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一○四期的鋒筆天下中，筆者曾提到中國體制的半軍事化性質，並指出這種體制在面對經濟問題的時候，善於處理「短缺」而不善處理「過剩」，善於處理投資和建設，卻不擅於處理消費和管理。有讀者來函要求詳細解釋一下。

九十年代初期，中國人民銀行曾經出版過一本書《緊運行》，探討中國的金融和貨幣問題。雖然該書仍然以計畫經濟作為原則，但卻指出了中國經濟結構中的一大現實，即中國體制下的經濟運行重規模而輕利潤，重產能而輕消費。事實上，最近十多年中國經濟雖然號稱「市場化」，但問題仍舊存在。中國大陸仍然是一個官本位的政治社會體制，企業的規模和產能，意味著企業負責人的相關級別。理解了這一點，才能理解中國地方政府官員極度重視GDP乃至不惜造假的行為模式。在國營企業為主的經濟體系中，企業的產能規模和企業負責人的所有社會地位息息相關，地方政府官員的行為同樣由此而出。

在這樣一個體制之下，有關當局處理短缺有很多經驗，從早期的購物憑票證到現在的貨品定價指導都是如此。政府對於短缺十分敏感，也發展出很多干預手段，其中許多手法出自前蘇聯。但世界上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幾乎都沒有出現過「過剩」的經濟。曾經有一位中國的官員對我感嘆說，總不能逼民眾去買東西花錢消費吧？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是短缺和過剩同時存在。一方面，資金、資源、土地等生產要素總處於短缺狀況，另一方面普通消費品乃至耐用消費品卻常常過剩。

在中國的經濟話語中，調控意味著收緊，這是一個常識。中國政府以行政手段對資金、資源、土地等生產要素進行嚴控，甚至對集團消費（在中國這意味著政府掌控的公共日常支出）嚴加控制。然而在過剩的環境中的「調控」，往往便成為政府鋪張浪費的過程。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經濟學家一直呼籲增加國內消費比例。中國的消費總額常年在年GDP的60％以下，最近兩年甚至降至50％左右。這反映了兩個問題，一是國民收入占GDP比例過低，二是貧富懸殊過大。然而解決這兩個問題，恐怕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涉及到社會制度等多方面的因素。

最近有地方政府官員呼籲民眾買房子，並提升到「買房就是愛國」的高度，受到了許多中國民眾的嘲笑。其實中國官員的這個做法並不新鮮，八十年代，北京也曾經有「買愛國菜」的官方呼籲。那時候北京市政府要解決的是大白菜過多過爛的問題，而現在中國的政府部門要解決的是商品房的嚴重積壓。

大白菜也好，商品房也好，本應由企業和市場自行調整。正如當年北京政府壟斷大白菜一樣，現在地方政府壟斷了房地產市場，因此當然便祭出非市場手段。但正如當年那位官員的感嘆一樣，你可以限制民眾購買某物，卻無法逼迫民眾去購買某物。做出「愛國」的道德呼籲消費以解決過剩問題，其實也正說明政府官員思維達到了某種極限，很有些黔驢技窮的味道，遇到老虎仍然只能「蹄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