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人的命到了外國才值錢？

文 ◎ 曹維錄

前不久，海外華人網路轉載流傳著北京人民大學教授的一篇文章〈以色列絕對是個好國家〉，他在文章中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幾年前，在恐怖份子人肉炸彈的攻擊中，有兩名中國人也遇害死亡。以色列政府立刻聯繫中國政府，商量有關對這兩名華人的理賠事宜，但經過中國領事館核實，這兩個人是福建的偷渡人員，在以屬於非法打工，於是使館人員不再管這件事。

但是以方並沒有因為這兩人是非法打工而放棄他們應該承擔的責任，他們認為：「遇難者和受傷者，無論他是哪個國家的公民，都將享受同以色列公民一樣的待遇。中國勞工當然有權按照這個法律得到完全一樣的賠償。」（以使館官員夏傑逸語）於是，以色列政府派專人到福建找到兩位工人的家人，向受害中國勞工家屬表示問候，按以色列的死亡理賠標準為每位死者支付七十萬美元的賠償，並承擔了所有相關的調查費用。

周孝正教授講的這個故事絕對是真實的，我在以前中國官方報紙的報導中也曾看到過類似的報導，比如：二零零三年一月八日《天津青年報》就曾報導過關於以色列政府對中國在以打工人員死亡理賠的問題，而且那次是對以色列在中國的大使夏傑逸直接發採訪。我不知道周教授講的是不是這個事，但他從一個方面說明周教授講的這件事是實實在在存在的。

中國普通人在國外被真正當成人看待不只發生在以色列，在全世界幾乎所有的民主國家，都把中國公民的生命看成自己國民一樣的貴重。他們並不把中國公民當特殊公民對待，也不當異類歧視，而是同他們自己的國民一樣平等看待，中國人遠離了自己的國家，才真體驗到了做人的尊嚴。

我的一個朋友到新加坡女兒家住了一段時間，回來後無比激動，講了很多在新加坡的經歷，其中有個故事尤為感人：

二零零四年一個名叫黃娜的八歲中國女孩失蹤了，這件事觸動了新加坡社會。民間組織「罪案圖書館」組織了大規模尋人活動。有一百七十多志願者背著尋人牌走遍大街小巷，散發了一萬七千多張照片和傳單。還有數萬名司機加入尋人行列。後來得知黃娜被一個馬來西亞男子姦殺，此民間組織負責人陳先生在接受採訪時泣不成聲，志願者也像失去自己親人一樣悲痛萬分。新加坡哭泣了，整個新加坡陷入悲痛之中，各大報紙整版報導黃娜被害和弔唁實況。黃娜的靈堂擠滿了素不相識的前來弔唁的人。

人們買來了大量玩具、食品、衣物、首飾、鮮花為黃娜祭奠，殯儀館免費為黃娜治喪，寺廟免費為黃娜超度，弔唁者紛紛獻上錢物。據報導，除堆積如山物品外，黃娜家還收到十二點五萬新元（合六十二點五萬人民幣）。黃娜火化那天，《聯合早報》以六大版篇幅報導此事，兩千多人送黃娜上路，五百多人撫欞，一路有警察護送，送葬隊伍長達五百米，造成交通癱瘓。火化時公眾揮淚高呼：「黃娜出來！黃娜出來！」黃娜成了新加坡國女。我的朋友是中學校長，是一個有著很多年黨齡的老黨員，你說這個事對他的觸動有多大。

其實說起來未免會讓中共官員覺得新加坡人吃飽了撐的。據說黃娜母女也是中國大陸偷渡去新加坡的，她們沒有那裏的戶口，整個就是黑人一個。在中國，有戶口的公民是賤民，死了白死，沒有戶口的是賤中之賤，連個貓呀狗呀的都不如。

我說這話可能會有很多人說我是在洩憤，中國政府是有很多做的不讓人滿意的地方，但還不至於像我說的那麼混蛋。那我就說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說不知道的或者說太遠的人們會說我造謠、抹黑中國政府。十五日，《南方周末》報導了蘭州軍醫發現三鹿奶粉毒害孩子的過程，揭露了中共當局至少在零七年七月十六日就已得知三鹿毒奶粉問題。知道了還隱瞞，這不是草菅人命嗎？三鹿是國有企業，是中國有關機構為其頒發的「免檢」證書，按說政府不應該對受害者賠償嗎？但是中國政府沒有給受害者一點賠償，受害者聯合起來，上告索賠，但全國法院，沒有一處受理。

中國人的命為什麼在本國不值錢，到了外國才值錢呢？有人說中國現在還是一個很不富裕的國家，沒有那麼多錢給受害者賠償。這話是很不對的。中國的官府衙門是世界上最豪華的，中國的官員是世界上錢最多的，中國可以拿出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拿不出的那麼多錢辦奧運，中國官員多得成災，公用車比世界最發達國家人均數多出許多倍，中國一個普通官員吸的煙一千五百元一條，中國的神五、神六一個接一個上天，中國是世界上搞金錢外交砸錢最多的，能說中國沒錢嗎？中國有錢，但中共壟斷了一切資源，絕不肯給中國老百姓一點點。

每一個中國人都知道中國對死亡事故的賠償分有許多等級，撞機事件的王維一個標準，南聯盟炸死的記者一個標準，楊佳殺死的警察一個標準。輪到普通百姓，如果你的運氣好，事故的責任者恰好也是一個普通百姓，那你可以多少得到一些賠償；如果該著你倒霉，事故責任者是政府，那你就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了。

在中國為什麼不把人當人看呢？前不久有一些國內知識份子連署了一個《08憲章》，把一些明白點的知識份子氣得七竅冒煙。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把中共政權說成了是「威權主義」。這可不是一般的錯誤，因為這個錯誤直接導致不能正確認識中共，只能給中國民主化拆台。

「極權主義」和「威權主義」一字之差，實質卻相差千里萬里。「威權主義」雖然也不民主，但他們不民主是因為他們怕民主影響他們的決策信心，他們的主要精力還是用在治國上；「極權主義」不民主，是因為他們覺得民主會讓他們失去權力，他們的主要精力是用在保權上。「威權主義」總體上還是建設和管理，「極權主義」總體上是破壞和鎮壓；「威權主義」在關鍵時刻可以和民眾對話，把民眾當成國家的建設者，「極權主義」不和民眾對話，把民眾當成敵人和奴隸；「威權主義」占有一定資源但不壟斷所有資源，「極權主義」壟斷一切資源，誰不聽話就讓誰活不下去；「威權主義」執政有一定底線，一般不會對民眾大規模屠殺，極權主義執政沒有底線，為保權力殺多少民眾也在所不惜，甚至還會渲染殺人的恐怖，以嚇阻對其掌權有威脅的人。過去的韓國和台灣都是「威權主義」，新加坡也不是民主國家，總體上說屬於「威權主義」，我們通過黃娜事件和台灣、韓國走向民主化很容易看出「威權主義」和「極權主義」的區別。

「極權主義」導致當政者不把人當人看，這只是中國人在國內沒地位的原因之一，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共產主義。「極權主義」也有好多種，但最壞的是共產主義極權。共產主義有一個最為顯著的特點就是煽動仇恨。

不要說中國一般老百姓，就是中國知識份子，也都深受仇恨煽動之害。著名翻譯家傅雷就曾被仇恨學說打動，他說：「我很想以知識份子的身分，對知識份子的改造做一些工作。比如寫些文章，批評知識份子的缺點等。」批評知識份子什麼「缺點」呢？他說他深深感到「無仇恨即無鬥爭，也即無革命。」有了仇恨，就有了「鬥爭的情緒，革命的情緒。」（以上引文見《傅雷全集》297頁）那時人們常說，「要激發革命仇恨」，要「恨得起來」。策動中國共產革命的蘇聯人馬林曾問孫中山為什麼革命，孫中山說是因為愛。馬林批評他說，我們革命是因為恨，因為愛而革命，這個革命永遠不會成功。

共產黨沒有國家的概念，「工人階級沒有祖國」是人們很熟悉的一個口號。中共「武裝保衛蘇維埃」也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現在之所以國家呀民族的不離口，這只不過是保權的一個策略，那時總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可見「策略」在中共保護權力中發揮的作用。既然沒有國的概念，以什麼來分自己人和外人呢？中國的老百姓90%以上不是黨員，不是公務員，不是官員家屬。不是這些人，那就是外人了，是中共保衛權力的潛在敵人，那還有什麼必要把你當人看呢？這可能是中國人在國內沒地位的第三個原因。

最後我想說的是，中國沒有有效監督機制，官員貪得無厭，肆意揮霍，個個官員都成了永遠也填不滿的無底洞，貧富分化造成中國人都成了賤民，被人看不起，也是中國人在國內沒地位的原因。本來一個國家財富就那麼多，一些人強行剝奪另一些人的財產，永遠也不滿足，哪裏還有錢為民眾辦事？要公正對待普通公民就要使用錢，這是中共官員絕不幹的事。

中國人要想真正得到人的待遇，就要拋棄野蠻、殘酷、腐朽、落後的共產極權制度。誰都看到了，只有在沒有共產主義的國家裏，人才能真正被當作人看待。寫到這兒我想很多人可能還記得，中國人並不是除中國外在哪裏都能得到人的待遇，在俄羅斯中國人受的待遇也很糟糕，那裏是共產主義的故鄉，剩下的一點就夠人受的了。

轉自《自由聖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