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天生是个异数，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也就是说，他脑袋囟门处凹陷，而四周隆起，像一座火山，这大概就是他名字的由来，成年后，他身长九尺六寸，被周围的人们称为“长人”。他不仅长得人高马大，其思想也是出类拔萃，鹤立鸡群。他所建立的学术体系从本质上脱离了农耕文化的束缚，与当时的道家文化和法家文化，乃至后来的墨翟、杨朱等主流文化格格不入，针锋相对。

其实老人家的经历并无特殊之处，究其原因，人文的说法是先知先觉，科学的解释只能是基因变异，用孔子自己的说法就是“生而知之”。

孔子并不认同其为“儒”家

孔子曾说自己少也贱，所以他曾经干过一些社会地位很低的粗活，诸如羊倌（乘田），仓库保安（委吏）等。其中，他还长期从事过当时称作“儒”的职业，说白了就是替大户人家办丧事营造气氛以换取衣食，直到今天，在一些农村都还有这种营生。孔子从事的这种“儒”是一种社会地位较低的职业，在当时是比较受人歧视的，他的很多论敌也都抓住了这个把柄，嘲笑道：

五谷既收，大丧是随，子姓皆从，得厌饮食。富人有丧，乃大悦，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墨子．非儒下》)

就这样，渐渐地，孔孟及其弟子也被世人纳入“儒”这个圈子。据一些学者考证，“儒”一词早在孔子诞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许慎说：“儒，柔也，术士之称。 ”（《说文解字》）章太炎也说：“儒者，术士也。”（《原儒》）其实，整本《论语》，提到儒的只有一句，而且这一句里显然带有某种自我辩诬的意味，这就是在《雍也》篇中，“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句。或许在当时就有人把孔子师徒归为“儒”一类，但显然孔子并不认同，子夏的情况可能比较接近“儒”一些，所以孔子要在这里叮嘱他，即便干“儒”一行也要做君子，不要做小人，以免玷污了师门。君子的提法在《论语》中多次出现，所以说，指孔子是君子的说法，都要比说他是儒家要更站得住脚。战国中后期，随着儒家的壮大，这一派知识分子群体渐成气候，到荀子的时代，他已经开始给儒进行更详细分类，到了秦朝建国，儒就成了政府不得不应付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民国初年，一个叫张吾军的学者就在《致曲阜孔教大会书》中指出：“自荀子以仲尼为大儒，自后人人遂称孔教为儒教，以孔附儒，甚无谓也。”（《民国经世文编》）但他的这一说法并未引起当时各派学者的足够重视，孔教派和新派知识分子都忙于护儒或反儒。

“儒”由术至儒家，而至“孔孟精神”

汉武帝制定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后，儒家已被注入了更多的农耕文化元素，俨然已成了一个完全的褒义词。到了南宋、明末，儒家文化几乎完全被乡愿情结严重的道家文化据为己有，儒学干脆就连名字都借用道家，直接被人们称做道学，“假道学家”一词由此也随之诞生了。科举被满清政府废除，儒失去了往日的光彩，辛亥革命之后，儒成为酸腐文人的同义词。如果按胡适的说法，认为老子是“代表那六百年来以柔道取容于世的一个正统老儒”。（《说儒》）那么儒就是指所有的知识分子，与两千多年前的世人专指孔孟那类的知识分子已经大相迳庭，也就是说“儒”的界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宽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儒字几乎销声匿迹。但在知识分子当中，孔孟精神依然存在，正如鲁迅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主张限制君权，无道之君可谏可诛

孔子与当时的主流文化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理性，他因“克己复礼”被庄子斥之为“伪巧人”，而他一心“为政”又被隐士讥刺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愚人”。早在孔子惨如丧家犬的时代，老子就告诫他，千万别犯傻，不要多管闲事，结果只能是，费力不讨好，自讨苦吃。而那些与老子站在同一战线的隐士也极尽挖苦、嘲讽之能事，向颠沛流离中的孔子大泼冷水。

但孔子似乎不思改悔，当时隐者桀溺曾劝孔子及其弟子们说：“避人”未若“避世”，但孔子嗤之以鼻，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击了他们－－“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天下有道，吾不与易也。”(《论语．微子》) 孔子有一套限制君权的政治理念，始终有限地制约着专制政府的行为。孔子苛责当政者，道家法家墨家则苛责老百姓。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说：“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但老子说：“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在同时代的老子的眼中，孔孟关于君臣关系相对性，限制君王权力的言论不仅大逆不道，而且是破坏国家安定团结局面的罪魁祸首，孔孟妖言惑众，无疑就是那“为奇者”。

孔子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革．彖辞》）君主有道为合法，无道即为不合法，可以谏，可以诛，可以革命。这即是儒家的君权有限合法性思想。即美国《独立宣言》中所赋予人民的“革命权”。孟子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的理性思路源于孔子，却不像孔子那样在关键问题上含糊其辞。这是他比孔子更了不起的地方，孔子在解革卦时，表达了对汤武革命的赞赏，实际上间接地否定了暴君桀纣，认为暴君非法，应该被推翻。

在孔子看来，不讲是非的“博爱”是虚伪的，也是非理性的。道家文化的集大成者老子曾说：“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道德经．四十九章》）墨子也推行无原则的“博爱”，两者都是泯灭了是非之心。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坚持真理，坚持正义，不畏强暴，爱憎分明，疾恶如仇。

苛求尽孝 或有失言

孔子的思想中，也有不妥之处，例如他对孝的过分苛求，三年守孝，什么都不做，远远超过对君王的忠，有学生认为太过，其实何止是无意义，我相信任何一个父母都不愿意子女为他的身后事耗尽财力，甚至危及身家性命，断了香火，但孔子很生气，设身处地一想，一个耄耋老人，当然希望得到晚辈的敬重。或许，在孔子看来，父慈、母爱多是出于人类的本能，相对还较容易做到，对父母感恩则需要更多的理性，要是孩子长大后过河拆桥，不认帐，怎么办？所以，孔子要在“孝”的问题上矫枉过正，大做文章。但偏偏后世的君王特别看中这个，他们倒有的是财力和时间，过去所谓的“丁忧”就规定所有的官吏，父母去世后必须服孝三年。这就跟“皇帝的新装”似的，谁都知道过了，但又不好意思说出来，敢说出来的必定挨骂。中国本来就有敬老、厚葬、祭祖的传统，再加上政府变本加厉地鼓动，老百姓稍微有点条件的，也学着搞这一套。人们忘了孔子最看重的一个前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还说过一句让今天的自由主义者们十分痛恨的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康有为、梁启超他们曾为孔子辩解说，这是标点符号的问题，而我想即便不是标点符号的问题，也是孔子在特定情况下说的话或是一时的失言。类似的情况在孟子身上也发生过，他反对“位卑而言高”（《万章章句下．第三章》），这里的“位”指的是具体职位，他是说人们要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要好高骛远。因为上面举的例子是讲孔子的敬业精神。如果按一般的译文，位置低下，而议论朝廷大事，这是一种罪行。照这样说，那没有一官半职的孟子当着君王指点江山岂不是犯了弥天大罪？我想孟子还不至于连自己抽了自己嘴巴都不知道吧！而这一切显然也与孔子所说的“天下有道，庶人不议”的平民干政精神不合。孔子最注重平民教育，孟子最强调平民干政，这两句话按一般的解读是说不通的。

朱熹曾引用别人的话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朱子语类》）今天看来，此话绝非夸大其词。当然，我们不能单单从一个热衷于科举的酸腐儒生那里理解这句话，而首先要明白：与孔子的理性和良知相比，我们的政治、文化是多么地变态与黑暗！

转自《自由圣火》 （小标为编者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