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娇面临强奸而自卫，当局为何不惩治淫官，反而加害弱女子？事件主要责任人巴东公安局局长杨立勇兼任中共巴东县政法委书记，同时掌管公、检、法三体系，恰是司法瘫痪公安横行的源头，也是中国司法黑洞的缩影。

了解“邓玉娇案”的人都在想同一个问题：明明是强奸自卫，当局为什么不惩治淫官，反而要加害弱女子呢？按照中国刑法规定，当被强奸时，任何防御行为都是合法的，即使造成强奸犯死亡，也不属于防卫过当，不用负刑事责任。然而两邓案（邓贵大、邓玉娇）的处理从一开始就走歪了。无论是最初的“故意杀人罪”还是目前的“故意伤害罪”，关心邓玉娇命运的人们不得不把目光聚焦在主要责任人－－巴东公安局局长杨立勇身上。

巴东公安在处理邓玉娇案犯下很多严重错误。首先在雄风宾馆梦幻城里公然公开进行色情服务，嫖客竟是政府机关公务员，这样的交易持续了好几年，当地公安也没有查封，这无疑是公安局长的严重渎职。

案发当天巴东县公安抓捕了邓玉娇，并强行将她关押在精神病院五天，令她终日四肢被捆绑在床上，任凭精神病人殴打；而在场的重大嫌疑人黄德智却远走高飞不知去向，至今也未能如公告所说的被拘留；死者邓贵大用来嫖娼的四千元钱，不是作为现场物证加以调查，反而马上还给了邓的妻子。

差点变成窦娥冤的邓玉娇

据当地民众报料，死者邓贵大是接替父亲工作而担任招商办主任的，地方上人脉很广，而伤者黄德智的哥哥是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处副处长黄德新。有人还说黄德新与当今司法头号人物周永康有交情。黄德智也是巴东县委副书记郑开廷的亲戚。

而邓玉娇只是一个亲生父亲已死的农村女孩，在中共地方官员一手遮天的巴东县，怎么处置她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吗？以权代法在中国基层早已成规律了。于是案发后，公安根本没有按法律程式在现场收集各类物证，只是按他们处理“民告官，就判民有罪”的简单公式，以黑道强权的手法，要判邓玉娇“故意杀人罪”。

然而让杨立勇意外的是，“修脚女刺死淫官”的消息很快被人刊登在网络上，一天之内全国数百万人看到此消息并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于是这才有了今天悬而未决的邓玉娇案。有人说，假如没有网民的参与，邓玉娇早就变窦娥冤了。公安会以“故意杀人罪”将她判处死刑，用她年轻美丽的生命替嫖娼淫乱的邓贵大偿命，或跟其他民告官案一样，被压在当权者的铁蹄之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即使案情被网络置于全球关注的聚光灯下，巴东公安依然多次修改案情，从“按倒”到“推坐”再到“推搡”，随意编造，颠倒黑白，令外界无法掌握真相。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公安局长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歪曲事实，指鹿为马呢？

中共司法强奸了全国百姓

这里面至少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在地方管理层面上，公安局局长杨立勇兼任中共巴东县政法委书记，同时掌管巴东的公安局、法院和检察院三方体系，哪怕邓玉娇到法院、检察院喊冤，也没人会理睬她的。杨立勇成了地方一霸，他说的话谁也改变不了。

二是从中央全国范围看，农村女孩杀死嫖娼官员，这是中共的丑事，从中央最高层往下，人人都想掩盖此事。此事包含的官民矛盾、贫富矛盾，正是中共在六四二十周年前夕最担心的火山口，一旦民怨爆发，后果不堪设想。

有人以为邓玉娇被控“故意伤害罪”，这只是巴东地方的决定，其实此案在初期就是在中共高层的参与指使下发展的。目前案件已发生三十多天，但至少官方媒体承认说，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早在案发九天时已全面过问此案，而中共湖北公安副厅长曲武则在更早时间坐镇巴东县了。以后发生的职业打手殴打记者、六十年来第一次全面封锁巴东水路交通、把强奸罪行的“按倒”变成民事纠纷间的“推搡”，关闭全国博客、论坛和相关QQ，这些都是中央级别官员才能做到的。

哪怕大陆媒体纷纷公开站出来谴责，民心民怨依然无法阻止当权者把受害女以“故意伤害罪”起诉。很多民众愤怒的指出，如果说邓贵大之流强奸了邓玉娇，那中共全体司法官员则强奸了全国的老百姓，强奸了中共标榜的所谓“依法治国”的法制精神。

北京一位女子全身被白布包裹，面带口罩，表达对邓玉娇的支援，还在街上摆上列印好的“谁都可能成为邓玉娇”。（AFP）

冤案源头：公检法三权混淆

据当地民众报料，“公安局长杨立勇让其情妇（叶丽娟）的弟弟叶振东想办法安排把北京来的两个律师整走，因为那两个人‘不好收拾’。”结果就在夏霖律师收集到黄德志涉嫌强奸的有力证据之后，他被巴东县官方宣布解除了与邓母的聘用合同，而此刻邓母对此事全然不知，只是后来在当局的高压下，屈从了杨立勇的各类安排。这件小事只是杨立勇操控邓玉娇案的一个小小例子。

还有民众爆料说，杨立勇不但包养情妇，道德败坏，而且公然敛财。上市公司中技实业（成城股份600247）在湖北巴东投资矿业，而持有二百万股份的第四大股东叫杨力勇。有人指证这个股东杨力勇，与巴东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杨立勇是同一人。尽管人们目前无法核实此资讯，但不少迹象显示，公安局长杨立勇至少和中技实业有密切关系。

有报导说，深圳中技集团执行董事黄治家出生在巴东，曾任巴东县委书记秘书等职，而称霸一方的杨立勇占有矿厂一些原始股份，这在中共官场司空见惯，而且这次邓玉娇案也是和招商办与矿山矿长之间密切相关，包庇出事的矿长和招商办主任，成了公安局长利益相关的首要选择了。

按照中共官方的说法，中国司法制度在设计上是完美无缺的，除部份应直接由检察院进行侦查的案件外，公安机关独立行使侦查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院则独立行使法律监督权。任何案件从侦查、审判到执行的全过程中，三权分立，相互配合、制约，保障了案件的公平公正性。然而，公检法三者之间的均衡制约关系，除了文革时期被公然践踏外，如今却被“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的决定悄悄给瓦解了。

按照中共的不成文规定，共产党的党委体系的官员，其权力和地位都比同一级别的国家行政官员大很多，比如中共党总书记的职权大大高于中国国家主席，省委书记高于省长，市委书记超过市长。以此类推，各级政法委书记是共产党专门管理政治法律系统的，其职权比法院院长、检察院院长和公安局长高很多，但一旦公安局长兼任政法委书记，公检法三权分立就形同虚设了。

公安晋常委管政法 权力无限膨胀

其实公安局长兼政法委书记，这不是巴东县的一个特例，而是当代中国的普遍现象和现行政策。《文汇报》美洲版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日发表了题为：〈多兼政法委书记，提升地位突显重视治安，公安高官晋省市常委成风〉的文章，官方把这种破坏司法独立的新政策称为“十七大前中国政坛的一大亮点，在未来或许会有‘上延’。”“公安官员获得提升，显示公安保障民众利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

报导称，“公安系统领导近来地位提升重用的明显信号是，在公安部机关党委书记、部长周永康，同时还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等职务。六位副部长中享受正部级待遇的有两名，分别是常务副部长白景富和副部长刘京。”

报导还强调，公安常委排名靠前。“在省级层面，二零零七年六月底结束的中共三十一个省级党委换届中，有十五位公安厅长进入常委行列，而十四位还同时兼任政法委书记。在没有公安厅长进入省级党委常委的省份中，则有七位公安厅长同时兼任政府职务，要么担任省长助理，要么为副省长。在四直辖市中，除天津没有公安局长出任常委，其他三市如北京、上海、重庆皆有，且均兼任政法委书记。而在五自治区中，也有宁夏、西藏的公安厅长同时以政法委书记身分进入常委。其他无论是经济发达省份浙江、广东、福建，还是边远省份云南、贵州、陕西等十个省份，也均有以公安厅长、政法委书记身分入省级党委常委。”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进入省级常委的公安厅局长，排序大多在常委中较为靠前，如吉林公安厅厅长李申学，排在组织部部长、省委秘书长、省纪委书记、宣传部部长之前，常委中排第三；安徽省公安厅厅长徐立全也排在副省长、宣传部部长、纪委书记等的前面；贵州省公安厅厅长崔亚东虽然排列第八，但也在省军区司令员和宣传部部长之前；而福建省公安厅厅长鲍绍坤则在常委中排第一位。”

“在没有公安厅长进常委的省份中，湖北公安厅长郑少三兼任政法委书记；山东公安厅厅长曲值凡却是省长助理。与曲值凡同样兼任省长助理的公安厅长还有广西的公安厅长梁胜利，辽宁的公安厅长李文喜，甘肃公安厅长何挺，江苏公安厅长黄明，河南省公安厅厅长秦玉海更是兼任副省长。”
司法瘫痪公安横行 各类“杨佳”层出
了解到上述事实的人这才恍然大悟：难怪近年来中国各类社会矛盾日益恶化，冤案急遽上升，访民人数无论怎么打压也依然呈上升趋势，原因就是公安权力的恶性膨胀，使中国司法系统瘫痪，从而导致了目前中国社会可悲的两大特色：一是民众抗议不断，二是各类恶性案件层出不穷。

如今各地公安违法事件飙升，激起上访潮不断。很多群众大规模群体事件的发生，都跟公安从开始到最后的不当处理有关。二零零四年公安部自己都公开承认，每七分钟全国各地就爆发一起大规模群体抗议事件。有评论称，中国如今民怨深重，都是公安权力膨胀，政法委兼公安局长的“功劳”。

由于没有有效的司法监管，各地公安的胆子越来越大，于是出现了黑社会勾结公安的恶性循环。“过去土匪在深山，今日土匪在公安”已成了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许多善良人不敢想像的事也相继发生，如黑砖窑、“俯卧撑”、“躲猫猫”之类事件层见叠出。这样大的国家没有了独立的司法系统，最黑暗肮脏的事件频频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谈到邓玉娇案的历史意义，一方面显示出邓玉娇不畏强权、奋起反抗的顽强精神，同时也表现出全国民众对黑恶势力的公民抗争，然而正如《大纪元》文章〈邓玉娇案中的黑势力政法委黑幕惊天〉所说，该案揭开了公安横行、中国司法瘫痪的现状，而这一切都来源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把法轮功定位成头号敌人之后，设立政法委直接管理的六一○办公室，凌驾在公检法之上从而带来的恶果。

如今十四亿中国人生活在没有独立司法的大环境中，由于中共贪污腐败官员的带头作用，人性中恶性丑恶的东西在无限膨胀，仇恨在迅速蔓延，社会日趋黑暗，各类矛盾一触即发，民怨日积月累已达到临界点，像邓玉娇、杨佳这样的暴力反抗行为也会越逼越多，暴力抗暴将成为下一阶段中国社会的新特征，这也是中共垮台前的最后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