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初推出“省直管县”试行改革，原本欲提高财政管理效率。但面对地方尖锐的矛盾，全国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省直管县”改革演变成了北京维持“政治稳定”的权力强力运作手段：中央管省，省管县，减少管理环节，不许出乱子。

文 ◎ 张海山

北京将在二零一二年前全面推进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新纪元资料室）

二零零九年初，中共一号文件提出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财政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扩权强县改革试点，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四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一系列文件，指向“提高县委书记地位，为省直管县进一步奠定基石”。

七月九日，财政部公布《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将在二零一二年底前在中国大部份地区推行。

早在二零零二年，中共在浙江、河北、江苏等省就开始陆续推行以“扩权强县”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试点。由于涉及削弱市级一层官员的既得利益，试行中遇到很大阻力。

二零零九年中国内地社会动荡加剧，群体事件急增，严重威胁北京政权的稳定。不惜得罪一批地方官僚，中央急推出“省直管县”，具有了比提高财政管理效率更为紧迫的政治意义，成为北京稳定政权而依重的政治砝码。

“省直管县”的历史背景

“省直管县” 本意在于降低财政管理成本。中国现行体制，按照税种划分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叫做分税。但由于各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通过分税后，中央会把发达地区上交的资金，转移给贫困地区。

自一九八三年以来逐渐形成中国目前实行的“市管县” 的财政体制，中央的资金先转移到省，省转到市，通过市再拨到县，不仅拨付的快捷性差，而且部份资金会被每一级政府截留，最终达到县里的资金就会大大减少。

这一模式在过去发挥了城乡合治、以市带县的功能，但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也日益显现。由于各财政层级间“事权重心下移、财权重心上移”，国内基层财政尤其是县乡财政形成了难以破解的财政困局。

中共官方称实施“省直管县”作为行政区划改革的突破口，可以上下联动，减少中间层梗阻。随着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直接到县，提高了县级财政分配使用效率，对市一级“上截省、下拿县”资金等突出问题可以有效解决。

自二零零二年以后，浙江、湖北、河南、广东、安徽、江西、河北、辽宁等省先后开始了“强县扩权”的改革，把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直接下放给一些重点县，在经济管理方面形成了近似于“省管县”的格局。

多事之秋 政权不稳

官方文件宣称，全面推进“省直管县”需要“政治稳定”作为基本条件。但近两年来，中共官方高层公开表示中国社会进入“多事之秋”，中共开始一系列保权战。

《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由“省直管县” 而“重用”县委书记的背后，“这是继县委书记培训、县级公安局长轮训等培训举措后，中央对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战略工程。”

二零零九年四月中组部文件强调，目前大陆两千多个县出现很多县级区域内重大社会矛盾及事件、县委书记腐败、任期不稳等问题。在百姓心目中，县级卖官买官现象十分严重，各类矛盾非常尖锐，全国每分钟七、八起大规模群众抗争活动，绝大多数都发生在县级层面。

据悉，中国有两千八百余县、市、区、旗，在县乡的二十四万纪检监察干部，就占了全国纪检监察人员的三分之二。但过去数年，受限于同级监督的难度，几乎所有大案要案都是中纪委和省纪委出马才能查办。只能监督乡镇科局和村干部的县级纪委甚少被高层和社会舆论所关注，处于被架空的状态。

县级地方势力上下沆瀣一气，霸占地方暴利行业，称霸一方，当上“土皇帝”。长期盘剥百姓，一旦与当地群众矛盾激化，闹出遮掩不住的事端，随时可能成为点燃蔓延全国烈火干柴的导火索，这种不知道下一个火点在哪里爆发的恐惧，让北京政权格外担惊受怕，却又无能为力。

近两年所发生的类似于贵州瓮安万人抗暴、湖北石首群体抗暴、杨佳案、邓玉娇刀刺淫官、新疆乌鲁木齐事件等，都使得中共当局如坐针毡。

二零零九年新年伊始，中共新华网在一月五日罕见地刊登了一篇题为〈二零零九年被称群体性事件高发年，处理分寸亟待把握〉的报导，其中明确承认，“毫无疑问，现在已经进入了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期，而且二零零九年中国社会还可能面临更多的矛盾冲突”。文章还说群体抗暴升级快、对抗激烈、破坏力强、处置难。

随后，中共于四月十二日发布的《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若干规定》，明确了县委书记选拔任用、培训监督等重大调整，直到七月九日《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出台。

外界评论指出，中共现在不得不把指望在“政治稳定” 的前提下才能推行的财政改革，变成了维持“政治稳定”的权力强力运作手段。

所谓“省直管县”下，原本提高财政管理效率的内核在新形式下被挖空，北京的真正用意很明显：中央管省，省管县，减少环节，管理得力，不许出乱子。至于能否如意，恐怕很难。现有矛盾尚未缓解，市级党官大权旁落，岂能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