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了九年的公開退黨聲明

文 ◎ 文婧

「我等了九年了，終於能公開退黨了！」在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德國柏林著名景點布蘭登堡門前的紀念法輪功學員北京四‧二五和平上訪十周年的活動中，天津人張明公開宣布退出中共。

九年前的義舉

今年五十多歲的張明中等個頭，身材略顯消瘦，說話時直視著對方的眼睛，眼神中透出的一股正氣讓人相信，他確實能做出九年前的那件非同尋常的事情。

二零零零年，中共鎮壓法輪功正是高潮的時候，「天津新聞」中播放了一個名叫楊泉的人跳樓自殺的消息，在新聞裏說，這個人是因為修煉法輪功才自殺的。在當時這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新聞，但是對張明來說無異於棒喝：「當我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我驚呆了，這是彌天大謊呀！」當時張明在天津市運輸公司工作，這個楊泉是他的同事，也是他的鄰居：「楊泉的情況我們都很了解，他得了股骨頭壞死，幾年了，不但上不了班，而且為了治病負債累累，單位又不給報銷，都到了連錢都借不來的地步了。他本人不煉法輪功，但他的妻子是煉法輪功的，一九九九年的時候就因為煉法輪功失去工作了，家裏沒有了經濟來源，而他上有老母親，下有上中學的孩子。他這個病沒有錢也治不了，為了給家人減輕經濟負擔，他就跳樓自殺了。」

這條污蔑法輪功的假新聞讓張明聯想起了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開始鎮壓法輪功以來的鋪天蓋地的關於法輪功的媒體報導：「那時候所有的電視頻道都在說法輪功怎麼怎麼不好，什麼自殺，殺人的。我當時就很懷疑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可是也沒有辦法調查。楊泉的事情一出來我就想，天津電視台可以在這件事情上造假，那麼中央的電視台在其他的事情就不能造假嗎？上梁不正下梁歪呀！」

自從楊泉的事情上了電視，他生前工作的天津市運輸公司，也就是張明所在的公司的同事們都在私下裏議論紛紛。而張明走得更遠，他想弄清真相。幾經周折他終於找到了楊泉的妻子，她告訴他，這一切都是政府一手策劃的：「楊泉的妻子告訴我，他死後，區政府親自來找楊泉的家人，當著家人的面讓單位領導報銷三萬元醫藥費，並把他們兩室一廳的房子換到了位於市郊的一套三室一廳的房子，很快就搬了家。他的家人當時迫於經濟壓力——他們還要還別人錢呀！所以就答應了政府提出的條件，上電視承認楊泉是因為煉法輪功而跳樓自殺的。」張明回憶道。

不久以後，兩萬份名為「一個法輪功之死的背後真相」的傳單被散發到了很多天津市民的信箱中。這是張明和五名同事用自己單位的複印機複印並在暗中散發的。張明說出了當時的動機：「天津市政府欺騙了一千三百萬天津市民，我非常反感，就是想把事實真相告訴大家。中央電視台的那些報導我沒有辦法去調查，但是天津的這件污蔑法輪功的事情我是親身經歷的。一張紙，如果政府天天說它是黑的，那人們就認為它是黑的了，我就是要告訴大家，這張紙是白的。

拘留一個月，絕食被釋放

之後不久，在二零零零年九月的一天，就在很多天津市民們對傳單上的內容議論紛紛的時候，天津河北分局的警察突然來到了張明的工作單位，把參與發傳單的六個人都抓走了。

當記者問在分發那兩萬份傳單的時候是否想到後果時，張明坦承當時以為只是發到別人的信箱裏，沒有人會知道。直到今天，他仍不知道警察是如何知道這件事情的。

前後一共一個多月的拘留所生活不堪回首，張明說：「二十多平米的屋子擠了四十多號人。睡覺的時候必須把褲腳和袖口繫住，不讓臭蟲進去。夜裏人們一個挨一個地側著睡，如果上廁所，回來以後就沒有地方睡覺了。吃的是粗玉米麵，難以下咽。」在拘留期間，張明長了滿嘴的口瘡，什麼東西都吃不了，為了能夠重新獲得自由，也為了能夠得到有效的治療，他開始絕食，七天之後，在他奄奄一息之際，由他的哥哥做擔保，張明被保外就醫。「我一出拘留所就送到醫院輸液去了，因為很長時間沒有進食，那個血管一扎就透。」張明說。

朋友被判刑，隻身逃往國外

眼前拘留所的這個難因為生病而暫時躲過了，但是更嚴重的事情還在後面。二零零一年三月，法庭的法警到了張明家發傳票，上面寫的罪名是：「煽動顛覆社會主義罪」。

「我知道，如果我去了就回不來了。所以我就跑到吉林的一個朋友那裏，之後在朋友的幫助下我偷渡到了德國。」張明說：「其他的那五個同事後來都被用這個罪名判了五到七年刑，其中一個死在了監獄裏，我們都不知道是怎麼死的，只知道他一直不服，一直在上訴，我們推測，很可能是因為這個他在裏面被折磨得很厲害，最後就不行了。其他幾個現在都已經刑滿釋放了，但是原來的單位回不去了，都沒有工作了。」就連當初擔保張明保外就醫的哥哥也沒能倖免，被判了三年。

從二零零一年三月收到法院的傳票到二零零二年五月到達德國，他一共流離失所十四個月，在去德國的路上，他和一個偷渡團體一起經歷了坐火車，汽車和徒步行進，轉道俄羅斯和東歐，最終到達了漢堡。

日本神戶遊行聲援五千萬三退。

加拿大首都集會聲援五千萬三退。

台北市總統府前凱達格蘭大道上，台灣各界正義之士與澳洲民運人士一起在此召開聲援退黨記者會。(新紀元)

鎮壓引起對法輪功的關注

「我以前從來沒有關注過法輪功，鎮壓開始以後，我看到所有的電臺都在報法輪功，就很好奇，很想知道法輪功到底是什麼，讓中共這麼大動干戈。」張明當時是公司裏的一個運輸大隊的隊長，手下有十幾個司機，他說：「直到領導找我手下的一個司機談話，我才知道，原來他就是煉法輪功的。直到我的鄰居被開除了，我也才知道，原來她也是煉法輪功的。」

一九九九年鎮壓開始一兩個星期之後，張明找到他手下的這個司機，要借《轉法輪》這本書看看。「一開始他說什麼也不借。因為當時要求所有的人都要上交法輪功書籍，如果不交的話是要受到懲罰的，所以他不想讓別人知道他還有書，後來我一再保證不會說出去，他才同意我到他那裏看兩個小時，書不許拿走。」張明回憶道：「我一開始是抱著挑毛病的想法，想看看裏面有沒有危害國家利益的內容。我只大概地看了兩個小時，就有兩個印象，一個是真、善、忍，一個是不爭不鬥，打不還口，罵不還手。我覺得挺好，沒有看到什麼有害的東西。」

談起那個曾經在他手下工作的法輪功學員，張明脫口而出：「人很好，工作非常認真。」張明舉了一個具體例子：「跑運輸的人都知道，一隊大卡車在路上的時候，如果一輛車壞了，後面的車就得停下來幫他修，但是前面的車看不到就走了。那最後的那輛車的司機就最艱難，因為誰的車壞了他都得停下來幫，但是如果他的車壞了就沒有人幫。而這個法輪功學員每次出車都在最後一個，讓他到前面去他都不去。冬天在東北，冰天雪地的，修車時手都伸不出來，有一個人幫和沒有人幫大不一樣。他每次都把最困難的事情留給自己。」

在中國，因為中共信息封鎖，張明並沒有很多得到法輪功真相的渠道，但是他從官方媒體的報導中得出一個結論，法輪功絕對不是政府說的那個樣子：「中央電視台說，法輪功學員裏有教授、學生、教師、幹部、工人、軍人等，但就是沒有地痞流氓。從來沒有一個報導說，破獲了一個犯罪集團，他們都煉法輪功。那麼為什麼壞人都不去煉功呢？為什麼那麼多社會階層高的人煉呢？他們都分辨不了好壞嗎？」

左圖：原首都師範大學心理學教授孫延軍博士在美國國家記者俱樂部召開新聞發佈會，揭中共利用宗教科學研究控制和迫害民間宗教團體的罪行。二零零九年一月初在大紀元的網站上宣佈退出中國共產黨。(新紀元)
右圖：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日，前中共國家安全系統諜報官員李鳳智在美國國會山呼籲世界各國政要關注中國民眾的人權狀況。李鳳智說，中國的人權災難愈演愈烈，讓人忍無可忍。(新紀元)

幾十年的心路歷程

在二零零零年，當張明意識到中共在用一個欺天大謊欺騙全中國十幾億人民的時候，他在精神上就已經脫離了中共，張明說：「我以前入過共產黨，但是二零零零年那件事情以後，當有人問我是不是黨員的時候，我就說不是。」

張明出生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從一個所謂「生長在紅旗下」的，對共產黨曾經充滿希望的年輕人，到公開退黨，張明走過了一個漫長的心路歷程。

一九七三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張明是一個「積極上進」的中學生。一次學校裏要開批鬥會，讓張明去糊掛在被批鬥人胸前的牌子，結果他沒注意到報紙的背面就是毛澤東的頭像。牌子正面打了個叉子，背面卻是毛的頭像，在那個瘋狂的年月，他因此而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了七年，關在天津市第三勞改隊。那裏面生活艱苦，先不說沒有自由，那裏面還有諸如把人推進七八十度高溫的磚窯，胳膊反吊著打人的酷刑。到一九七八年平反的時候，他已經在那裏度過了五個年頭。

「當時裏面有很多冤假錯案，比如幾個南開大學的老師，因為不小心摔了一個『毛主席』的石膏頭像，就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平反的時候，除了那些大右派得到了一些經濟補償，像我們這樣小的冤假錯案都沒有賠償的。」張明說。

但是這還不是張明真正看清共產黨的開始：「被釋放的時候，他們對我們說，把這筆帳記到四人幫的頭上。我們就真的把這筆帳記到了四人幫的頭上，覺得這個黨還是好的，有錯誤能改。」當張明說起當時的想法時，不能不提到一九七八年時的大環境：「當時我們也沒有其他的信息來源，不知道什麼是民主，自由，也不知道外國是什麼樣子，共產黨說什麼大家就信什麼，大部份人都是這樣。」

正因為他當時仍然認為共產黨還是好的，所以一九九零年他入了黨，當然裏面也有一些現實的原因，他說：「當時黨員有很多好處，比如公司裏進了一些好車，如果一個運輸大隊的隊長是黨員，他得到好車的機會就大，一些消息黨員隊長也能夠先知道。」

大陸最大的犯罪集團

而真正讓他思考共產黨到底是個什麼樣的組織的，就是對法輪功的鎮壓，和他僅僅因為為法輪功說話就被迫害。「我們可以把事實擺到桌面上看，我只是把事實真相說了出來，這到底犯了什麼罪？到底是誰在犯罪？」張明加重了語氣說：「我沒有罪！中共才是大陸最大的犯罪集團，它有監獄，警察，軍隊，先進的交通，通訊設施，它一黨獨大，說黑就是黑，說白就是白，說好話，做壞事，不許別人有不同意見。它剝奪了十四億人的民主和自由。它每次迫害了別人的時候，都找一些替罪羊，把責任推到個別人的身上，而黨還是『光榮偉大正確』，還可以繼續欺騙老百姓，繼續迫害老百姓。」

二零零零年張明因為為法輪功說話而被拘留的時候，他就想退黨了：「我一直想站出來退黨，但是一直沒有機會。我現在住的地方是個非常小的地方，連中文的大紀元都很少看到，幾個月前才有人把美國的一個退黨熱線電話告訴我，我才和退黨服務中心聯繫上。在網上用真名退了黨。」

當張明知道退黨、退團、退隊（三退）不只包括現在是黨員，團員和隊員的中國人，也包括曾經是團員和隊員的人的時候，他表示，絕對不只有五千三百萬人想在網頁上聲明三退：「中國人普遍對共產黨很反感，一提起來都罵的，絕對不只五千三百萬人想退。我相信，當人們一點點看清中共的真實面目的時候，當越來越多的人知道如何退黨，退團，退隊的時候，會有越來越多的人退出的。中共解體是早晚的事情。」

當被問到用真名退黨是否有顧慮時，張明說：「真正害怕的是共產黨，它說假話，當然就害怕說真話的人。它越迫害，說明它越害怕，它的末日就越近了。」

海外團體譴責中共暴行：
上圖：歐洲議會在布魯塞爾總部大廈內舉行了歐洲良知和共產極權罪行的聽證會。（新紀元）
下圖：倫敦「外國媒體協會」舉行了題為「沉默的群體滅絕」新聞發佈會。居中的是主持發佈會的歐洲議會副主席麥克米蘭－斯考特先生。（新紀元）

退黨才愛國

自己退了黨的張明希望更多的人退出中共這個「大陸最大的犯罪集團」，當有國內的朋友半開玩笑地說他是「叛黨叛國」的時候，他說：「我承認我是叛黨，但不是叛國，正因為我愛國，我才叛黨。而且我很高興我『背叛』了這個大陸最大的犯罪集團。共產黨嘴裏說著『和諧社會』，實際上腐敗透頂，老百姓的錢都被他們『和諧』到自己兜裏去了，自己說假話，別人說真話就把別人『和諧』到監獄裏去。」

張明用一個手勢加重語氣道：「如果一個人愛的是中國，愛的是中國人民，那麼就應該退出這個謊話連篇，腐敗透頂的共產黨和它的所有附屬組織。」「共產黨不等於中國，中國也不等於共產黨。」

九年心願達成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張明一大早就坐火車三個多小時趕到柏林，在等了九年之後，他終於在布蘭登堡門前，在柏林初春溫暖的陽光下，用麥克風公開宣布退黨，說出了一個憋在心裏九年的願望。他的話馬上被翻譯成德文，讓周圍駐足聆聽的德國人也能夠明白一個中國人的心聲。

「因為幫法輪功說句話，我被中共迫害，被迫離開了我熱愛的國家。我的哥哥後來在天津請了律師，要求法院撤消對我的訴訟，但是他們不理，不接待。後來通過法院的熟人我們才知道，這個案子，上面的政治壓力太大。我現在是有家不能回。」張明大聲說道：「當中共解體的那一天，我就回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