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在八九年六四事件后被软禁至终老，在中共媒体上销声匿迹。最近在香港出版的新书赵紫阳《改革历程》，记录了赵紫阳直接口述的一批珍贵的历史录音，让世界对这位中国政治家作出历史的评价。
文 ◎ 吴雪儿
六月十一日由时报文化出版的台湾版《国家的囚犯－－赵紫阳的秘密录音》正式在台湾上架。
今年“六四”二十周年前夕，赵紫阳《改革历程》一书平地一响冒起，该书记录了一位中共最高层的政治人物、六四事件的中心人物之一－－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直接口述历史。赵紫阳因为在八九年的学运中同情学生、反对屠城镇压而被软禁，他在被软禁期间，秘密录下一批口述历史录音带，最后录音带被偷运海外，编成《改革历程》，于今年以中英文版同时发行。
六四事情件后，赵紫阳被软禁在家。在之后的十多年间，北京当局多次非法阻扰赵紫阳出席社交场合，将外界关注赵紫阳情况的报导压至最低，为的是不让世界注意到它们在处理赵紫阳时的非法手段，也不让人们再记忆起六四事件。
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九日，赵紫阳离开人世，他终于自由了，记得他离世当天，记者曾经在香港街头做街访，发现知道赵紫阳的受访者不多，尤其在年轻的一辈当中，知道赵紫阳是谁的受访者就更少。
在“六四”二十周年之际，赵紫阳《改革历程》一书推出。按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说，这是赵紫阳“交给我的最后的任务”，也重新把赵紫阳推上政治舞台，允许世界对这位中国政治家作出客观的历史评价。
揭示赵的政治与道义选择
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在该书的序写道：“而且时至今日，又四年了，对赵紫阳的骨灰还未妥善安置。对赵紫阳撤职后任意软禁多年，还没有一句平反的话。实际上赵紫阳三个字至今在大陆媒体还在严行禁止之列。这些在历史上说，当然是一概站不住脚的。不过正如前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文革’中被打倒的时候呼喊的那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为了把赵紫阳的口述历史整理成书，鲍朴一直秘密行事，所有沟通都不通过电子渠道，以免事情外泄或引来不必要的关注。他说，在香港“一国两制”是能够安心发行这本书的关键。如果当年〈基本法〉二十三条通过的话，书的出版或使他和他的出版社受到迫害。（李真∕摄影）
出版该书的幕后推手为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之子鲍朴。他认为，该书最重要的内容是它揭示了一位中国的政治家的选择：“政治家当中有好有坏，他的理念是通过他的政治行为体现出来的，不是通过他的道义行为体现出来。包括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别人去选他，要看他能做多好的政治选择，而不是看他能不能做出道义的选择。……最好的政治家就是通过他的政治选择去体现他的道义选择。”
鲍朴说，政治围绕着人民的生活，但很少人懂政治：“中国的政治和外国的是一样的，政治是政治，宣传是宣传，中国的宣传是和外国不一样的，因为它是极权政治，极权政治也不完全是中国的政治，中共的那一套和中国传统是不一样的。”
作为一位政治家，鲍朴认为，赵紫阳的政治选择是一致的：“他在毛的时候，人家说要人民公社，他说：‘我要搞粮食。’也就是说在毛泽东的公有制之下，他就搞粮食！非常简单。这是他的政治选择，他搞来粮食以后，这就是他最大的道义选择。”
不过，要在一党专政的情况下推行有效的经济改革甚至政治改革难度可想而知，鲍朴说：“官僚机构并不是为他（赵紫阳）所用的，而是他的阻碍。它的整个制度就是这样的。”
鲍朴举了一例：“‘包产到户’是把公有制从最根本的制度上瓦解掉，他还保留毛的人民公社，他用实际的政策去把毛的东西中和掉，政治上他不能说人民公社不行，不能全面否定，因此才有所谓保守派和改革派的争论，也是一个历史的传承。”
在六四事件上，赵紫阳在屠杀发生前，做出了道义的选择：不能让自己变成镇压学生的总书记。鲍朴说，一位政治家如果可以做政治选择时，是不会做道德选择的，也就是说，道德选择是政治家最后的选择：“……他要在历史上找到空档才能推行改革，才能有这样的信念，最后才有‘六四’的选择。这就是这本书最基本的一个内容。”
一本难得的史料
细读书中内容，感到这本书是一本难得的史料，是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视窗。赵紫阳在经济改革上是务实派，是建基于“以民为本”的概念上。他看到文革结束后，固定资产大幅增长的同时，国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增长少得可怜，最后他得出了结论：中国经济建设的效益不理想，而市场经济是有效的。
深懂中国社会发展脉络的赵紫阳知道，人民如果不能当家作主，经济改革是不可能有效的，这也是为什么计划经济行不通。赵紫阳曾经尝试在尽量不冲击中共领导层的既有观念，希望在他们能够接受的情况下推动市场经济。推动是艰辛的，然而“六四”的经历和他接下来十多年的软禁生涯，他明白了。
在《改革历程》“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过程”这一部份，赵紫阳说道：“一九八九年我下台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二十世纪出现的，在几十年时间里与西方议会制度相对立的所谓新兴的民主制－－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在大多数国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我想这绝不是偶然的。为什么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实行另外一种制度呢？这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上的议会民主制。”
在书中，赵紫阳用心地有理有据地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的需要进行了详细的摸索和分析。恐怕在赵紫阳之后再也没有中共官员像他那样的文明去策划影响着中国和十三亿人口未来的政策。
像政治家 不像党员
在赵紫阳《改革历程》一书，也窥视到这位前中共领导层人物在其骨子里流淌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这可以从他对邓小平最后对自己误解的表白看出来：“我总的感到，在‘六四’前，邓对我是很好的，很信任的。作为中国人，传统道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究品德、信义。如果在邓的心目中留下这样一个印象，觉得我这个人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为了自己而嫁祸别人。这不仅是对我很大的误会，而且在他的内心里也会非常不愉快，甚至很伤感情。这么个老人，不久将离世，带着这种印象走，我实在是不甘心的。”
赵紫阳一直被软禁到离开人间，是因为他一直坚持自己在六四事情上没有做错，他的人性到最后也没有被党性逾越，这与他恪守的价值观有密切关系。所以赵紫阳更像一位中国政治家，而不像党员，这是有分别的，是天壤之别！
就如哈佛大学历史及政治学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在书中〈代后记〉写道：“如今的中国，赵紫阳是不允许存在的。到了不再偏执的未来，也许他将进入华夏先烈之列－－他们为国效力，功勋卓著，但不见容于最高统治者。当他们腐败的政敌早已灰飞烟灭的时候，他们的英名将久远长存，受人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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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司徒华今年出席六四二十周系列研讨会。
他（赵紫阳）的人本身是有一个历史地位，六四事件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一页，因为他不认错。（赵的书）保留了这段历史纪录，写得很平实，可能还有很多更深层内容没有写出来，但写出来的都是可信的。起码保留了一九七九到八九年这段时间很多大陆内的情况，而且从很多地方可以看到中共的本质－－绝对权力为第一。
－－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