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访问中国，四天内旋风式造访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带去一股“克氏”旋风。中国专家无一例外地对克鲁格曼严词批驳，说克“坚持己见”；企业界的代表则感慨地说“克鲁格曼不懂中国”。

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现象，克鲁格曼没有被说服。那究竟是“克鲁格曼不懂中国”，还是“中国不懂克鲁格曼”；是“中国不懂外部世界”，还是“中国弄不懂外部世界”呢？
　

从阿西莫夫到诺贝尔

在幼年时期，保罗．克鲁格曼就受到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的影响。后来，因为不能从科幻小说的虚拟世界中找到答案，他转向了经济学，认为经济学是仅次于科幻世界的东西。

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克鲁格曼曾在许多大学任教，目前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克鲁格曼不是民主党、也不是共和党人，他称自己是“自由主义人士”。克鲁格曼很幽默，在一九七八年，他还是一名苦苦奋斗的经济学助理教授时，写过一本《星际贸易的理论》（Theory of Interstellar Trade）的书，计算货物在光速下搬运时，利率该怎样确定的问题。

让克鲁格曼得到一百四十万美元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缘由，是他关于规模经济和广义的平衡模式的理论，它有助于人们理解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贸易和经济活动的地点选择。以前人们认为，贸易只在两个非常不同的国家之间发生，比方说，穷国向富国出口农产品，富国向穷国出口工业品。但后来人们发现，巨额的贸易也在两个非常相似的国家之间发生。比方瑞典把他们的富豪牌汽车（Volvo）出口到德国；德国把他们的宝马（BMW）汽车出口到瑞典。克鲁格曼对此的解释是，消费者们喜欢不同的品牌和选择，而工业界也喜欢大批量的规模生产。

克鲁格曼不懂中国

按说，从克鲁格曼的研究领域看，对中国的经济问题和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他应该很容易对学术界和政府人士提供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可惜的是，在所谓的“激辩”中，中方没有得到克鲁格曼在这个领域内的高论，反而因为克鲁格曼坦率直言、坚持自己的观点，送给这位知名经济学家一顶“不懂中国”的帽子。

克鲁格曼与中国官员和学术界的对话，很有趣味。认知的不同，与参与者的思想观念、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在《纽约时报》他自己的博客中，克鲁格曼就说他的气质“根本就不适应政治”。果不其然，连美国政治都不适应的克鲁格曼，在中国诡异的政治气候下，与官员和御用文人的互动，就更有意思了。

面对蛮不讲理的中共官员，克鲁格曼也确实是在鸡同鸭讲。比方说那位中共前贸易官员龙永图，认为实施货币不可兑换的政策不是操纵汇率，甚至说中国可能“注定要永远操纵汇率下去了”。如果美国政府的官员说出如此蛮横无理的话，根本不需要学术界的人士反驳，社会舆论就会要求他下台了。难得克鲁格曼还有这样好的耐性。

中国经济很独特

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克鲁格曼发表的题为〈亚洲奇迹的神话〉的文章中，他认为亚洲的繁荣来自于劳动和资本的增加，并不是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这种投入型增长的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可以创造奇迹，但“建立在浮沙之上”，是一只“纸老虎”，迟早会破灭。

他预言的亚洲会出现一场危机，虽然受到亚洲政要和学者政治上的口诛笔伐，但不幸的是危机在一九九七年真的发生了。中国学者在感叹克鲁格曼的预言在泰国、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一一实现的惊人预言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料到，预言最重要的目标其实是中国。中国由于劳动和资本增加带来的“繁荣”，同样不是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而中国经济在“建立在浮沙之上”的现状，是中国官员和官方学者噤若寒蝉、讳莫如深的。

克鲁格曼在中国时直言，他觉得中国的经济很难评估，他也很困惑，因为中国比其他大部份国家都更难理解，“中国经济很独特”。

学者官和官学者的观点

此外，中国官员辩解，说中国的贸易顺差是“一种合法的顺差，是国际贸易优势决定的”。克鲁格曼明确的指明，中国的贸易顺差是比较优势的自然结果，是中国的政策造成的。他认为，中国央行通过外汇收支结算把贸易获得的外汇收集起来作为国家外汇储备，又用这些外汇储备购买美国的债券，这是非常奇怪的政策。

辩论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居然厘不清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认为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是美国方面引起的，“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人花钱太多，因为美国信贷太松、钱太多，对中国产品的需求非常旺盛；以及美国对中国出口有很多限制。”这类文人在罔顾事实、以学者的身分为中共的官方政策辩护的做法，既玷污了学术的尊严，又误导了国人。而克鲁格曼不明白的是，这些人与他的“对话”、“激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价值上的辩论，也不是政府间利益交锋的谈判，而只是帮助膨胀了国人虚假的自大习气，天真的认为中国真是一个自由而开放的国家，中国的学者已经自由的与国际学术界能够无所顾忌的“交流”了。

选择性倾听的问题

中国媒体广泛转载的克鲁格曼的预言“二十年后中国成为最大经济体”时，没有注意到他的“如果”一词，以及这位经济学家仔细的假设：“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如果是8％，美国的增长率是2.5％～3％”，“照这样发展，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需要二十年”。但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是不是真的是8％？这里面有多少水分呢？这个“8％”是否会持续二十年呢？对这些问题，官员和学者没有答，克鲁格曼也没有问。

克鲁格曼说，人民币成世界主要货币还要几十年，他有生之年是看不见了，这多少让许多国人感到失望。人们已经在官方媒体一面倒的烘托、渲染之下，习惯于大跃进式的思维，真的以为在货币问题上“超英赶美”，现在即将实现了呢！

克鲁格曼做谘询时，似乎至少要每小时一千美元。他给休斯顿一家公司谘询时，四天赚了三万七千五百美元，中国之行不知道他能够拿到多少？但从中方积极安排、大卖入场券、并高姿态造势的举措看，“坚持己见”的老克应该是赚得满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