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經濟衰退,香港不同階層的人各自尋找出路和自救辦法,以求在困境中生存並且改善生活,共同購買計劃小組便是其中一種形式,一些低收入或者接受救濟的家庭共同商量購買生活品,不僅提高生活品質,而且在精神上也感到輕鬆開心。


共同購買網絡供選擇的一些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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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共同購買計畫團隊應運而生

巧婦難為無米炊,這是很多家庭在經濟不景氣時要面對的問題。(Getty images)

文 ◎ 吳雪兒

面對經濟衰退,香港不同階層的人各自尋找出路和自救辦法,以求在困境中生存並且改善生活,共同購買計劃小組便是其中一種形式,一些低收入或者接受救濟的家庭共同商量購買生活品,不僅提高生活品質,而且在精神上也感到輕鬆開心。


共同購買網絡供選擇的一些貨品。(謝旭雯提供)

年底金融海嘯席捲全球,令多個國家和地區進入了經濟嚴冬,香港也不例外。面對嚴峻的環境,社會各階層各自尋找出路和自救方案,如何能夠在逆境中自強,成了一個挑戰但卻是很實際要面對的問題。

一年多前,綜援人士、基本生活保障權益協會成員李女士參與了一項共同購買計劃的小組工作:「當時金融海嘯還未發生,計劃是希望為綜援人士改善生活質素,綜援金額可以給你生存,而不是給你生活。」

李女士簡單介紹說:「現時的消費模式就是去超級市場,選擇不多,以前在屋村的小店鋪,都變成領匯租客,經營成本高,都在式微中。所以想到一種集體購買的模型,發揮自助互助的精神,改善生活質素。」

金融海嘯發生後,很多低收入人士的處境都不好,所以多了他們來參與。

關注點由量到質

共同購買計劃的關注點不單是在「量」,而且還重視「質」,李女士說:「以前在超級市場買的黃豆油,用到最後時,把油倒到燒熱的鍋內,會有『炸炸聲』,一般來說,除非有水份,否則不會發出這種聲音,感覺上油的成份不是很純。

價錢方面,一千毫升的油,最便宜都要三十元,現在集體購買,同份量的油才七元,而且是質量好的。」

由零開始到現在,李女士說,聚集到一班街坊群策群力做一件事,也對他們的生活起到了一些幫助,提高食物質素,減少吃一些廉價不健康的食品,讓身體健康,醫療開支也減少。

綜援媽媽吃素為孩子

李女士說,能夠購買到高質量的基本食物對一些基層家庭很重要,現在百物騰貴,肉類很多都升價起碼一倍,一些有小孩的綜援家庭,可以購買的肉不多。小孩發育時期吃肉也多,一些媽媽開始不吃肉,讓小孩多吃點,自己則轉吃一些飽肚的素菜如薯仔。計劃可以幫這些媽媽改善營養,如食用有機糙米,營養價值高:「差好遠的!」

李女士說,很多街坊表示,參與了計劃,精神方面也開心了很多:「一些基層街坊所遇到的歧視很大,他們朋友不多,有也不會很正面去交朋友,因為不想把自己的情況告訴別人,現在計劃提供了一個平台,大家是同路人,社交圈子也擴大,心情也會比以前開朗。」

金融海嘯後,購買計劃也吸引了一班中產人士,李女士認為,參與購買計劃,有機會讓她接觸到社會不同階層的人士,使不同階層的人士多了互相了解,社會也會和睦一點。

香港的綜援人士

共同購買網絡是關注綜援檢討聯盟及基本生活保障權益協會合辦的一項社區計劃,關注綜援檢討聯盟組織幹事謝旭雯介紹說,香港現時的社會出現了很多大財團壟斷,及剝削消費者、生產者的情況嚴重。香港還有很多在職貧窮,一位單親婦女可能要打幾份清潔工,但得來的報酬可能是每份一千多元港幣,其實是不夠生活的。

謝旭雯說,政府有綜援,但援助金額已經多年沒有檢討過,由九六年訂立的基本生活開支基準到今天,很多實際的需要如通脹、生活上的一些不同開支如手提電話、上網、眼鏡、校服等資助……都被忽略或削減。

謝旭雯說,香港的綜援人士大概分四類:單親、老人、傷殘和失業,他們很多是因為社會結構,沒有完善的相應制度,加上政府不願承擔負任,最後成為綜援人士,例如香港沒有完善的退休福利,所以一些老人就變成了綜援人士。失業人士也是因為政府沒有失業救濟及即時的失業援助,而成為綜援人士。

社會一般有一種印象是綜援似乎很容易申請,並認為養懶人,謝旭雯說,其實綜援人士去申請時,會受到社署的歧視,甚至一些服務界如醫療等,會因為他們是綜援人士而出現歧視的情況。
 
自救方案未雨綢繆

共同購買的構想是在零七年底開始,零八年開始運作。謝旭雯介紹說,當時也有很多預測,指中國會在奧運後出現經濟收縮,加上壟斷、剝削的情況,構思是有未雨綢繆的想法,越早能啟動一個自救的方式就越好。

計劃所選購的貨品都是圍繞綠色生活概念,謝旭雯說,近四、五年,他們留意到越來越多情況是政府對大品牌的生產監管放任,即沒有監管,而且香港和中國大陸頻頻出現食物安全事故,現在民眾對大陸品牌食物的信心崩潰。如果不推動這類計劃,街坊為了省錢,去所謂執平貨,或到雜貨店等過期貨,他們很容易成為食物安全的受害者。

重建港消費文化

選擇的產品有幾個基本要求,一是有機生產,不傷害到土地,現在世界上提倡健康的團體都講到土地的永續,與人類生存的永續是息息相關。另外,是希望可以重新建立一個本土的消費和生產關係,經歷了近十年的大財團壟斷,很多地區的小作坊和小的雜糧鋪都已經關閉,這些店鋪的多年經營經驗,可以在提供安全食物上起到把關作用,這些店鋪很多時是後繼無人,而超級市場又沒有提供到類似的關注。

謝旭雯有感香港整個消費文化已經在消失中,而計劃的其中一個目的也是希望能重新建立這種購買網絡:「例如,我們在灣仔找到一家製麵工場,四五十年的歷史,生產的器材比較舊式,加工工序較少,不是大型流水式生產,我們了解到生產的步驟,也建立購買的信心。」

共同購買計劃的成員現時約有一百二十人。金融海嘯後,由於有較多的傳媒採訪報導,越來越多人希望加入這個計劃。

計劃有一個社區勞動合作部份,在購買過程進行協作,如幫忙把食物分開包裝、送貨到其它街坊等,換取時分,最後變成換取食物的貨幣(基保券),類似社區貨幣來換取食物。

計劃的主要決策小組都是由街坊擔任,他們開始去聯繫已經在做類似項目的社福機構,以及一些綠色、有機食品的機構。當中社福機構扮演供應商的角色,但就不會從中賺取利潤,因此,街坊所付的價錢,是供應商向生產者提出的價錢加部份運輸成本。

貨品都由街坊自己挑選,而非由供應機構主導,暫時可選擇的貨品有三十多種,米、油、麵、乾果、餅乾等。

一些米和油,由於避開了中間壟斷,價錢可以比相同品質米油市價便宜四成。街坊用了基保券買主要食糧,但其他的食品就不一定從計劃中購買。計劃旨在提供價錢比較相宜但又可以信任的食品。

六個區提供服務 定期交流

工作小組會定期開會,現時在六個區提供服務,開會內容更包括一些家居清潔的小知識、大眾化的食療方法等。主婦對食物,和節省方法敏感度較高。

計劃到現在已經運作有半年左右,開始有更熟習的運作。

至於用家反應如何?謝旭雯說,不錯,其中以天水圍社區的一個小組為例,天水圍的食物很貴,因為區內的商鋪業主都是領匯,鋪租很貴,至令產品的價錢上升,所以計劃一開始推行,小組的反應就「超級好」,很多人士都想加入計劃,而且熱烈訂貨,對於聯盟一些關注的議題如反壟斷、食物安全都關心起來,會幫忙做宣傳,把計劃介紹給更多的人等。

除了價錢,街坊也很關注食物的品質,試過有街坊把買回來的有機糙米發芽,據研究,如果穀物能發芽,可以讓穀物「重生」,變得更有益。結果只泡了幾天就能發芽。原來這些糙米除了是有機以外,也是在香港打穀,穀物離殼的時間很短,很新鮮。

謝旭雯說,食物價錢便宜對街坊來說很重要,而他們也積極參與到食物品質的監管方面也是很可貴。參與計劃的街坊之間也發揮互助精神,例幾位主婦要去訂貨,一位主婦就會幫忙看孩子,一些本來沒有生氣的社區,就在這些小節上,漸漸建立起一些社區關係,把同路人連上。

此外,計劃也有一個部份叫「支持會員」,讓一些對這個計劃有興趣,但又不是低收入或綜援人士,如中產人士購買產品,由街坊送貨給這些會員,過程中,讓社會不同階層有接觸,對改變社會一般對窮人的負面形象有幫助,使綜援人士能不畏縮地面對社會。

參與計劃的有機種植農夫、麵工場都感到計劃能為他們的產品提供一部份的保障,例如要拿有機認證,本身成本很高,加上超級市場的上架費等,對生產者都是很大的負擔。

謝旭雯說,計劃現時的訂貨量不算大,不過,在獲得一個較公平的收購價,對生產者是一種鼓勵。雖然未到維持生產者成本的地步,但網絡已經在建立中。過去的半年,計劃運作得比較順,街坊參與在決策及貨物運送過程中,正在摸索出一條讓基層有機地結合起來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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