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份子在追求创作自由的第一步，必定从追求自由开始。中国人民自古以道家思想为依归，顺其自然，所以面对中共的百般压迫始终容忍。但近年来每年十万起的维权抗议事件发生，已经引起各界的关注。中国的自由，是否已到来？

知识份子的良心，永远是大时代追随的方向。三月二十九日下午，台海两岸知识份子有机会共聚一堂，台湾的金恒炜、大陆的杨小滨、沈戎，在袁红冰的主持下，展开一场精采无比的对话。这些对话睿智犀利、处处机锋，令听者拍案叫绝。

当自由台湾遇上极权中国

《当代》杂志总编辑金恒炜首先提到，中国文化在台湾，一则并不深厚，二则过去在政治体系影响广大的“新儒家”虽然影响甚巨，但因为形成儒派主义，对台湾民主发展也不好。且其后新儒家在政党轮替后，几乎全盘退出、转进中国，在台湾衰落，已无可论。他认为目前台湾人深受日本思想影响，且对于西方的民主概念，尚停留在古典理论、理性主义对于民主的定义：“权力来自于人民”。这是属于乌托邦的想法，也是不切实际的理想；因揆诸二次世界大战后，熊彼德所提：“民主就是争取选民的选票取得胜利。”如此说法在世界广泛承认，却罕见有人在台湾拥戴此种务实理论。他也列举当今儒家思想影响深远的国家，无法施行民主政治，以证明他的观点。

《当代》杂志总编金恒炜。

对此说法，旅澳学者袁红冰教授认为，政治问题需与文化观念作一厘清。政治文化仅是人类文化重要的一部份，而中国自由文化是多元的，绝不仅仅只有政治或者新儒学。

大陆学者沈戎回应，他认为中国文化并不仅有儒家而已，最精髓、最为民众认同的思想，应该是道家文化。他并以南韩的民主状况，回应金恒炜先生：儒家思想亦可力行民主统治。

儒家思想并非民主的阻力，但是可悲的是林肯名言：“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在中国应该倒过来：“什么样的政府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民。”中国问题不在中国文化，而在执政者。因为老百姓奉行的是道家文化，习惯顺其自然，所以唯政府之命是从。比较北韩与南韩的不同，也就在于执政者不同。只要政府愿意实施民主，他就可以民主。民主是普世价值，大家都知道这是好东西，但是如果执政者把持权力不放，人民愿不愿意为其付出代价？这是沈戎所提出的疑问。

中国自由文化的探索

杨小滨教授认为，政治的观念许多涉及制度，不能与文化问题一概而论，也不是能够提供解决问题的终极方法。他认为金恒炜的核心观念就是民主，而民主即使在中国也有某种程度的体现，在实施民主多年的西方，也仍旧问题重重。如果民主仅限于政治制度而失去精神层面，或许会失去很根本的东西。

大陆学者，目前为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小滨。

杨小滨教授推崇庄子自由逍遥的精神，但认为庄子消极的生命观，难以融入现代中国从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文化。他观察从五四运动、鲁迅文学、到毛泽东统治，看到的是非常西化与绝对主体性的话语体系。这种不容分说的表达方式，使被接受的人不能怀疑、只有接受；而个体如何从这种铁板一块的话语体系，寻找缝隙与力量的话语体系，也是我们可以关注的文化部份。因为只有当质疑的力量存在时，民主才可能实现。

与会学者并探讨到知识份子角色，是否应该与政治关系联系紧密，或应该独立于党派之外？基督教精神原罪形成西方民主的根源，或是神权思想反而抑制民主？

袁红冰最后做一结论：没有自由就没有文化，没有宽容的精神，就没有多元文化。中国自由文化必须建立在自由的前提。这是一切讨论中国文化精神的基础。

大陆百姓渴望自由

伍凡评论家也提出他的看法：他认为今天台湾学者是西方经典的学院派，另外一派是大陆的实际派。他说：“在我看来，用西方的经典派看中国问题没有一个准确的，没有一个真正的外国通是可以把中国问题搞懂的。”

 
名评论家、中国事务杂志凡总编伍。
　

伍凡举哈佛大学的中国通教授为例说明，临死前把他所有的书烧掉，写了一本新中国历史，因为六四之后把他所有的历史观改变。伍凡说自己经历过五四年代、各种改革，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八十年代才离开中国；这期间可以看到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态度一直在改变。六十年代时死了四千万人，老百姓没有任何人反抗。

但是现在中国老百姓要求维权，每年超过十万起，喊出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他们很清楚要求：“你这个官员贪污、把我的土地、钱财拿走，我要求监督你这个政府，改变这个制度。”因此老百姓是渴求民主的，简直是揭竿而起。他们要求第一是自由，第二是民主。但因为共产党迫害力量太大，所以目前还无法汇集成一股力量。这不是中国的文化可以解释清楚的问题。这是他从实际状况观察到的结论。

他强调民主有它的需求、有它的市场。老百姓要的是把官员请下台，关进监狱。许多文化低落的百姓并没有深厚的文化支持背景，但是他们的诉求非常简单。至于用什么程序，那就是技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