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经济衰退,香港不同阶层的人各自寻找出路和自救办法,以求在困境中生存并且改善生活,共同购买计划小组便是其中一种形式,一些低收入或者接受救济的家庭共同商量购买生活品,不仅提高生活品质,而且在精神上也感到轻松开心。


共同购买网络供选择的一些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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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共同购买计画团队应运而生

巧妇难为无米炊,这是很多家庭在经济不景气时要面对的问题。(Getty images)

文 ◎ 吴雪儿

面对经济衰退,香港不同阶层的人各自寻找出路和自救办法,以求在困境中生存并且改善生活,共同购买计划小组便是其中一种形式,一些低收入或者接受救济的家庭共同商量购买生活品,不仅提高生活品质,而且在精神上也感到轻松开心。


共同购买网络供选择的一些货品。(谢旭雯提供)

年底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令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入了经济严冬,香港也不例外。面对严峻的环境,社会各阶层各自寻找出路和自救方案,如何能够在逆境中自强,成了一个挑战但却是很实际要面对的问题。

一年多前,综援人士、基本生活保障权益协会成员李女士参与了一项共同购买计划的小组工作:“当时金融海啸还未发生,计划是希望为综援人士改善生活质素,综援金额可以给你生存,而不是给你生活。”

李女士简单介绍说:“现时的消费模式就是去超级市场,选择不多,以前在屋村的小店铺,都变成领汇租客,经营成本高,都在式微中。所以想到一种集体购买的模型,发挥自助互助的精神,改善生活质素。”

金融海啸发生后,很多低收入人士的处境都不好,所以多了他们来参与。

关注点由量到质

共同购买计划的关注点不单是在“量”,而且还重视“质”,李女士说:“以前在超级市场买的黄豆油,用到最后时,把油倒到烧热的锅内,会有‘炸炸声’,一般来说,除非有水份,否则不会发出这种声音,感觉上油的成份不是很纯。

价钱方面,一千毫升的油,最便宜都要三十元,现在集体购买,同份量的油才七元,而且是质量好的。”

由零开始到现在,李女士说,聚集到一班街坊群策群力做一件事,也对他们的生活起到了一些帮助,提高食物质素,减少吃一些廉价不健康的食品,让身体健康,医疗开支也减少。

综援妈妈吃素为孩子

李女士说,能够购买到高质量的基本食物对一些基层家庭很重要,现在百物腾贵,肉类很多都升价起码一倍,一些有小孩的综援家庭,可以购买的肉不多。小孩发育时期吃肉也多,一些妈妈开始不吃肉,让小孩多吃点,自己则转吃一些饱肚的素菜如薯仔。计划可以帮这些妈妈改善营养,如食用有机糙米,营养价值高:“差好远的!”

李女士说,很多街坊表示,参与了计划,精神方面也开心了很多:“一些基层街坊所遇到的歧视很大,他们朋友不多,有也不会很正面去交朋友,因为不想把自己的情况告诉别人,现在计划提供了一个平台,大家是同路人,社交圈子也扩大,心情也会比以前开朗。”

金融海啸后,购买计划也吸引了一班中产人士,李女士认为,参与购买计划,有机会让她接触到社会不同阶层的人士,使不同阶层的人士多了互相了解,社会也会和睦一点。

香港的综援人士

共同购买网络是关注综援检讨联盟及基本生活保障权益协会合办的一项社区计划,关注综援检讨联盟组织干事谢旭雯介绍说,香港现时的社会出现了很多大财团垄断,及剥削消费者、生产者的情况严重。香港还有很多在职贫穷,一位单亲妇女可能要打几份清洁工,但得来的报酬可能是每份一千多元港币,其实是不够生活的。

谢旭雯说,政府有综援,但援助金额已经多年没有检讨过,由九六年订立的基本生活开支基准到今天,很多实际的需要如通胀、生活上的一些不同开支如手提电话、上网、眼镜、校服等资助……都被忽略或削减。

谢旭雯说,香港的综援人士大概分四类:单亲、老人、伤残和失业,他们很多是因为社会结构,没有完善的相应制度,加上政府不愿承担负任,最后成为综援人士,例如香港没有完善的退休福利,所以一些老人就变成了综援人士。失业人士也是因为政府没有失业救济及即时的失业援助,而成为综援人士。

社会一般有一种印象是综援似乎很容易申请,并认为养懒人,谢旭雯说,其实综援人士去申请时,会受到社署的歧视,甚至一些服务界如医疗等,会因为他们是综援人士而出现歧视的情况。
 
自救方案未雨绸缪

共同购买的构想是在零七年底开始,零八年开始运作。谢旭雯介绍说,当时也有很多预测,指中国会在奥运后出现经济收缩,加上垄断、剥削的情况,构思是有未雨绸缪的想法,越早能启动一个自救的方式就越好。

计划所选购的货品都是围绕绿色生活概念,谢旭雯说,近四、五年,他们留意到越来越多情况是政府对大品牌的生产监管放任,即没有监管,而且香港和中国大陆频频出现食物安全事故,现在民众对大陆品牌食物的信心崩溃。如果不推动这类计划,街坊为了省钱,去所谓执平货,或到杂货店等过期货,他们很容易成为食物安全的受害者。

重建港消费文化

选择的产品有几个基本要求,一是有机生产,不伤害到土地,现在世界上提倡健康的团体都讲到土地的永续,与人类生存的永续是息息相关。另外,是希望可以重新建立一个本土的消费和生产关系,经历了近十年的大财团垄断,很多地区的小作坊和小的杂粮铺都已经关闭,这些店铺的多年经营经验,可以在提供安全食物上起到把关作用,这些店铺很多时是后继无人,而超级市场又没有提供到类似的关注。

谢旭雯有感香港整个消费文化已经在消失中,而计划的其中一个目的也是希望能重新建立这种购买网络:“例如,我们在湾仔找到一家制面工场,四五十年的历史,生产的器材比较旧式,加工工序较少,不是大型流水式生产,我们了解到生产的步骤,也建立购买的信心。”

共同购买计划的成员现时约有一百二十人。金融海啸后,由于有较多的传媒采访报导,越来越多人希望加入这个计划。

计划有一个社区劳动合作部份,在购买过程进行协作,如帮忙把食物分开包装、送货到其它街坊等,换取时分,最后变成换取食物的货币(基保券),类似社区货币来换取食物。

计划的主要决策小组都是由街坊担任,他们开始去联系已经在做类似项目的社福机构,以及一些绿色、有机食品的机构。当中社福机构扮演供应商的角色,但就不会从中赚取利润,因此,街坊所付的价钱,是供应商向生产者提出的价钱加部份运输成本。

货品都由街坊自己挑选,而非由供应机构主导,暂时可选择的货品有三十多种,米、油、面、干果、饼干等。

一些米和油,由于避开了中间垄断,价钱可以比相同品质米油市价便宜四成。街坊用了基保券买主要食粮,但其他的食品就不一定从计划中购买。计划旨在提供价钱比较相宜但又可以信任的食品。

六个区提供服务 定期交流

工作小组会定期开会,现时在六个区提供服务,开会内容更包括一些家居清洁的小知识、大众化的食疗方法等。主妇对食物,和节省方法敏感度较高。

计划到现在已经运作有半年左右,开始有更熟习的运作。

至于用家反应如何?谢旭雯说,不错,其中以天水围社区的一个小组为例,天水围的食物很贵,因为区内的商铺业主都是领汇,铺租很贵,至令产品的价钱上升,所以计划一开始推行,小组的反应就“超级好”,很多人士都想加入计划,而且热烈订货,对于联盟一些关注的议题如反垄断、食物安全都关心起来,会帮忙做宣传,把计划介绍给更多的人等。

除了价钱,街坊也很关注食物的品质,试过有街坊把买回来的有机糙米发芽,据研究,如果谷物能发芽,可以让谷物“重生”,变得更有益。结果只泡了几天就能发芽。原来这些糙米除了是有机以外,也是在香港打谷,谷物离壳的时间很短,很新鲜。

谢旭雯说,食物价钱便宜对街坊来说很重要,而他们也积极参与到食物品质的监管方面也是很可贵。参与计划的街坊之间也发挥互助精神,例几位主妇要去订货,一位主妇就会帮忙看孩子,一些本来没有生气的社区,就在这些小节上,渐渐建立起一些社区关系,把同路人连上。

此外,计划也有一个部份叫“支持会员”,让一些对这个计划有兴趣,但又不是低收入或综援人士,如中产人士购买产品,由街坊送货给这些会员,过程中,让社会不同阶层有接触,对改变社会一般对穷人的负面形象有帮助,使综援人士能不畏缩地面对社会。

参与计划的有机种植农夫、面工场都感到计划能为他们的产品提供一部份的保障,例如要拿有机认证,本身成本很高,加上超级市场的上架费等,对生产者都是很大的负担。

谢旭雯说,计划现时的订货量不算大,不过,在获得一个较公平的收购价,对生产者是一种鼓励。虽然未到维持生产者成本的地步,但网络已经在建立中。过去的半年,计划运作得比较顺,街坊参与在决策及货物运送过程中,正在摸索出一条让基层有机地结合起来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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