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问题从来都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发源点，尤其对实际上已当了十多年产业工人的“农民”来说，缺乏基本的退休、失业和医疗保障，一旦失去工作，对社会的影响不言而喻。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官员坐不住了。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孙春兰在二月份的一个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当前要严密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一些企业遇到的困难对农民工队伍进行渗透和破坏。”作为副部级的中共官员，孙书记的讲话带有明确的“中共特色”：一切困难都是敌对势力所为。

然而，这个讲话却明了显示了中国农民工失业问题的严重，及其可能带给中国社会的巨大冲击。

中国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农村问题权威专家陈锡文二月初表示，在全国一点三亿外出农民工中，大约有15.3％的农民工因全球金融危机而失去了工作，或者没找到工作。据此推算，全国大约有两千万农民工失去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就返乡了。”

他并且认为，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农民工失业潮尚未见底，可能会加剧社会矛盾，甚至诱发群体性事件。要防患于未然，未雨绸缪，关键是要妥善处理农村征地、环境污染、移民搬迁和集体资产处置等四大领域的问题。

“失业问题从来都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发源点，”美国社会学者刘晓竹表示，“尤其对这些实际上已经当了十多年产业工人的‘农民’来说，缺乏基本的退休、失业和医疗保障，一旦再失去工作，其对社会的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农民工失业问题严重，可能带给中国社会巨大冲击。（Getty Images）

农村收入骤减

首当其冲的影响，是导致中国农民收入的停滞甚至下降。

贵州省是中国西南的山区省份，经济极为不发达。贵州省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胡晓登研究认为，农民工返乡将对农民人均纯收入造成严重影响，直接降低农民人均纯收入。贵州失业农民工返乡达到一百万人，就意味着农民纯收入增幅降低一半；如果失业农民工返乡达到两百万人，就意味着全省农民增收为零。

贵州省社科院预测，二零零九年，贵州因金融危机返乡农民工人数将在一百三十万人到一百五十万人，加上二零零八年返乡的五十万，按两百万人计算，贵州农民减收与增收相抵销了。

二零零七年中国七点五亿农村居民的收入大约为三点一万亿人民币（下同），如果两千万农民工全年失业，按照每人每年一万五千元收入计算，中国农村居民损失收入三千亿，等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的10％。而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每年增长幅度大约只有4％～5％左右。

根据中国政府的数据，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约50％来自“务工”，即农民出外打工，30％来自乡镇企业，农副产品收入只占20％左右。而近年以来，由于乡镇企业衰微，农民外出打工的收入增长，占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约60％。也就是说，农民工收入下降，将对中国农村居民总收入构成巨大的影响。

重创经济转型契机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外资投入和出口，这种单发动机的增长模式，实际上对中国经济结构损害甚大。这种损害在最近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中体现的十分明显，一旦国际市场疲弱，中国经济立即发生巨大波动。

中国政府和学者并非不知道这个情况。过去十年以来，中国很多学者都在呼吁解决这种单一增长动力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增加国内消费。经济增长有三大动力－－消费、投资、出口，因此刺激中国国内消费成为中国经济向健康结构转化最重要的环节。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消费比例（消费金额占GDP的比例）下降到50％之下，而通常正常国家的这个比例在70～80％左右。在经过十多年的“刺激内需增长政策”之后，中国国内消费比例竟然下降到40％之下。

中国政府和经济学者无一不把目光放在具有庞大人口基数的农村。二零零七年，中国农村终端消费比例，占农村居民收入的65％左右，远远超过城市居民点的消费。然而，这种高比例消费实际上是由中国农村普遍贫困造成的。

美国某投资银行经济师简先生分析说：“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收入增加十元，可能就必须消费九元半，而对于城市居民，尤其是高收入的城市居民，收入小幅度增加根本不会影响他的消费。”因此他认为，中国刺激国内消费成长的重点，应该是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而当农村居民消费增长下降或者减少，更是直接影响到中国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治安恶化和群体性事件频发

失业率高从来都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中国政府公布的失业率，是“城镇登记失业率”，这个只计算中国城镇居民失业水准的统计数字，根本无法反映中国真实的失业水准。一般估计，中国真实的失业水准大大超过官方的数据，从最低的10％失业率，到最高24％都有。

无论是哪一个数字，都反映出中国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将大为增加。

“每当淡季的时候，这边的犯罪率都会增加，”东莞某镇一位派出所警察表示，“企业淡季通常就是我们的‘旺季’。最近企业倒闭增加，本地抢劫盗窃的刑事案件，最近两三个月大概增加了两倍。”

根据中国公安部的统计，中国的严重刑事案件，有大约70％是失业农民工犯案。

此外，随着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失业增加，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愈演愈烈。

二月十四日，浙江桐乡市爆发五千民工和五百警察之间的冲突。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由一宗交通意外引起的冲突中，主要来自河南的数千民工用木棍追打警员，警员则以警棍还击。当局后来派出逾千名武警到场控制场面，拘捕了最少二十人。事件共造成一百多人受伤，六辆警车被破坏。

一月十六日，安徽省芜湖市一千多名民工为追讨欠薪，堵住该市中江桥示威，当局调派五百名特警及一千名武警前往压制，结果引爆警民冲突。

总部设在香港的人权民运资讯中心去年七月也报导了一起发生在浙江省的大规模警民冲突事件，该省玉环县坎门镇民工因不满其中一名同伴受到恶劣对待，围堵当地公安局，并砸毁汽车及电单车，最后导致三十多人被捕。

“半年到一年之后，失业民工存的钱花光了，既不能在外找到工作，而又不愿意或者不会种地，问题很可能就会集中爆发。”八十年代曾经在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专门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现在旅居美国的程晓农分析说，如果加工经济不能在一年内复苏，中国政府将面对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农村最大的群体性事件，往往和地方政府征地拆迁有关。（新纪元资料室）

民工返乡有利基层民主？

然而，农民工失业返乡，也并非都是坏事。湖北潜江市原人大代表姚立法就认为，返乡民工对当地基层乡村政府官员会构成很大压力，甚至在基层选举中充当重要角色。

“这些人往往见过世面，对城市生活比较熟悉，基层的官员不容易忽悠他们。”姚立法表示，“再加上这些人往往是农村青壮年，知识水准相对较高，他们留在农村，可能对地方官员压力很大。”

北京的官员对此也有所警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就强调，在爆发群体性事件的时候，地方官员不能自己躲起来，只派出警察镇压，导致矛盾激化。他要求地方政府官员要“到第一线化解矛盾”。

程晓农则分析说，很多农村地区的地方官员水准很低，不见得能够说服这些“见过大世面的返乡民工”。

社会学者刘晓竹也认为，这批失业返乡的农民工对于地方基层官员来说会是非常头痛和棘手的问题。

北京的一位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应该从另一个角度看农民工失业返乡的问题，因为这些人能带回去一些比较现代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如果引导得当，对中国政府近年“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或有其有利的一面。

一名五十五岁河南失业农民工过年返乡抱着甥女，享受片刻天伦之乐。（AFP）

政府缺乏整体制度部署

农民工这个名词，是中国独有的确认某一个团体的词语。把“农民”作为工人这种职业的形容词使用，在任何一种语法中都会显得十分突兀。

农民，在中国不仅仅代表一种职业，也是一种身份烙印。在中共建政之后，“农民”的意思并非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群，而是指户籍被确定在非城镇地区的所有人。

近年以来，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极快，但农民变为非农民的过程，仍然由中国官方全权控制而非由个人意愿所决定。“农村户口”不仅仅决定了一个人的身份，也包含了背后很多和政治及经济地位相关的内容。比如农民不能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补助”，子女不能在城市中就学，不能任意出售自己的住房，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失业保障，甚至没有基本医疗服务保障。

“土地所有权是问题的根本。”美国纽约三一学院经济学教授文贯中认为，“土地其实是农民最大的资产，但在中国，这种资产不能由农民自己处置，这导致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变成了一种剥夺农民的过程。”事实上，中国农村最大的群体性事件，往往和地方政府征地拆迁有关系。农民失去了自己拥有的（以集体的名义拥有的）土地，只能获得很少的补偿。按照中国政府的相关规定，政府给农民的补偿，大约是农田三年产出价值的数值。由于农业生产产值不高，所以补偿的金额通常非常低。

中国目前存在三千万“失地农民”，没有土地耕种的人仍然被称为“农民”，大概也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只有恢复中国农村居民对土地的所有处置权利，中国农民才可能成为正式的中国公民，否则永远是二等公民。

然而，这个问题和户籍管理制度一样，涉及到中国政权体制的根本变化。中国不愿意对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进行改革，理由是“必须对农村劳动力流动进行有序管理”；而不愿意恢复农民对土地的处置权，则主要是经济角度的考量。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近年一大半由征收农民土地的差价所得，因此即使中国通过了所谓的《物权法》，中国农民仍然无法保障自己的财产权利。

中国农民不是包袱

“小农意识”、“农民思想”，在共产党的话语系统中，代表了落后、保守、自私、狭隘、封建等等负面的意思。然而中国农民最优秀的品质，刻苦、勤奋、创业精神，却往往被忽视。

中国人的创业精神一度为外国赞叹。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就曾经呼吁英国人学习中国人的创业精神。然而她没有说明的是，这种创业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农民精神”。

和产业工人及城市中产阶级不同，也和传统的西方农村不同，中国农民是自耕农，每一个农民就是一个“企业领导者”。他们必须从开春开始，对天气、市场、价格和劳动力等等各方面进行预测，然后决定生产计画然后加以实施，最后直到农产品出售之后，才完成整个农业生产。这个数千年的农耕传统，造就了中国农民天生的企业家思维。

事实上，中国经济改革的起步基本上由农民进行。从早期的包产到户，到后来的乡镇企业。即使是现在，中国最有名的一批企业，仍然是中国农民所创立的，比如广东的几家著名家电企业。

不过，中国农民的这种素质却被制度性压制所破坏。尤其是在九十年代之后，中国政府在制度、资金、资源使用等等方面，压制中国农民天生和本能的创业精神，使得一度活跃的中国乡镇企业停滞不前。

“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小企业都是创造就业最重要的环节。这方面中国有最好的条件，中国的制度压制了农民创业，政策向垄断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过分倾斜，是过去十多年来中国最大的政策失误。”财经专栏作家廖仕明评论说：“目前大量农民工失业，导致中国社会问题丛生，其实是这一政策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