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十五日，二十國經濟高峰會議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為期一天的會議，象徵性大於實質性。成果僅僅是各國同意金融預先警報安排，推行更嚴謹的會計規則，增強全球金融體系的問責制和透明度。

峰會成果不大，有多種原因：歐洲主張改革現行金融體系（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但美國和加拿大僅同意作適度調整；發達國家希望新型經濟體，如中國、巴西等國，出力拯救全球金融危機，但這些新興經濟體卻仍然把經濟復甦的希望寄託在發達國家身上；美國政府換屆，全球靜待未來白宮班子的經濟決策。

謹守「韜光養晦」國策的中共領導人，注定不可能在這次峰會上有任何作為。一方面，鑒於中美經濟利益的最大膠合，北京不可能接受歐盟與俄羅斯的主張：放棄以美元為主的貨幣體系；另一方面，儘管中國擁有最多外匯儲備，但北京心虛的是，中國自身經濟形勢正每況愈下。

來年春節已不大可能再現農民工返鄉人潮，原因是沿海地區的工廠倒閉潮愈演愈烈，越來越多的農民工正提前返鄉。勉強存活的出口企業中，訂單銳減，對比去年訂單減少50％至80％；今年頭八個月，全國工業企業虧損面達18.3％，同一數字，廣東省達28.51％，該省還首次出現三年來的工業負增長。

僅僅一年之間，中國經濟就出現質的變化，呈現衰退，或曰增長中的衰退。無法再依靠出口，中南海便又轉向內需。當局宣布，未來兩年將投資四萬億人民幣，啟動項目，開動工程，目的是刺激經濟、激發內需、保持增長。當局經濟政策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從「防通脹」變成「保增長」。

然而，內需不足，對中國而言卻是一個老話題，貫穿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三十年。當局多次出手卻從未見效。中國經濟增長基本依賴出口，即外需。

內需不足有多種成因。缺乏社會安全感，是妨礙中國民眾消費的心理癥結，因而他們習慣存錢，而不習慣花錢。多年下來，只見存款增加卻未見消費增長。

與世界各國相比，中國國民生產總值（GDP）中，消費所占比例嚴重偏低，二零零零年為46％，之後不增反跌，到二零零七年為35％。而在發達國家，同一數字在55％以上，美國更高，消費所占國民生產總值比例高達70％。

內需不足，更重要的成因，乃是中國並不具有完整的市場經濟。中國經濟模式，為權力經濟。即以權力和官位為中心的經濟運作模式。這一模式為官商勾結、權錢交易、腐敗氾濫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有權才有錢，有錢就有權。

衍生的後果便是，官民懸殊，貧富分化，財富向少數人手上集中，多數人相對貧困或絕對貧困。那少數人，消費飽和，無從增加；多數人卻入不敷出，拮据度日，為了醫療、教育、住房、防老，只能多存少花。單說七點五億農民，占人口多數，卻從未成為消費主體，又如何談得上「內需」？

說到經濟衰退，美國和中國的情形大不一樣。美國經濟衰退，是周期性的，是經濟擴張之後的必然收縮，但其基本經濟面依然完好，市場機制健全，政府定期更換，富有能量與活力。這一切都構成重新增長的堅實基礎。

中國經濟一旦減速，一旦衰退，便是致命創傷。制度缺陷無法克服，社會不公無以扭轉，官僚主義尾大不掉，投資再多也只不過是貪官污吏的囊中之物，無助於大眾利益，更談不上刺激消費、激活內需。

看來，這種依賴外資與出口、並壟斷在政治獨裁下的所謂「中國特色」的「中國經濟發展模式」，隨時可能猝死。

三十年的經濟積累，已經走到一個拐點：一個需要徹底改革政治制度、終結權力經濟、實現財富公平分配的轉折點。這是人類進步的必然方向，也是中國發展的大勢所趨。

拒絕政治改革，奉行「單純經濟主義」，不僅使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難以為繼，也將給未來中國埋下定時炸彈：社會對立、社會失穩、社會動亂，隨時可能接踵而至。

轉自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