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风光一时的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港企，已经在金融海啸的冲击和中共体制的政策变化之下，成为昨日黄花。面对举步维艰的生存环境，下一步，他们是申请破产，还是选择半路出逃？成为摆在港企面前的一个新兴难题。

随着外资纷纷撤离，珠江三角洲数万家企业倒闭，昔日“世界工厂”热闹场景不再。图为位于珠江三角洲的深圳港。（AFP）

二零零九年，对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港资企业来说，绝对是雪上加霜的一年。

深圳南太电子公司高挂这样的横幅：“如果没有员工的理解与配合，南太集团将于二零零九年底光荣结束”。

这个颇有“党文化特色”的横幅，映射出千万曾经风光的港资企业现今惨状的冰山一角。这间二零零四年在香港上市的港资南太集团下属集团，因为公司没有订单已经陷入绝境，不但员工裁员一半以上，留下来的人也被减薪至少三成，剩下的日子如残烛般屈指可数。

今年首季度 三千多家港企破产

四月九日，在深圳举行的一个因应金融危机的研讨会上，八百多家企业的老板纷纷表示去年的订单已做完，“今年的订单目前还不知道在哪里，企业现在已是奄奄一息了。”

十五日开幕的广交会，成交也淡的惊人，据官方统计比同期缩减两成以上。但有企业开幕首日就表示，参观的客流比去年同期减少高达九成，几乎恢复SARS的萧条状态，原本希望“及时雨”拯救港企措施的愿望再次落空。

香港中小企业联合会会长刘达邦表示，港企在珠江三角洲的情况是“从未有过的严峻”。去年七万家港企有五千家已经结业，今年情况更为恶劣，第一季度就有5％的港企，三千两百家处于濒临破产的状况：“他们不够订单做，或者已经停工，或者只有约一成的工人在开工，如果未来几个月未有改善，他们就被逼要结业。”

令珠三角港企处于“水深火热”困境的原因，刘达邦指出，除了金融海啸的冲击之外，和这两年大陆经济环境恶化有密切关系。包括人民币升值、油价上升、电力短缺及通货膨胀等令企业营运成本大幅度上升，加上新的劳动合同法颁布，部份行业的进出口受到限制，此外，银行收紧信贷也令港企举步维艰。

空城下的恐惧

离香港只有一个多小时车程的东莞，曾经是港资投资的天堂。东莞大约有一点五万家外资企业，其中港企占一万家左右。但自二零零七年开始，“倒闭”潮和“裁员”潮的阴影笼罩着这个昔日繁华的小镇。

走在东莞凤岗镇工业区附近的街上，许多随着工厂和民工的离去而失去了消费人潮的店铺，早已开始一批批地倒闭。随处可见紧闭的铁闸门上方挂着招租的看板。“老板走了，工厂倒了，人都空了。”一家餐馆的老板说。虽是就餐时间，他的餐馆里面却没有一个客人。

“东莞会成为空城吗？”这是大陆网友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绝非危言耸听。入夜后每条街都有警车驻守；未撤离的港商每天出入都要带一尺长扳手防身；连中港司机路过东莞也要靠无线频道互相照应；治安状况恶劣的东莞，俨如危城。

在东莞常平开电子厂的阿曾，为了自保，除每天驾车出入，背包内总放两把一尺长的大扳手。他说：“几乎每天都有港商朋友同我讲，又在街上被人抢颈链、抢手袋，甚至有人给个贼押返工厂拿钱都有！”他说，公安一般只会扣留贼人数天便释放，全没阻吓。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六日，东莞失业工人汇集到政府大楼前示威。（AFP）

在大陆没钱破产都难

治安差，环境差，很多港商支撑不下去，想申请破产，但却发现此路难行。刘达邦指出，很多港资企业申请结业，但却遭受中共当局处处刁难，而且程序繁复，包括海关、劳动局、税务局、环保局、税务局等关关都要给钱，搞定了以后才能批准结业，而且这些部门不给钱，国家统计部门就不列入申请破产的行列中。

相对于香港破产受政府保障，只是增加不能坐的士、出外旅游的限制，刘达邦慨叹，在大陆没有钱，想破产都难。“这些撤资全部要给钱先，所以在大陆想破产都不是这么容易，快的需要三个月，慢的甚至要拖到三年才能结业。”

他举例说，去年初一间生产微型摩托车的港商结业，负责人计画将机械及原材料转售，但至现时为止仍未能结业，原因是未能与海关“谈好数”。他说，未有缴交税款的材料不能出售，间接变废料，但要交足税款则要五百多万元，这个金额对负责人来说，根本无可能支付。

有香港报章报导称，当地政府阻挠港商结业，声称只要保证不结业，政府可以提供一连串优惠，包括所有厂房日常用水、用电、用煤及政府开支，均会有减免，甚至希望他们处于“半停工”状况下继续经营。

据知有的港商因为没有钱给大陆相关部门，甚至面临被关、被绑架的命运。刘达邦也指出，有三名会员向他投诉，被当地劳动局派人贴身跟踪，限制人身自由，直到他们给了钱才算了事。

很多工人一觉醒来发现外企老板半夜逃逸的事情。先是韩资出逃，仅二零零七年便有八十七家，接着是港资，报章不时可以见到工人抗议老板走人。刘达邦道出其中苦楚：“如果能撑下去谁不想撑，但是大陆你想破产都难，甚至还有人身安全的忧虑，所以很多国内撤厂的港资企业，他们被迫要离开到外国一段时间，就是这个原因。”

引进外资还是引诱外资？

对于港商在大陆破产难，曾经在八十年代为二十多家港资、台资做法律顾问的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表示，中国大陆虽然早在八十年代就出台了〈破产法〉，但当时只是针对国有企业，九十年代扩展到适用范围为台资、港资等外资企业。但相关法律对港商没有保障，“只是维护共产党的利益”，另一方面，即使有法可依，在共产党体制下，一旦出了问题，港商的权利也很难保障。

“引进外资，还是引诱外资？”郑恩宠说，早在邓小平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时候，他的老师，当时多个上海大学经济教授就提出这样的质疑。他认为，今天港商在大陆面临的困境，也是和共产党合作的必然恶果。而他当年谘询过的二十多家港台商，绝大多数都是以亏本离场。

“当时他们从上到下，给你一路绿灯，一旦有盈利了，就所谓的依法办事，但是法是共产党的法。到今天，港商撑不下去，共产党也不会放过你，他们会榨干你最后一滴水，你玩得过共产党吗？”

郑恩宠指出，中共阻挠港企破产，主要是担心港资一旦结业，当地政府官员受贿就没有财源，也有业界人士认为，当局担心工人无工开，上街抗议冲击中共政权，为保官员乌纱帽，就施压要港商不准结业。“他们的指导思想就是稳定，稳定压倒一切，根本不在乎港商的利益。”

对于半路出逃，郑律师预计同类个案会陆续增多。“他们活不下去，肯定会走，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他估计，未来会有更多的港商加入到维权队伍中，他并建议，港商想破产，最好争取到香港仲裁委员会介入，来处理有关的法律纠纷，或者聘请大陆当地的维权律师保障自己的权利。“如果你不了解共产党的法律，你怎么和他们斗？”

曾被中共以间谍名义控罪判刑并遭驱逐的原香港城市大学市场营销学系副教授李少民，七年前即表示在大陆投资容易撤资难。（新纪元资料室）

投资容易撤资难

曾经被中共以间谍名义控罪判刑并遭驱逐的原香港城市大学市场营销学系副教授李少民，在七年前接受《大纪元》采访时，就对外资进入大陆做出这样的预测，“在大陆投资容易撤资难。”

李少民说，“大陆的经营成本相当高。”他认为那是一个制度问题。就如上海的台商，他们很恨大陆的制度，因为大陆政府说得很好听，把他们吸引到上海投资，再把他们拴住，不让台商撤资。

他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说，美国的资讯科技集团IDG（International Data Group）是在中国资讯市场投资金额最大的外资公司，在国内投资了有名的《计算机世界》杂志，赚了很多钱，可是这些钱拿不出中国，因为在大陆赚了人民币，换不成外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