岗位。“三个月内让你们全部下岗”。这些话激怒众人，愤怒的通钢员工把他拖进走廊暴打，群殴至少三次之后，被公安武警“抢”回时已满身伤痕，当晚十一时抢救无效死亡。

吉林大型国企通钢集团七月二十四日发生大规模抗议，大批武警被愤怒的群众驱散。（新唐人电视台提供）

导致陈国军之死的直接导火索，是工人们得知河北建龙公司二次入主通钢。二零零五年，建龙曾入股通钢，由于企业亏损，遂于今年初从通钢撤股。但六月通钢首次扭亏实现盈利六千余万元，建龙于是又杀回来，终于激起工人及家属强烈抗议。当局不得不宣布终止原定的国企改制重组由民企控股的方案。

据传，建龙集团董事长张志祥是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张万年的嫡孙，一贯采用低价收购国有企业，大发横财，受到江泽民媳妇的外甥、省委书记王某的扶持。去年张志祥名列胡润中国富豪榜第十名，个人资产超过二百亿人民币。

通钢工人反映，去年陈国军的薪水高达四百五十万元，而一些退休员工每月仅领取二百元津贴。工人从地方到北京多年上访各级政府没人管。“一般（工人）也就是一千三十二，再低一点儿的是一千二十三的样子。”而通钢去年在中国企业五百强中排名第二百四十四位。

国企改制重组已大规模进行二十多年，“国退民进”似乎还会持续下去。但国企每改制一次，就被形形色色的投资者洗劫一次，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比如吉林制药，两次改制，遇到的都是资本大鳄，留下的都是巨额债务窟窿。不过，国企工人已开始维护自己的权益。

七月二十八日，湖北大型国企武汉锅炉厂上千员工再度发起堵路抗议，抗议厂方将市中心的厂房出售获利，将工厂搬到郊外，让近千员工面临失业。这是三周内第三次发起堵路抗议。工人们打着“反侵权、要人权、争生存、保家庭”、“承诺兑现，还百姓出路”等横幅。当局出动数百名防暴警察到场驱散示威工人，其间一度发生肢体冲突，至少有一人被捕。

武汉锅炉厂上千员工七月二十八日再次堵路示威。这是三周内武锅工人第三次发起堵路抗议。图为七月十三日员工抗议现场。（网路图片）

改革前三十年国企危机

所谓“国有企业”是中共一九四九年掌权后，接管了国民党及外商遗留下来的企业，并逐步从资本家手中夺得企业，从私有制改为公有制，国企在国民经济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应该说，国企的第一代领导人都是中共官员，无任何企业管理经验。

何清涟指出，在计画经济体制下，中国一直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从一九五二到七八年，员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仅为0.38％，而年积累率却高达21.4～36.5％不等。长期以来，国企工人工资并不包含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在内。

改革前三十年，经历毛时代多次运动的中国满目疮痍，经济濒于崩溃，大多国企负债累累，政治信任度降到最低。到七十年代末，当局开始准备把计画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公有制再过渡回私有制。邓小平许诺：让少部份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但问题是，国有资产很大一部份是靠国企员工牺牲其消费与未来积累而形成。因此，在九十年代初，当局还不敢公然采取完全放弃工人利益、让员工承担转轨成本的做法。但到九十年代后期，随着国企破产加速，当局开始进行养老、医疗、住房等多项改革，让工人承担社会转轨的高昂成本，同时也让一批批工人下岗。

改革三十年来圈钱潮一波波

而在工人失业的同时，当局制定的政策也为官员圈钱（搜刮）制造了机会。自一九七八年起，国企改革交替进行着三种形式。第一是七八年至九零年主要为“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以提高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开始虽有成效，但未能改变国企负债累累的局面。

第二是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股份制改造”，至九三年十月末，中国已有各类“股份制”企业三千八百多家。但大多数股份制企业并未从低效运转中解脱出来，只多了一张模仿国外股份制企业的“结构图”。股东们也不关心企业效益，而是股票如何增值，因此掀起一波波圈钱潮，打造出一个个“零资本”起家，一夜爆发成亿万富翁的神话。

这种改革越改越糟。到一九九八年，国资局官员魏杰说，各地政府都面对三分之一以上面临破产的企业，破产就要破债，这么大的债务量，国有银行承受不起。因此，中国政府想出将大批经营状态不佳的国企经“包装”后上市，通过股市转嫁风险。于是就有了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社论，动员民众炒股。

企业开始视上市为敛钱捷径，各级政府也为摆脱财政危机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不少根本不符合上市资格的国企都被各地政府推到市场“圈钱”，此后证券市场与基金黑幕的丑闻不断。九九年，海南“琼民源”造虚假报表，使股价在两年内上升1,000％以上。造假之风就此越演越烈。

如果说国企上市是中国政府首次大规模向社会转嫁风险，九五年开始的“资产重组”则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合谋在股市上圈钱，再次向社会转嫁风险。这第三种改革形式延续至今。

据统计，从一九九七年到二零零年，资产重组共有二千多起，成为一些亏损上市公司起死回生的杀手，更有公司多次重组。可以发现，每一次重组都是官员们敛财暴富的机会，他们通过权力巧取豪夺，把自己迅速变成一个暴富阶级。

多少贪官借用“改革”之名？

二零零一年五月，因在国企产权改革方面“大胆闯禁区”而闻名全国、力主“积极卖光”的漯河市前市委书记程三昌携巨款潜逃国外，在漯河这个四十多万人口的内陆小城引起强烈震荡。

河南省漯河市，原为县级市，一九八六年升格为省辖市，九二年被河南省确定为该省唯一的“内陆特区”。从九六年起，在程三昌主导下，全市90％以上的国有企业都被卖掉了，仅经程三昌一人之手，就卖掉漯河市二十七家国有企业，人送绰号“程卖光”。

程三昌说，当时的漯河“60％的国企盈利在十万元以下，或处于亏损状态，适值二十家预算内工业企业中有十八家严重亏损，总额达八千四百万元；资产负债率由九一年的56.9％上升为九六年的81％，大部份企业已没有多少资产，可以说漯河经济已到精疲力尽的境地。”

程三昌坚持以拍卖为主，搞公开竞价，让有能力的人和有资金的人经营，以实现劳资本联合。但在实际操作时，程却撇开“公开竞价”，进行黑箱操作，致使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员工利益屡受侵害。因此，可以说“卖光”只是程为索私利而披上的合法外衣，是与不法奸商勾结，私相授受国有资产的掩护。

在“改革”的名义下，各地政府和企业官员们各显神通，对国有资产大肆瓜分。许多中方负责人对国有资产不评估或低估，从而使中方资产国有资产权益受损。而中方负责人再从外商那里暗中吃“干股”。据统计，截至九二年为止，在全国八千五百多多家参与中外合资的企业当中，有五千多家企业未经评估就与外商合资，损失达四百六十亿元。

太子“巨贪”政企两栖

八月四日，中国国资委主任、被称为国有企业“大管家”的李荣融颇为自豪的说，一九九八年，全国国企一年总利润才二百一十三亿元，现在中央企业一个月利润就有近千亿元。在今年《财富》的世界五百强企业中，中国大陆已有三十四家，其中国资委管的就有二十四家！”

不过，这些央企也养育着“巨贪”。就在七月十五日，大陆企业排名第一、全球企业排名第二十二位的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陈同海在北京被判死缓二年。

这位被称为“国企第一贪”的陈同海在任时，平均每天挥霍公款四万元人民币；受贿金额接近二亿元，单笔最高受贿金额达一点六亿元，创单笔受贿金额之最。据网民爆料，中石化大楼大堂中间的一个吊灯就价值一千二百万元。他因在国企高管腐败案中级别最高、掌管企业规模最大、涉案金额最多而闻名全国。

今年六十一岁的陈同海还是有太子背景、政企“两栖”的“双面人”。他是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浙江省委书记陈伟达之子。一九七六年，他二十八岁时从东北石油学院采油工程专业毕业，分配到大庆研究院做地质员，自调往浙江省科委后一路高升，零三年三月出任中石化集团总经理，一个月后为上市公司董事长。

在创受贿金额最高记录的同时，陈同海生活作风也惊人糜烂。这就是备受网友诟病的“公共情妇”事件。现年四十六岁的李薇，是陈同海与另一位落马的政坛高官，原山东省委副书记兼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的公共情妇。有媒体称，三人共同构筑了一个腐败同盟。

浙江媒体人昝爱宗八月七日就人民网驳斥“高干子女占中国超亿元富豪91％”发表言论：“我认为还是少的，这些权贵基本上都是100％，全国这些富豪，如果没有跟权利勾结，没有太子党背景和官商背景，不可能赚到钱的，都是用权力来运转，在中国没有法制情况下，没有权力背景，绝不可能成为亿元户，或百亿元户。”

工人与富豪天壤之别

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中石化分公司最基层生产车间工作的一位工人说：“我们车间生产出的材料是分公司利润最高、最畅销的产品。我们车间每天利润近一百万左右。”“可没想到我的收入为何这么低，所有工资去除扣款（包括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税、医疗等），一个月真正拿到只有二千零三十八元。”

他还说，我们当地的消费水平在全国应该算中上，但一个月花费下来所剩无几。若想买房，这里房价最起码二千五百元起，公积金不能拿来交首期，要自己交首期才能申请公积金来还债（好像不是我们的钱），就算公积金拿来交首期，如何供一套房呢？奇怪啊！！这就是世界排名第二十二的国内第一的企业的收入表。

据中国工人研究网披露，许多企业的厂规厂法把工人视若囚徒；雇主雇用保安打手镇压对其不满的工人或任意体罚、打骂工人，罚站罚跪乃家常便饭；实行抄身制，随意怀疑工人偷窃，强令男女员工裸体搜身；工人不堪忍受奴隶劳动，还不许辞职，逃走抓回者则惨遭毒打；雇用奴役童工的现象也绝非鲜见。

世界银行今年四月八日发布报告指出，按联合国对贫困人口的界定，中国仍有二点五四亿、近总人口20％每天花费少于国际最新贫困线。世银六月报告，中国富庶的珠三角地区的广东有40％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可是，中国大陆的富豪人数超过英国，名列第四。

社会危机正在激化

从九十年代国企大张旗鼓改革后，大批员工被迫失业。就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上海一地，先后有一百多万国营工人下岗，庞大的产业工人群因所在工厂关闭、转产和改制而纷纷下岗。他们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最具悲剧色调的“活化石”之一。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六日，对上海静安新城小区对四十五至六十岁失业工人的调查中。夫妻双失业的家庭比例高达66％。而且，家庭结构较为相似，都是夫妻俩带一个正在读书的孩子。“双下岗”家庭中，有50％“碰到经济困难”，尤其是家庭中有子女在上大学的，但他们大都相信，“孩子一毕业，找到工作就好了。”

零五年九月十六日，武汉市委、市政府领导与企业退休员工代表对话。这批老员工都是五、六十年代参加工作退休早，养老金仅四百至六百多元，最高七百元。如此微薄的养老金还要养活失业的子女，负担孙子辈的生活必须。为了维持家庭的生存，捡垃圾卖，捡菜叶吃，如此困境，度日如年。

他们说，退休员工看病人为设卡，交不起“门槛费”，不少人被不合理的医改夺去生命。如：二零零三年三月至十二月武重参加“医保”后，死亡人数一百二十人，并有人自杀。轻型汽车公司退休员工、厂办主任周万清无钱看病，吊死在一棵树上，该厂自杀达十余人。武锅退休工程师王印炎无钱交住院费，吊死在职医病房。这样凄惨悲剧在各企业退休人员中举不胜举。

何清涟认为，中国从一九七八年开始的经济改革，从本质上只不过是对毛泽东当初“化私为公”的革命的一种逆变－－“化公为私”。四九年以后，中共用暴力消灭了有产阶级，而在七八年以后的改革进程当中，中共的掌权者们却利用权力将自己及其家族变成了一个暴富阶级。

半个多世纪“革命”的全部意义就是用无数的人头将一部份社会的边缘者送到了权力中心位置，用红色新权贵代替了旧权贵而已。这种“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不可能将中国引入繁荣富强，只可能导致新一轮社会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