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当兵、被另一军队强行拉兵囚禁后逃亡，杨浚彦如愿入伍国民党战功烜赫的四十军，迎接光荣的抗战胜利，却又亲见神州尽赤的悲剧。为了还原历史，他自费出版抗战史实的著作，为国家民族留下一面可资思索、凭据的明镜。

步入杨浚彦先生的家中，最醒目的一面墙上，挂着国父孙中山、先总统蒋中正的遗照。这样的摆设在今日看来非常突兀，却是多年前台湾各公共场域、中小学教室必置的画面，也是杨浚彦前半生的动乱风云里，坚定带领一代忠党爱国的中国人，历经抗日惊涛骇浪后，安稳定居、打造民主堡垒的精神象征。时值今日，或许历经了纷纷扰扰、政党与民主意见的洗礼，一代中国人追赴伟大理念、赤诚保家卫国的精神价值，才更使人动容。

杨浚彦于民国十五年出生于河南洧川县的苗庄，五岁丧父，自幼受拜神行善，劳苦无怨的母亲影响很深。他描述母亲：“容忍性很强，正直而有气节。”

杨浚彦从小长养一种君子温蔼的骨气，就读私塾四年，成绩数一数二，毛笔字频得老师赞美。家中困难，也从不愿巴攀富家公子，因此中辍无悔。有一回因家贫，受一位富亲戚奚落，回家途中愤而对母亲说：“再也不去那位亲戚家了。”母亲也慷慨地说：“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去了，咱们家穷，穷要穷得有骨气，不向人家低三下四。”

由于战事逼近，年岁难过，于是杨浚彦只有在十五岁时拜别母亲，出外谋生计。岂知从此再没回到家乡，直到半世纪两岸开放之后。

半生戎马 一根火柴决定命运

杨浚彦回忆自己戎马半生，说：“我从当兵起就吃公家饭，一九四四年秋冬间入伍。第一次作战几乎粉身碎骨，我在那当监视兵，到中午，看到两架飞机丢炸弹，我赶快爬走，还好有一个沟让我趴下掩护，那个炮弹就炸在我刚才站的地方！我后面二、三个人都被炸死掉。”
　

国军在南运河架设浮桥，准备渡河迎敌。（新纪元资料室）

初入伍的杨浚彦备受长官赏识，军旅生涯正要崛起，却在那个动乱的时代中，遭共产党新七军在行军落单的情况下，以“捉逃兵”的污名，拳打脚踢下掳去营队当兵。杨浚彦被迫背着重装，在湿漉漉的雨天行军，穿着草鞋在犹如泥汤的道上行走七、八天，结果一到营地，就发高烧并患重痢疾。认份的他本来想到哪当兵都一样，却发生了一件事使他改变主意：

“不想，这时有一件缺乏人性的事发生，使我立誓要逃出新七军这个仇军！”

原来当时的杨浚彦，虚弱到身体不能站立。一天半夜十分口渴，要求副班长给他火柴烧水喝，却遭到怒斥：“半夜三更，哪来的火柴！？”杨浚彦说：“如果真的没有，我也不会怪他们的，可是不到十分钟，擦地一声他们用火柴吸菸，这一下可伤透我的心了！”他恨怒地说：“我死也不做新七军的鬼！”

就这样，他计画要逃出新七军的部队。病了多日的他，就在第二天早上到后院砍了一枝木棍做拐杖，当日半夜走出营队。不多久共军四出搜捕，他惊险躲过，两次求援路上人家，竟都是家乡河南洧川人，受到热情保护。好不容易与哥哥嫂嫂相遇，他们见到杨浚彦瘦弱的样子都哭起来了！他们并且惶然对杨浚彦说，因为治病，把他当兵所领的钱都用罄了。杨浚彦闻言并无惊怪，反而安慰他们说：“治病要紧，钱用完了，病也好了，不要再为这个烦恼不安。”

尔后，杨浚彦只得在面店以伙计维生一段时间，终能如愿入伍国民党战功烜赫的四十军。然而好景不常，他亲见国民党大裁军的错误政策，致使国民党军队众多裁军士兵误信共党宣传，倒入赤流之中。

痛见大陆沦陷 兵败如山倒

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艰苦领导全国军民对日抗战八年，终于获得光荣胜利，却在短短四年中葬送神州，憾然退守台湾。关于这段史实，亲临其事的杨浚彦异常感慨：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签字仪式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军战舰“密苏里”号上举行。（AFP）

“为什么心理战斗意志很重要啊？没有战斗意志，不能打那个仗。对日本、对外国人作战那时候是国仇家恨。尤其南京大屠杀，军官们恨之入骨啊，所以对日本作战时士气高得很！再苦也能受得了。但是一到共产党来，成天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国民党贪污、好战’，就这样讲起坏话。所以到了徐蚌会战的时候，败局都已经形成了。”

在杨浚彦的书中，清楚列出共党窃权成功的原因：一为抗日战后，俄共占领东北三省，将大量接收日军的轻重武器与美援俄军的武器（可装备两百万军队），大量支援共党军备并派专人训练，使共党不费吹灰之力即拥有优势军力。兼以美国总统杜鲁门听信共党宣传，断绝对华援助，逼迫国民政府停战、和谈、建立联合政府，大量裁军。

再加上共党宣传与间谍的渗透，使国民党军心溃散，兵败如山倒。杨浚彦痛心诉说当时撤军政策的失误，素以党国为家的士兵，以领取微薄遣散费被解职了，顿失所依，反而大量被共军吸收：“他们想抗战胜利了，领三个月粮饷路费，一个月才几个钱？没有作战任务就马上拆掉一个师，就这样失业了，怎么回家？士兵都放声大哭，那哭声很悲哀。就这样。这个四十师的兵都跑光了，没有几个到第六路十三军。”“共产党他们不裁军，喊出‘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的口号，所以很多士兵都投靠到他那里去了。到最后，国民党没有兵可以打仗。一个将军、团长，师长，那都要经验的啊！这些营长、团长、师长、参谋长这些人，是容易训练吗？可是一下子就被裁去两百多万的军队。”
　

共产党在国民政府艰苦抗日的八年间趁势壮大，神州在四年后痛遭赤化。图为一九四九年五月二日，一艘载满国民政府军队的船只正从上海往南方撤退。（AFP）
　

就这样，国民党节节败退。后来，杨浚彦在对共党作战中腿受伤，再次不幸沦入共党之手，但他置生死于度外，喝斥随行同伴不应变节、当面嘲讽共党贪兵掠夺钱财的卑劣行为；而当他在台湾担任人称“肥缺”的公职时，亦能清高自守，从不索取当时视为惯例的回扣与不义之财，可谓体现了文人少见的风范。

时代动乱下的命运际会

在杨浚彦的自传书籍《我的故事》中，特别对他年轻时，几段有情无缘的女子描述，使人对于战乱中的命运弄人感触良多。

当他在十五、十六岁时，在学堂随同一位善良忠厚、温文儒雅的私塾老师学习。与同在就读的私塾先生之女，有着一种淡淡的情愫。彼女容貌清丽，个性温婉。据他所知，对方也曾讬人说亲，但是因为自己家中贫困，被母亲一口回绝，成为他心中的憾事。后来杨浚彦离开故乡，多年后两岸开放探亲，他听说受人敬重的私塾老师竟被共产党活活折磨死，彼女亦下落不明。

当其十九岁时，驻兵湖南信阳，因哥哥住附近漯河，约一星期搭火车前往探看一次。堂嫂的妹妹是一位难得佳人，数面之后颇有好感，便向哥嫂提亲，嫂嫂却拖延未答。

当时，他驻扎的信阳当地，有一位药店女儿也属意于他，央人提亲。只是他心里想着那位妹妹，总没有肯定回讯。后来他趁年假到漯河，想要再央哥嫂许诺，终无下文，信阳火车却因战事不通，使他在漯河被勾留了十几日。当他回到信阳，惊见全营空空如也，原来部队已开拔到广西。药房女儿的说媒人痛斥他远行多日，如今无法驻扎当地，没有认识机缘，与药房女儿的姻缘也告吹。杨浚彦当日上午，就上火车追随部队到广西，哥哥嫂嫂却从漯河寄信到信阳，许诺他与其妹的婚事。这件事他懵然未觉，直到两岸隔绝五十年后开放探亲，嫂嫂才透露此事。

或许那个年代的人就是这样漂离如孤蓬。他后来释然地说，还好当时未接获此消息，否则一旦他来台湾，心里惦念着那位有缘无份的女子，或许就要孤独终老一生。就这样，杨浚彦来到台湾后方落地生根，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自学苦读 著书还原历史

来到台湾后，杨浚彦凭藉刻苦求学的精神，打下了厚实的学问根基：“我从民国三十三年买字典认字，自己看《三国演义》、《三国志》、《东周列国志》，后来在八一后方医院唸书，我就找最难的古书、讲军事、公文程式的书来读。”

如此自学，于一九六五年通过当时优惠贫家子弟的高等检定考试后，服公职至退休。而他秉持正气与牺牲救国之大义，公余之暇，密切注意共党间谍行动，研究多年，于民国六十七年自费出版《巨镜》一书，一度风靡，曾获国军文艺金像奖，被誉为“可抵上两百万军队”的作品。

杨浚彦著作《巨镜》是揭露共产党画皮的明镜，曾获国军文艺金像奖，被誉为“可抵上两百万军队”的作品。（摄影／陈柏年）

他说，自费出版《巨镜》一书是为了“救人救世、救国家、救民族”。他很明白的指出，在共产党统治下，不是为奴，便是死亡。“我原来没有钱，在国税局工作，还是小工、临时工。当时我书写成了，找出版社，都不愿意出版。后来我跟自己讲，人家烧香拜佛是为了一家一户求平安，我这是为全中国、从政府到每个老百姓安危都有很大关系！把这些纪录保存下来。你看大陆灾难有多少？共产党统治时期死了八千万人！所以我就自己出版。”

这本书的确是真知灼见，可以引发世人对共产党真正面目的省思。如第二章：打着红旗反红旗，作者明白指出，这一句共产党用来攻击敌人的口号，实际正是其自起家到文革，一贯不变的阴谋诡计。如共党总伪装成“爱国份子”、“抗日份子”、“民主份子”、“自由主义份子”……，潜藏在政府、学校、军队、新闻机构之中，大行统战之实，使众人误认他的本质，进而做了帮凶。这不是“举着自家的牌子反自家”的手法吗？

二零零五年抗日胜利六十周年时，杨浚彦将整理自珍贵绝版的旧籍战史与史料，自费出版了三本揭开抗战迷雾的巨著：《中国陆军作战各大战役实录》、《太平洋美日海空大战录咏》、《美亚报告序文暨毛共骗术下术语史料选录》。然而他寄送到台湾各单位，市面上却罕有人知。杨浚彦珍惜的翻阅这些书籍对《新纪元》说：

“这个我都下过功夫，像这本《美亚报告序文暨毛共骗术下术语史料选录》，抗战这些过程，这个抗日将领的人名，现在有几个人知道？我是有心，搜集了几十年，才有这样完整的纪录。后来民主开放，很多资料都被销毁了。”

他翻阅着《中国陆军作战各大战役实录》说：“像这些不容易得到的，都是在讲中国抗战史的历史资料，我是在哪看到，就马上买下来。这是完整资料、日本人将领在中国哪里战死，这里都有。”

一九三七年淞沪战争爆发，蒋委员长亲赴督战。（新纪元资料室）

杨浚彦说：“我不是为了赚钱。如果愿意出钱就寄钱，不买的话我就送了。”他在中央各机关、台湾各大专院校、各县市政府、各县市议会、台北市各区公所、台北县各乡镇公所、台中市、高雄市各乡公所……，都这样发函赠送，信中标明价格，意者可汇款买书，否则就赠阅收入馆藏，当然是收者多，汇者少：“这三本书我就这样送，大陆上我寄了两次，大陆我寄到各省政府，还有清华、北大两个学校。现在我没有剩下的了。”

宿愿完成 无愧的笑容

两岸开放之后，杨浚彦先生虽出入大陆探访，但是对于共产党的认识非常清晰。这是因为深刻交手与认识所致：“我一九四四年当兵，隔年胜利，日本军还没有走，我就跟共产党打仗，腿受伤。大陆上现在还讲毛泽东领导共产党抗战胜利，现在教授不相信，老百姓还是不知道。后来来到台湾，我们外交上需要日本人，需要跟他拉关系，经济上落后又需要赚取他们的外销，所以政府几乎不讲抗战的事情了，除了《八百壮士》几部电影，那日本又统治台湾几十年，都不提抗战。而大陆却说是毛泽东领导的。”

香港活动人士拉起抗日领袖蒋中正的横幅，争取钓鱼台主权。（AFP）

杨浚彦义正辞严地说：“我就是为了中华民族这样的大灾大难、不幸牺牲的抗日英雄，要为他们伸张；为他们留纪录，我不惜花了多少时间：影印、修正战役的纪录，从开战到胜利全部的过程……。如果你看我这本《中国陆军作战各大战役实录》，你就会对于抗战全部的过程，有很清楚的了解。我不是有钱人，但是我不惜花这笔钱，因为这是大事情。”

访谈最后，杨浚彦站在国父与蒋公的照片前，让记者拍照。他欣然说：“我一辈子很对得起两位。我对得起国父；对得起老总统。”当八旬老人缓缓说出这些话时，是那样真诚而又令人不敢逼视。而他的确是用自己的生命去印证了这些话语。◇

高龄八十四岁的杨浚彦躯干挺直，站在国父与蒋公的照片前说：“我一辈子很对得起国父；对得起老总统。”（摄影／陈柏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