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一○四期的锋笔天下中，笔者曾提到中国体制的半军事化性质，并指出这种体制在面对经济问题的时候，善于处理“短缺”而不善处理“过剩”，善于处理投资和建设，却不擅于处理消费和管理。有读者来函要求详细解释一下。

九十年代初期，中国人民银行曾经出版过一本书《紧运行》，探讨中国的金融和货币问题。虽然该书仍然以计画经济作为原则，但却指出了中国经济结构中的一大现实，即中国体制下的经济运行重规模而轻利润，重产能而轻消费。事实上，最近十多年中国经济虽然号称“市场化”，但问题仍旧存在。中国大陆仍然是一个官本位的政治社会体制，企业的规模和产能，意味着企业负责人的相关级别。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中国地方政府官员极度重视GDP乃至不惜造假的行为模式。在国营企业为主的经济体系中，企业的产能规模和企业负责人的所有社会地位息息相关，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同样由此而出。

在这样一个体制之下，有关当局处理短缺有很多经验，从早期的购物凭票证到现在的货品定价指导都是如此。政府对于短缺十分敏感，也发展出很多干预手段，其中许多手法出自前苏联。但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没有出现过“过剩”的经济。曾经有一位中国的官员对我感叹说，总不能逼民众去买东西花钱消费吧？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是短缺和过剩同时存在。一方面，资金、资源、土地等生产要素总处于短缺状况，另一方面普通消费品乃至耐用消费品却常常过剩。

在中国的经济话语中，调控意味着收紧，这是一个常识。中国政府以行政手段对资金、资源、土地等生产要素进行严控，甚至对集团消费（在中国这意味着政府掌控的公共日常支出）严加控制。然而在过剩的环境中的“调控”，往往便成为政府铺张浪费的过程。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学家一直呼吁增加国内消费比例。中国的消费总额常年在年GDP的60％以下，最近两年甚至降至50％左右。这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国民收入占GDP比例过低，二是贫富悬殊过大。然而解决这两个问题，恐怕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涉及到社会制度等多方面的因素。

最近有地方政府官员呼吁民众买房子，并提升到“买房就是爱国”的高度，受到了许多中国民众的嘲笑。其实中国官员的这个做法并不新鲜，八十年代，北京也曾经有“买爱国菜”的官方呼吁。那时候北京市政府要解决的是大白菜过多过烂的问题，而现在中国的政府部门要解决的是商品房的严重积压。

大白菜也好，商品房也好，本应由企业和市场自行调整。正如当年北京政府垄断大白菜一样，现在地方政府垄断了房地产市场，因此当然便祭出非市场手段。但正如当年那位官员的感叹一样，你可以限制民众购买某物，却无法逼迫民众去购买某物。做出“爱国”的道德呼吁消费以解决过剩问题，其实也正说明政府官员思维达到了某种极限，很有些黔驴技穷的味道，遇到老虎仍然只能“蹄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