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份子在追求創作自由的第一步，必定從追求自由開始。中國人民自古以道家思想為依歸，順其自然，所以面對中共的百般壓迫始終容忍。但近年來每年十萬起的維權抗議事件發生，已經引起各界的關注。中國的自由，是否已到來？

知識份子的良心，永遠是大時代追隨的方向。三月二十九日下午，臺海兩岸知識份子有機會共聚一堂，臺灣的金恆煒、大陸的楊小濱、沈戎，在袁紅冰的主持下，展開一場精采無比的對話。這些對話睿智犀利、處處機鋒，令聽者拍案叫絕。

當自由臺灣遇上極權中國

《當代》雜誌總編輯金恆煒首先提到，中國文化在臺灣，一則並不深厚，二則過去在政治體系影響廣大的「新儒家」雖然影響甚巨，但因為形成儒派主義，對臺灣民主發展也不好。且其後新儒家在政黨輪替後，幾乎全盤退出、轉進中國，在臺灣衰落，已無可論。他認為目前臺灣人深受日本思想影響，且對於西方的民主概念，尚停留在古典理論、理性主義對於民主的定義：「權力來自於人民」。這是屬於烏托邦的想法，也是不切實際的理想；因揆諸二次世界大戰後，熊彼德所提：「民主就是爭取選民的選票取得勝利。」如此說法在世界廣泛承認，卻罕見有人在臺灣擁戴此種務實理論。他也列舉當今儒家思想影響深遠的國家，無法施行民主政治，以證明他的觀點。

《當代》雜誌總編金恆煒。

對此說法，旅澳學者袁紅冰教授認為，政治問題需與文化觀念作一釐清。政治文化僅是人類文化重要的一部份，而中國自由文化是多元的，絕不僅僅只有政治或者新儒學。

大陸學者沈戎回應，他認為中國文化並不僅有儒家而已，最精髓、最為民眾認同的思想，應該是道家文化。他並以南韓的民主狀況，回應金恆煒先生：儒家思想亦可力行民主統治。

儒家思想並非民主的阻力，但是可悲的是林肯名言：「什麼樣的人民就會有什麼樣的政府。」在中國應該倒過來：「什麼樣的政府就會有什麼樣的人民。」中國問題不在中國文化，而在執政者。因為老百姓奉行的是道家文化，習慣順其自然，所以唯政府之命是從。比較北韓與南韓的不同，也就在於執政者不同。只要政府願意實施民主，他就可以民主。民主是普世價值，大家都知道這是好東西，但是如果執政者把持權力不放，人民願不願意為其付出代價？這是沈戎所提出的疑問。

中國自由文化的探索

楊小濱教授認為，政治的觀念許多涉及制度，不能與文化問題一概而論，也不是能夠提供解決問題的終極方法。他認為金恆煒的核心觀念就是民主，而民主即使在中國也有某種程度的體現，在實施民主多年的西方，也仍舊問題重重。如果民主僅限於政治制度而失去精神層面，或許會失去很根本的東西。

大陸學者，目前為臺灣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楊小濱。

楊小濱教授推崇莊子自由逍遙的精神，但認為莊子消極的生命觀，難以融入現代中國從五四運動以來形成的文化。他觀察從五四運動、魯迅文學、到毛澤東統治，看到的是非常西化與絕對主體性的話語體系。這種不容分說的表達方式，使被接受的人不能懷疑、只有接受；而個體如何從這種鐵板一塊的話語體系，尋找縫隙與力量的話語體系，也是我們可以關注的文化部份。因為只有當質疑的力量存在時，民主才可能實現。

與會學者並探討到知識份子角色，是否應該與政治關係聯繫緊密，或應該獨立於黨派之外？基督教精神原罪形成西方民主的根源，或是神權思想反而抑制民主？

袁紅冰最後做一結論：沒有自由就沒有文化，沒有寬容的精神，就沒有多元文化。中國自由文化必須建立在自由的前提。這是一切討論中國文化精神的基礎。

大陸百姓渴望自由

伍凡評論家也提出他的看法：他認為今天臺灣學者是西方經典的學院派，另外一派是大陸的實際派。他說：「在我看來，用西方的經典派看中國問題沒有一個準確的，沒有一個真正的外國通是可以把中國問題搞懂的。」

 
名評論家、中國事務雜誌凡總編伍。
　

伍凡舉哈佛大學的中國通教授為例說明，臨死前把他所有的書燒掉，寫了一本新中國歷史，因為六四之後把他所有的歷史觀改變。伍凡說自己經歷過五四年代、各種改革，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八十年代才離開中國；這期間可以看到老百姓對共產黨的態度一直在改變。六十年代時死了四千萬人，老百姓沒有任何人反抗。

但是現在中國老百姓要求維權，每年超過十萬起，喊出打倒共產黨的口號。他們很清楚要求：「你這個官員貪汙、把我的土地、錢財拿走，我要求監督你這個政府，改變這個制度。」因此老百姓是渴求民主的，簡直是揭竿而起。他們要求第一是自由，第二是民主。但因為共產黨迫害力量太大，所以目前還無法匯集成一股力量。這不是中國的文化可以解釋清楚的問題。這是他從實際狀況觀察到的結論。

他強調民主有它的需求、有它的市場。老百姓要的是把官員請下臺，關進監獄。許多文化低落的百姓並沒有深厚的文化支持背景，但是他們的訴求非常簡單。至於用什麼程序，那就是技術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