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一○四期的锋笔天下中,笔者曾提到中国体制的半军事化性质,并指出这种体制在面对经济问题的时候,善于处理“短缺”而不善处理“过剩”,善于处理投资和建设,却不擅于处理消费和管理。有读者来函要求详细解释一下。

九十年代初期,中国人民银行曾经出版过一本书《紧运行》,探讨中国的金融和货币问题。虽然该书仍然以计画经济作为原则,但却指出了中国经济结构中的一大现实,即中国体制下的经济运行重规模而轻利润,重产能而轻消费。事实上,最近十多年中国经济虽然号称“市场化”,但问题仍旧存在。中国大陆仍然是一个官本位的政治社会体制,企业的规模和产能,意味着企业负责人的相关级别。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中国地方政府官员极度重视GDP乃至不惜造假的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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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驴技穷的爱国消费
文 ◎ 臧山

本刊一○四期的锋笔天下中,笔者曾提到中国体制的半军事化性质,并指出这种体制在面对经济问题的时候,善于处理“短缺”而不善处理“过剩”,善于处理投资和建设,却不擅于处理消费和管理。有读者来函要求详细解释一下。

九十年代初期,中国人民银行曾经出版过一本书《紧运行》,探讨中国的金融和货币问题。虽然该书仍然以计画经济作为原则,但却指出了中国经济结构中的一大现实,即中国体制下的经济运行重规模而轻利润,重产能而轻消费。事实上,最近十多年中国经济虽然号称“市场化”,但问题仍旧存在。中国大陆仍然是一个官本位的政治社会体制,企业的规模和产能,意味着企业负责人的相关级别。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中国地方政府官员极度重视GDP乃至不惜造假的行为模式。在国营企业为主的经济体系中,企业的产能规模和企业负责人的所有社会地位息息相关,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同样由此而出。

在这样一个体制之下,有关当局处理短缺有很多经验,从早期的购物凭票证到现在的货品定价指导都是如此。政府对于短缺十分敏感,也发展出很多干预手段,其中许多手法出自前苏联。但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没有出现过“过剩”的经济。曾经有一位中国的官员对我感叹说,总不能逼民众去买东西花钱消费吧?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是短缺和过剩同时存在。一方面,资金、资源、土地等生产要素总处于短缺状况,另一方面普通消费品乃至耐用消费品却常常过剩。

在中国的经济话语中,调控意味着收紧,这是一个常识。中国政府以行政手段对资金、资源、土地等生产要素进行严控,甚至对集团消费(在中国这意味着政府掌控的公共日常支出)严加控制。然而在过剩的环境中的“调控”,往往便成为政府铺张浪费的过程。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学家一直呼吁增加国内消费比例。中国的消费总额常年在年GDP的60%以下,最近两年甚至降至50%左右。这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国民收入占GDP比例过低,二是贫富悬殊过大。然而解决这两个问题,恐怕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涉及到社会制度等多方面的因素。

最近有地方政府官员呼吁民众买房子,并提升到“买房就是爱国”的高度,受到了许多中国民众的嘲笑。其实中国官员的这个做法并不新鲜,八十年代,北京也曾经有“买爱国菜”的官方呼吁。那时候北京市政府要解决的是大白菜过多过烂的问题,而现在中国的政府部门要解决的是商品房的严重积压。

大白菜也好,商品房也好,本应由企业和市场自行调整。正如当年北京政府垄断大白菜一样,现在地方政府垄断了房地产市场,因此当然便祭出非市场手段。但正如当年那位官员的感叹一样,你可以限制民众购买某物,却无法逼迫民众去购买某物。做出“爱国”的道德呼吁消费以解决过剩问题,其实也正说明政府官员思维达到了某种极限,很有些黔驴技穷的味道,遇到老虎仍然只能“蹄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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