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仁华是北大七七级学生，毕业后在中国政法大学工作，是八九年六四天安门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后流亡到美国，现任《新闻自由导报》主编。他见证了六月三日晚间的屠杀。

历史文献学者吴仁华。

罪恶的枪声终于回响了，时间是晚十一时许。当第一阵枪声从西长安街方向传入广场时，人们无不受到强烈的震撼。紧接着，从北京城不同方向陆续响起枪声，而且越来越密集。眺望西长安街方向，熊熊火光冲天而起，染红了那一片夜空。午夜十二时，广场学生广播台播出了第一名学生死亡于西长安街军事博物馆前的噩耗，引起在场学生的强烈反响，悲愤情绪迅速弥漫。

军队拿机关枪瞄准手无寸铁的学生

凌晨四时，广场上的全部灯光突然一齐熄灭，黑暗笼罩了整个广场，顿时造成极强烈的恐怖气氛。军队开始逼近纪念碑。走在最前列的是一批身穿迷彩服、头戴钢盔的军人，平端冲锋枪，手指紧扣着板机，如临大敌，成战斗队形，弯着腰，以蛇字形向前推进。面对着手无寸铁、静坐不动的和平请愿学生，他们采用这种战场上的姿态，实在是令人可笑又可恨。

六四凌晨五时，穿迷彩军服的特种作战部队士兵冲上人民英雄纪念碑驱赶学生。（六四资料图）

军队在距离学生队伍不到十米处停下并迅速布好阵式。最前面是一排机关枪，约二十挺，架在地上，机枪手趴在地上，枪口紧紧瞄准学生队伍。其后是一排排冲锋枪手，第一排蹲着，后面几排站着，枪口也紧紧瞄准学生队伍。最后面是人数众多、阵容更为庞大的方阵，其中夹杂着少量手持电警棍和又长又粗棍棒的防暴警察。这是一付典型的镇压阵式。

我与特别纠察队的成员们坐在纪念碑底座北面的最高一级台阶上，当军人冲上来后，已经从最后一道防线变为第一线，首当其冲。端枪的军人分排在我们的身后，枪口几乎紧贴着我们的后背，生与死已经没有界线。我的思维一片空白。

军人不断地施暴，时而对我们用枪托砸、枪管捅和大脚踢，时而在我们的头顶端枪一通乱放，枪声震耳欲聋。在持续不断的暴力下，几乎没有人不受到伤害，我的腰部也受了伤。不少人先后被砸下或踢下最高一级台阶，但都坚强地爬起来，一声不响地依旧坐回原处，一动不动，甚至都不屑于回头望一眼军人。

面对镇压心中伤痛无以名状

我们的遭遇还算幸运，而那些位于纪念碑底座之下的学生们面对的是数以千计的军人和防暴警察。这些军人在当局所谓的“反革命暴徒凶残地绑架和杀害解放军官兵”的欺骗煽动下，早已对学生充满仇恨，认为学生是祸根。他们如出山的猛虎，凶狠地扑向学生队伍，用棍棒、枪托和刺刀猛烈的袭击。端坐不动的学生被无情地践踏，惨叫声此起彼伏，撕心裂肺。伤亡急剧增加，部分学生终于被迫站起来，那些坚持不撤的人，则受到更为严重的践踏。

在撤离过程中，学生队伍拥挤不堪，甚至令人透不过气来。军人的袭击，更加剧了学生队伍的混乱和拥挤，不时有学生被挤倒或绊倒，并被无法止步的人流所践踏，耳边不时传来女学生凄厉的惨叫声，有心相救而无力可及，痛苦的心中刀绞，无以名状。

当我们在箭楼附近路口拐向前门西大街之际，从身后广场方向又传来一阵密集枪声，不久，有学生从队伍后面追赶上来报讯，那群坚持不撤的学生惨遭枪杀。悲愤的学生队伍行进得非常缓慢。到了箭楼附近，街道两旁才出现群众，大约有数千人，全都泪水挂满双颊。一些学生跪下了，泣不成声地说：“我们对不起大家，我们没有尽到责任……”

上午十时许，我们回到了自己的校园－－中国政法大学。在校门口翘首以待的师生们，一拥而上，紧紧地拥抱着我们这些幸存者。校园内外，一片哭声。我们还活着，我们是幸存者，但是，我们没有丝毫的欣喜和庆幸。面对着并排躺在教学大楼前的五具遇难学生尸体，我们齐唰唰地跪下，第一次放声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