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成長際遇離奇動人甚於海角七號

文 ◎ 林炯毅、陳柏年攝影 ◎ 白宜芳

　　任教於台灣中國文化大學美術系的王健，從日據時代到國民政府時代，在中、日、台各族群文化激盪所導致的家庭悲劇中，在自閉的狀態下，闖出了一條多采、豐碩的成長之路，比電影《海角七號》的故事，更為真實、動人……

聞名於專業領域的王健，一生多采多姿。他曾擔任中華民國室內設計協會第一屆理事長、第十屆工業設計協會理事長、日本東京造型學院客座教授、美國密西根大學設計學院客座教授、淡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然而他前半生的際遇跌宕離奇，引人入勝。

王健的故事，要從他父母的中日聯姻說起……

父母婚姻隨戰爭起滅

問起王健的幼年，這位七旬長者彷若掉入時光之河中，垂睫沉吟：「什麼事都有它的遠因，這事要從一九三五年說起。」咦，他不是一九四零年出生的嗎?

原來，王健的阿公從廈門來，在日據時代經營一家碾米廠，因為好賭，家業全賭光了，只好將家中的九個孩子送給別人收養。就這樣，王健的父親由鳳山一個尼姑庵的尼姑認養。

王父俊秀而好學，一九三五年二十出頭時，尼師將他送往日本東京念佛教大學。畢業之際，他認識一位就讀醫學大學的日本富家女──太田女士。畢業後，太田在家族極力反對下，毅然與情郎比翼雙飛，遠赴台灣。

兩人投靠尼師四年，王健和一個弟弟、兩個妹妹陸續在庵後的一間房子出生。王父講解佛經、當佛學書院副院長，領取微薄的薪水，但尼姑庵畢竟不是久居之地。於是領有日本藥劑師牌照的母親，就與一位屏東里港開漢藥房的朋友合開一家中西藥房。因為藥劑師是日本人，在當時生意很好；又因為日本人是一等國民，可以領到比較多的配給米糧和物資，所以日籍的母親當了戶長，父親和四個孩子都入籍成了日本人，生活逐漸富裕、和樂。

然而，王健五歲那年，日本戰敗的消息傳來：「所有的日本人都得即刻離開台灣，這時，我父親不經過我母親同意，擅自把我母親入籍成中國籍。為了四個孩子，我的母親留了下來。但這已是導致父母親決裂的的主因。」

入了中國籍的父親，不但剔掉鬍髭，也經常在母親面前講台語：「父親認為中國人的時代到了！」而身為日本人的母親卻認為，這是投降敵人的作法，堅持不改姓，要將四個孩子帶回日本：

「爸爸、媽媽幾乎無時無刻的爭吵和長時間的冷戰，孩子幼小的心靈實在無所適從。我從五歲就沒有快樂過！」

文化差異童年白色恐怖

七歲時，王健進了鳳山的大東國民小學。只會說日語的他，對於老師以台語、國語授課，感到不知所云。幸好開藥房的母親會說一點台語，就陪著他上學，一字一句的教他，一年多來，他終於能順利學習。豈知讀到四年級的時候，卻發生二二八事件，再一次讓這個家庭捲入風暴。

由於母親是藥劑師，認識許多講日語的醫生，而國民軍隊非常厭惡講日語的人，王母也因而被列入嫌疑犯，並差點被逮捕。一天半夜，兩個荷槍的憲兵來逮人，幸經鄰長及早通報，王母得以逃脫，躲到十公里遠的老友家，喬裝成農婦。直到約兩年後，風聲鬆緩，全家才搬回鳳山市，王健也順利的在大東國小唸到畢業。

那年七月，王健考上省立高雄中學初中部，全校僅上榜二人，母親的歡喜不在言下！但是等王健入學，才發現更大的困難橫亙眼前：

「沒想到，開學後發現，大家大部份都講台語，我的國語都帶有濃濃的日本腔，說起話就像《海角七號》田中千繪講國語的樣子，我的弟弟妹妹也一樣不行。因為語言不通，我有自閉症，我的弟妹也有自閉症，所以我們都不快樂。」

另一方面，日籍的母親執意要改回日本姓，也因此必得在當年十二月底前離開台灣。王健說：「當初母親想帶我們四個小孩一起離開，但是怎麼交涉都不行，因為我們都已經改姓王，變成中華民國的國民。母親離開台灣時，是孤伶伶的一個人。」

母親要與父親離婚、離開台灣的事，並沒有讓王健知道，只說她要去旅行了。有一天，母親將王健五歲時就教他彈的樂器「曼陀林」交給他，說：「我要去旅行，這支曼陀林放在你這兒。」從此一去不回。其實，她的心中滿是不捨。

當太田女士搭乘「鐵橋輪」停泊在神戶港時，許多日本報社記者前來採訪這最後一批自台灣遣返的日籍人士，她哭著對記者說：「我有四個孩子，我要帶回日本，但是中國政府不讓我帶走，他們是我的親骨肉，請呼籲大家幫我一個忙，透過國際紅十字會一起營救我的孩子吧！」

無奈事已成定局，幾經交涉，還是沒有辦法。王健說：「我是經過很久很久以後，才知道母親不會回來了。那支曼陀林就這樣莫名其妙跟了我好幾十年。」

母親不在身邊，十二歲的王健身為老大，只好樣樣學著自己來，上學要帶便當，勉強自己煮飯、炒飯、煎蛋、煎魚等等，做幾樣簡單的事，日子就這麼過。不到兩年，父親再婚，但情況並未改善。後母有了自己的孩子，就不太管王健四個兄弟姐妹，而父親也挺著後母。於是這四個得不到周全教養的孩子，就這樣孤苦伶仃的進入了少年時代。

少年偶像校長救回升學路

王健第一位音樂天份的啟蒙師，就是她的母親。五歲那年，母親發現，王健竟然有模有樣的哼著經過門前的日軍進行曲，大為驚喜：「阿健！你是天才啊！沒有教你，你卻自己會唱！」於是開始教孩子彈曼陀林，開啟他多才多藝的天份，也成為他日後苦悶心靈中的一大支柱：

「上了初中後，因為語言的關係，我有自閉症，我避開了與旁人互動，我參加『自助會』，就是我自己玩體育，自己玩音樂，自己玩繪畫，反正自己都可以變出花樣，自己玩自己樂。」

王健吹奏口琴、小喇叭。

由於有學校設備和競賽活動的支持，王健的驚人天賦逐漸顯露，學什麼東西都一學就會。小喇叭、口琴都吹得流暢動聽，很快的王健就成為雄中樂隊隊長、口琴隊的隊長，在繪畫上也成為寫生隊的隊長。

王健說：「我以高二（高五）的學生身份，到衛武營去教一批尉官吹口琴，那個中尉隊長帶著隊向我敬軍禮。哈哈……哈哈……哈哈哈……我非常得意，一直到現在。」

在初三，王健就越級代表高中部出去比賽足球。當年王健擔任足球隊隊長，雄中足球隊在南部所向披靡，光踢足球就記了七個大功：「踢足球帶給我很大的成就感，從小很多的壓抑藉足球運動得以抒發，所以功課爛我覺得無所謂。」

「『王健是我的偶像』誰寫的？是趙寧。他也是雄中的校友。」

「『我是王健的球迷』誰說的？是趙榮耀，他是監察委員。」

為了足球，王健高中唸了六年，因壁報、素描、繪畫比賽等各種才藝，得獎無數，總共記了十三個大功。

民國五十年，當王健代表雄中參加民航局主辦的足球大賽，挺進冠軍決賽時，王家驥校長看到請公假單上第一個名字赫然是王健，馬上找他來問：

「王健！你是怎麼了？你到底要怎麼樣？你在雄中是第幾年了？我說，第九年。」

「你還要打足球。再打下去，你就只有當兵一條路了。你今年聯考考不上，我們也不能再容納你啊。」

「王校長當著大家的面說：『雄中可以輸球，王健的前途不能給他輸！』拿起筆來，就劃掉請假單上王健的名字。」就這樣，王健回到了升學之路：「校長改變了我的人生！」憶起高齡一零二歲仍然健在的王校長，感激和思慕之情溢於言表。

單車遠行傾倒師大樂隊

王健的作品。

三個月後，高六的王健以高分考入師大美術系，跌破許多人的眼鏡：「很多人不知道我會畫畫。高中時，每當我踢完足球從操場回來，我都直接走進美術教室，窩在教室獨自畫畫。我曾代表學校參加南部七縣市素描比賽得到冠軍。」

到了八月底，新生報到時，王健想將父親贈他的「富士霸王」腳踏車寄到台北，但由於運費太貴，索性背上行李，自高雄鳳山騎腳踏車一路北上，騎了四天到了師大。

「因為早到幾天，發現學校都沒有人，這下發愁了，我去哪裏睡覺啊？幸好訓導處還有教官在。」但因為還沒註冊，規定不能住進學生宿舍。教官幫著想辦法，問王健會什麼？

「哦！你會樂器？那剛好樂隊是我在管的，我帶你到樂隊看看他們能給你安排什麼？」到了樂隊那裏，隊長說，依照隊規，新隊員要先演奏一曲，讓在場的同學評鑑。

「我不加思考的拿起小喇叭就吹起《海頓小喇叭降E調協奏曲》，這首頗有難度，吹奏中，我看到所有的成員都睜大眼睛，難以置信的看著我，身體幾乎都成四十五度傾斜。」

「他們即時的評語就是『你簡直是職業的嘛！』我告訴他們，我只是吹得久一點。隊長說：『乾脆這一支小喇叭就由你保管吧！』所以啊，我很幸運，還沒有註冊就住進樂隊的宿舍。而且當了隊長，還一當就當了四年。」

王健在師大美術系如魚得水，破紀錄的拿了兩屆全系最高榮譽的「黃君璧獎學金」。大三的時候，學生要接受軍訓，因為他當選師大優秀青年，官拜少將的總教官就推薦他到政工幹校。

「政工幹校有許多科系，包括美術、音樂、體育，基本上我很適應這個環境，軍隊裏也沒有拘束，語言也比較沒有隔閡了，朋友也逐漸的多了，我的心情比較能放得開了，就開始感到比較快樂！」

王健的作品。

軍中服役踢進國家代表隊

畢業後，要接受一年四個月的預官役，王健被派發到反攻大陸最前線的金門，對一般家庭而言，那是個面對戰爭死亡威脅的生離死別場面。而王健背了背包，隨身帶了一把口琴，一個人到高雄徵召碼頭報到。

報到後的第三天，忽然有一部吉普車開到王健據守的壕洞，點名要找他：「我們是來接你的，請跟我們到金防部總部報到。」

王健說：「帶來的行李還沒完全整理好，又要打包，最可惜的是派配給少尉軍官的一把手槍，環扣都還沒拆解，我已經沒有機會試用了。」

到了總部，王健恍然大悟，被引領到的一個房間裏，全部都是踢足球的，都是認識的。原來三軍聯賽將開始，要組一個隊代表金防部參加比賽。來金門三天，王健又被派回鳳山參加比賽。其後，由於表現優異，他又代表陸軍的「陸光隊」，直至代表國家三軍的「莒光隊」參賽。

「我從十二歲開始踢球，結果一直踢到國家代表隊，雖然沒有賺到什麼錢，不過我很得意呀，這是人生非常難得的一個經歷，是我從一個非常無奈的環境中自己掙扎出來的。」

退伍後，王健被分發到台北市仁愛國中當教師，是人生一個階段的結束，也是人生另一個階段的開始，他的一生，套句一位資深媒體人的話：「比『海角七號』更動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