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遇到大麻烦，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中国政府来不及等待十二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在十一月九日宣布了对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并计画在二零一零年底前投资四万亿元，实施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五日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更要求，扩大投资“出手要狠、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包括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由于中央松绑，地方政府更加不会手软，他们的小金库也纷纷解禁，增加投资，因此估计总投资额将达到十亿之谱。看来“狠”、“重”没有问题，是否“准”、“实”，只能以后来判断。但以中国的经济体制与官场腐败来看，实在很难看好。至少现在就有些专家出面鼓吹要政府拿钱出来到国际金融市场去“抄底”，但是中央政府还比较冷静，因为甜头还没有吃到，却已经有几家大公司惨遭吞噬。

为何形象比较温和，喜欢流泪的温家宝会如此“狠”与“重”，乃是北京高层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感。日本《产经新闻》在十一月十七日报导，“二月危机”的说法正在中共内部传开来。主要原因是，数以亿计人口返乡的明年二月农历新年之前，由于股价及房地产价格跌跌不休，加上发工资以及结算帐目需要大量现金，一些企业会如同深圳、东莞等地的工厂纷纷倒闭，中国的中间阶层将会“瓦解”，暴动事件很可能会急剧增加。

中国的群体性骚乱事件本来每年就多达几万宗。这次使北京担心的是，“中间阶层”因为“瓦解”而造成的暴动。所谓“中间阶层”，指的就是中产阶级。他们在前一两年中国经济繁荣的时候，投身股市、楼市，但是后来股市跌了七成，楼市也不同程度跌了好几成，使他们损失惨重，“有产变无产”，就会投身“造反大军”。这点共产党太有经验了，当年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就故意杀人放火，甚至冒充国民党烧杀，把农村有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迫使他们参加革命，与共产党同生共死。

这些年来在中国壮大的中产阶级，自然有其过人的本领，才有地位的上升，他们或聪明，或狡诈，或勤劳，或勇敢，或心狠，或手辣，或善于经营政商关系与人际关系，有的还是从共产党内部出来的。总之，他们是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的能力，超过只喜欢愚忠与听话的中共特权集团。因此如果以往的骚乱都是社会底层的乌合之众，那么未来的造反队伍，除了是李自成之外，还会加入有足够见识的李岩，这才是共产党最惴惴不安的。

为此，《产经新闻》报导，这段时间，不仅要防止不动产价格下跌，也应设法让上海综合股价指数至少回复到两年前二千四百点的水准，最好能拉抬到三千点。如果无法拉抬的话，中国中间阶层将会“瓦解”。问题是即使明年二月前做到这些，二月后又如何？

其实还不到二月，目前中国社会的动乱情况与以前已经呈现不同特色，使人感到政府已经有些失控。第一，公安与城管成为“暴民”的主动打击对象，以贵州瓮安与上海杨佳事件为标志；第二，官方被迫立刻撤换民愤很大或控制不了场面的官员；第三，全国性计程车的罢驶行动似乎有“隐性工会”在操作；第四，企业倒闭多采取老板逃亡的方式，债权人也不信任政府的处理，与民众采取哄抢厂房的方式；第五，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已经因为失业而提前返乡，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有关部门已经把在工地稳定就业半年以上失去工作的农民工纳入失业登记，以免官员失去警觉；第六，民众为申请工作或保留职业及企业变相裁员都不择手段，政府却说没有裁员潮；第七，最近外逃的贪官似乎增加，但是当局不愿声张，这是不是破船在沉没前的自相逃生？第八，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已经下令地方政府“筑牢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把问题在当地解决，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意思就是不得推给中央解决。

还有更特别的是，十一月十九日，北京市政府前有超过一千人集结，抗议前总理李鹏儿子的“新国大期货公司”与其他黑心企业诈骗无辜老百姓。新国大案是起于十一年前的金融诈骗案，幕后主谋是李鹏儿子李晓勇。二零零零年，当局枪毙台商曹予飞，为李晓勇顶罪及灭口。因为涉及总理大人，因此虽然受害者不服，也只能在中国政局变幻莫测的时候出来抗议与索偿才能避免被镇压。此事已经冷却多年，最近又冒出来，可以被看作是中共政局出现异常情况的标志。

四兆或十兆的金钱能否买到中国社会的安定，等待时间来检验。而中国部级官员张铭清与陈云林访问台湾时，在民众抗议声中摔倒及在酒店中被围困八小时，让中国民众对台湾这个“民主灯塔”有更深切的认识，必然也会鼓励他们对抗专制制度的决心与信心。

转自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