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海外华人网路转载流传着北京人民大学教授的一篇文章〈以色列绝对是个好国家〉，他在文章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几年前，在恐怖份子人肉炸弹的攻击中，有两名中国人也遇害死亡。以色列政府立刻联系中国政府，商量有关对这两名华人的理赔事宜，但经过中国领事馆核实，这两个人是福建的偷渡人员，在以属于非法打工，于是使馆人员不再管这件事。

但是以方并没有因为这两人是非法打工而放弃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他们认为：“遇难者和受伤者，无论他是哪个国家的公民，都将享受同以色列公民一样的待遇。中国劳工当然有权按照这个法律得到完全一样的赔偿。”（以使馆官员夏杰逸语）于是，以色列政府派专人到福建找到两位工人的家人，向受害中国劳工家属表示问候，按以色列的死亡理赔标准为每位死者支付七十万美元的赔偿，并承担了所有相关的调查费用。

周孝正教授讲的这个故事绝对是真实的，我在以前中国官方报纸的报导中也曾看到过类似的报导，比如：二零零三年一月八日《天津青年报》就曾报导过关于以色列政府对中国在以打工人员死亡理赔的问题，而且那次是对以色列在中国的大使夏杰逸直接发采访。我不知道周教授讲的是不是这个事，但他从一个方面说明周教授讲的这件事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中国普通人在国外被真正当成人看待不只发生在以色列，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把中国公民的生命看成自己国民一样的贵重。他们并不把中国公民当特殊公民对待，也不当异类歧视，而是同他们自己的国民一样平等看待，中国人远离了自己的国家，才真体验到了做人的尊严。

我的一个朋友到新加坡女儿家住了一段时间，回来后无比激动，讲了很多在新加坡的经历，其中有个故事尤为感人：

二零零四年一个名叫黄娜的八岁中国女孩失踪了，这件事触动了新加坡社会。民间组织“罪案图书馆”组织了大规模寻人活动。有一百七十多志愿者背着寻人牌走遍大街小巷，散发了一万七千多张照片和传单。还有数万名司机加入寻人行列。后来得知黄娜被一个马来西亚男子奸杀，此民间组织负责人陈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泣不成声，志愿者也像失去自己亲人一样悲痛万分。新加坡哭泣了，整个新加坡陷入悲痛之中，各大报纸整版报导黄娜被害和吊唁实况。黄娜的灵堂挤满了素不相识的前来吊唁的人。

人们买来了大量玩具、食品、衣物、首饰、鲜花为黄娜祭奠，殡仪馆免费为黄娜治丧，寺庙免费为黄娜超度，吊唁者纷纷献上钱物。据报导，除堆积如山物品外，黄娜家还收到十二点五万新元（合六十二点五万人民币）。黄娜火化那天，《联合早报》以六大版篇幅报导此事，两千多人送黄娜上路，五百多人抚棂，一路有警察护送，送葬队伍长达五百米，造成交通瘫痪。火化时公众挥泪高呼：“黄娜出来！黄娜出来！”黄娜成了新加坡国女。我的朋友是中学校长，是一个有着很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你说这个事对他的触动有多大。

其实说起来未免会让中共官员觉得新加坡人吃饱了撑的。据说黄娜母女也是中国大陆偷渡去新加坡的，她们没有那里的户口，整个就是黑人一个。在中国，有户口的公民是贱民，死了白死，没有户口的是贱中之贱，连个猫呀狗呀的都不如。

我说这话可能会有很多人说我是在泄愤，中国政府是有很多做的不让人满意的地方，但还不至于像我说的那么混蛋。那我就说说大家都知道的例子，说不知道的或者说太远的人们会说我造谣、抹黑中国政府。十五日，《南方周末》报导了兰州军医发现三鹿奶粉毒害孩子的过程，揭露了中共当局至少在零七年七月十六日就已得知三鹿毒奶粉问题。知道了还隐瞒，这不是草菅人命吗？三鹿是国有企业，是中国有关机构为其颁发的“免检”证书，按说政府不应该对受害者赔偿吗？但是中国政府没有给受害者一点赔偿，受害者联合起来，上告索赔，但全国法院，没有一处受理。

中国人的命为什么在本国不值钱，到了外国才值钱呢？有人说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很不富裕的国家，没有那么多钱给受害者赔偿。这话是很不对的。中国的官府衙门是世界上最豪华的，中国的官员是世界上钱最多的，中国可以拿出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拿不出的那么多钱办奥运，中国官员多得成灾，公用车比世界最发达国家人均数多出许多倍，中国一个普通官员吸的烟一千五百元一条，中国的神五、神六一个接一个上天，中国是世界上搞金钱外交砸钱最多的，能说中国没钱吗？中国有钱，但中共垄断了一切资源，绝不肯给中国老百姓一点点。

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中国对死亡事故的赔偿分有许多等级，撞机事件的王维一个标准，南联盟炸死的记者一个标准，杨佳杀死的警察一个标准。轮到普通百姓，如果你的运气好，事故的责任者恰好也是一个普通百姓，那你可以多少得到一些赔偿；如果该着你倒霉，事故责任者是政府，那你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在中国为什么不把人当人看呢？前不久有一些国内知识份子连署了一个《08宪章》，把一些明白点的知识份子气得七窍冒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中共政权说成了是“威权主义”。这可不是一般的错误，因为这个错误直接导致不能正确认识中共，只能给中国民主化拆台。

“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一字之差，实质却相差千里万里。“威权主义”虽然也不民主，但他们不民主是因为他们怕民主影响他们的决策信心，他们的主要精力还是用在治国上；“极权主义”不民主，是因为他们觉得民主会让他们失去权力，他们的主要精力是用在保权上。“威权主义”总体上还是建设和管理，“极权主义”总体上是破坏和镇压；“威权主义”在关键时刻可以和民众对话，把民众当成国家的建设者，“极权主义”不和民众对话，把民众当成敌人和奴隶；“威权主义”占有一定资源但不垄断所有资源，“极权主义”垄断一切资源，谁不听话就让谁活不下去；“威权主义”执政有一定底线，一般不会对民众大规模屠杀，极权主义执政没有底线，为保权力杀多少民众也在所不惜，甚至还会渲染杀人的恐怖，以吓阻对其掌权有威胁的人。过去的韩国和台湾都是“威权主义”，新加坡也不是民主国家，总体上说属于“威权主义”，我们通过黄娜事件和台湾、韩国走向民主化很容易看出“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区别。

“极权主义”导致当政者不把人当人看，这只是中国人在国内没地位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共产主义。“极权主义”也有好多种，但最坏的是共产主义极权。共产主义有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煽动仇恨。

不要说中国一般老百姓，就是中国知识份子，也都深受仇恨煽动之害。著名翻译家傅雷就曾被仇恨学说打动，他说：“我很想以知识份子的身分，对知识份子的改造做一些工作。比如写些文章，批评知识份子的缺点等。”批评知识份子什么“缺点”呢？他说他深深感到“无仇恨即无斗争，也即无革命。”有了仇恨，就有了“斗争的情绪，革命的情绪。”（以上引文见《傅雷全集》297页）那时人们常说，“要激发革命仇恨”，要“恨得起来”。策动中国共产革命的苏联人马林曾问孙中山为什么革命，孙中山说是因为爱。马林批评他说，我们革命是因为恨，因为爱而革命，这个革命永远不会成功。

共产党没有国家的概念，“工人阶级没有祖国”是人们很熟悉的一个口号。中共“武装保卫苏维埃”也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现在之所以国家呀民族的不离口，这只不过是保权的一个策略，那时总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可见“策略”在中共保护权力中发挥的作用。既然没有国的概念，以什么来分自己人和外人呢？中国的老百姓90%以上不是党员，不是公务员，不是官员家属。不是这些人，那就是外人了，是中共保卫权力的潜在敌人，那还有什么必要把你当人看呢？这可能是中国人在国内没地位的第三个原因。

最后我想说的是，中国没有有效监督机制，官员贪得无厌，肆意挥霍，个个官员都成了永远也填不满的无底洞，贫富分化造成中国人都成了贱民，被人看不起，也是中国人在国内没地位的原因。本来一个国家财富就那么多，一些人强行剥夺另一些人的财产，永远也不满足，哪里还有钱为民众办事？要公正对待普通公民就要使用钱，这是中共官员绝不干的事。

中国人要想真正得到人的待遇，就要抛弃野蛮、残酷、腐朽、落后的共产极权制度。谁都看到了，只有在没有共产主义的国家里，人才能真正被当作人看待。写到这儿我想很多人可能还记得，中国人并不是除中国外在哪里都能得到人的待遇，在俄罗斯中国人受的待遇也很糟糕，那里是共产主义的故乡，剩下的一点就够人受的了。

转自《自由圣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