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劣的经济指标令中国国务院慌了，在连续四次紧急会议后，一个简称四万亿救市方案在仓促中诞生了。

四万亿元绝对是大手笔，然而口头上报的数字毕竟不是真金白银。这次救市并没有从根本上重视民生问题，只是“灭火式”的想暂时稳定就业人口，把政治任务强加在经济决策上，这种畸形的经济策略能抵抗经济危机的狂风暴雨吗？

十月末，一些消息灵通的省市官员开始出现在北京三里河－－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前身是计画经济时期的国家计画委员会）的大楼外，十一月九日是星期天，国务院却赶在这一天宣布了令世界惊讶的四万亿救市计画。一夜间，四万亿成了关注度最高、普及率最广的年度明星数字，而三里河也挤满了赶来瓜分盛宴的各省市官员。

大陆媒体对此冠以“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经济计画”和“大手笔”的美誉，称此标志着中国将由“以出口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以内需拉动为主、让老百姓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体现关注改善民生的执政理念，同时表现出了负责、高效和睿智的大国风范。”

第二天，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美国《时代》周刊等西方主流媒体也称赞此举是《中国的新政》，于是国内外叫好声一片，这令胡锦涛的国外出访以及一周后出席华盛顿G20峰会时，神采奕奕。

然而这太突然了，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中国经济方针来了个急转身：十月初中国经济的主调子还是要防止经济过热，十月下旬温家宝在出席亚欧峰会时还信心十足地表示，中国政府已经预见到了经济危机的到来。然而预见到了并不意味着有能力化解。中国人民银行直到九月十六日才第一次宣布减息，令外界质疑错过最佳救市时机。

十一月初，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最新数据，十月份全国规模以上（主营业务年收入五百万元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去年同期相比只增长了8.2%，增幅锐减9.7个百分点，创二零零一年以来最低增速。面对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升高，于是才有了国务院新政的出台。

经济恶化 严重超出预期

是什么触动了这场惊变呢？原因很简单，在面临泡沫经济“硬着陆”、经济衰退引发政治动荡之前，国务院不得不采用紧急措施，强力阻止危机的到来。据《中国资讯报》报导，温家宝在国务院会议上承认，中国经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严重程度远远超出预期，加上中国经济自身也在客观上面临周期性调整，因此中国经济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

此前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警告说，假如不采取措施，二零零九年中国经济的增速不是一位数、两位数的问题，而是正数还是负数的问题。海外金融机构虽然没有如此悲观，但《彭博新闻社》十一月八日报导多家海外金融机构的预测称，中国经济增速可能降至二十年来最低，不排除低至5%。不少大陆学者也预测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将可能为6%，远远低于8%的临界点。

经济衰退最清晰的指标是，GDP增速已连续五个季度下滑，今年第三季度GDP增幅由去年的11.9%下滑至今年的9%，最新的工业产出、进出口增速等指标均有明显回落。以测试宏观经济风向的发电量为例，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透露，十月份中国电力出现了0.465%的负增长，“是一九九九年以来中国电力首次出现单月负增长。”

据官方统计，十月份中国出口总值1,283.27亿美元，同比增长19.2%，比上年同期回落3.1个百分点，比九月份回落2.3个百分点。十月份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6.6%，是年内下调幅度最大的一次；消费者价格指数则已经连续三个月环比增速为负，这表明通货紧缩正在形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幅为16%，是今年以来的首次下降，增速拐点初现，而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8.2%，已接近一九九八年危机时的水平。

很多经济学家称，此时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比一九九八年更为严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全球金融海啸的冲击远远大于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二是股市房市双双“熄火”的影响远远大于当年。

保八现危机 仓促应对

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后，北京曾提出“保八”（GDP年增8%）的经济目标。因为只有维持8%的增幅，才有可能吸纳每年新增的大约一千五百万就业人口。如果经济增长放缓，失业人口剧增，势必造成社会动荡。如今中国已进入政治敏感时期，民间积怨很深，而且下个月将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明年是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和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官方更需要维持社会稳定。

今年上半年以来，由于出口减少，一波接一波的倒闭裁员潮使大批工人失业，房地产业的衰退更加剧了失业大军的生成。目前在城镇的农民工超过一点五亿，一旦失去工作，这些人也难于重回农村，社会动荡难以避免。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社会过去几年的稳定至少有一半原因要归功于股市房市的泡沫，直接和间接地吸收了流动性失业，用泡沫吸收失业，仿佛成了现代经济发展的秘诀之一。

此前人们普遍认为，大规模的保增长措施要到十一月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际才能面世，然而恶劣的经济指标终于令国务院慌了，于是温家宝在十一月五日、九日、十日、十二日连续召开紧急会议，提出扩大内需“出手要狠、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十六个字，一个简称四万亿救市方案仓促中诞生了。

人称“每一寸铁轨都是黄金铺就的”，四万亿救市计画将投入大量资金修建铁路。图为二零零七年四月十八日，中国第一个高速铁路火车离开北京站。（AFP）

虚张声势 了无新意

然而四万亿只是一个虚拟数据。据悉，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画是“一比三”配套投资，国家财政出一点一八万亿，银行配上一万亿，地方和企业再各自配套一万亿。中央宣布四万亿计画后，广东省随即宣布要投入二点三七万亿建设省十大工程，浙江零点三万亿，上海预计配套零点五万亿，天津零点三万亿，北京零点一五万亿，仅这些项目相加就远远超出四万亿。

有评论说，四万亿元听起来绝对是大手笔，其目的就是尽可能早的打动人心，然而实际情况并不会那么动听，口头上报的数字毕竟不是真金白银。目前中国地方财政负债总额在一万亿元以上，随着房地产业这个第二财政的衰落，很多地方财政连维持正常运转的资金都没有，哪有钱再来新投资呢？

按国务院计画，到二零一零年底（两年内）投资的四万亿将采用十大措施用于十大领域，许多专家和民众评论说，政府提出的“十大新政”其实了无新意。这十大措施中很多都是已有项目，如安居工程、农村建设等，已经实施了十多年了，谈不上新项目，地震灾区的重建工作也归在救市方案中，莫非没有经济危机就不重建灾区了？由此可见四万亿救市这个提法非常混乱。在过去几十年的实践中，这些投资并没有带动内需，难道这次旧法子就能变出新花样了？

龙洲经讯（Dragonomics）驻北京的董事总经理葛艺豪（Arthur Kroeber）表示，中国救市方案的实际额外投资可能仅为声明数字的三分之一，即大约一点三万亿元人民币。《福布斯》杂志也估计，中国实际新增开支项目的规模只有一点五万亿元人民币。把一万多亿夸大成四万亿，只是虚张声势、安抚人心而已。

民生是否能够真正得到改善才是判断投资成败唯一标准。（Getty Images）

中国许多普通民众无力购买昂贵的商品房。此次四万亿救市计画预计大量修建百姓买得起的安居楼房。（AFP）

四万亿 难于兑现的承诺

温家宝曾强调：“在经济困难面前，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但如果只有财政货币政策的放宽，没有真金白银的投入，能挽回市场信心吗？中国高官一直空口救股市，结果股市越跌越深。那四万亿元从何而来呢？

首先分析中央政府预计投入的一万亿。抛开私下印刷钞票之外，政府增加财政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增加税收，二是发行国债。增税可提高税率或新设税种，在这方面中国政府的创造性与不受约束性都位居世界前列，以行政收费为例，二零零五年全国行政事业性收费总额达四千多亿元，占财政收入的比重10%以上，成了地道的苛政，再往上增税的空间并不大。

另外，中国近年来国债发行量呈快速上升趋势，二零零七年国债发行量达创纪录的二点三五万亿元（含特别国债一点五五万亿元），同比增长164%。二零零八年的预期国债发行规模是七千五百亿元，预计二零零九年将提高到一点三三万亿元，增长77%。

与中央财政的火热相反的是地方财政的冷落。据发改委估算，全国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一万亿元以上。近五年来，由于土地出让金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约占同期地方财政收入的47%，北京、上海、浙江等省市甚至高达地方收入60%以上。如今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土地交易萎缩，地方财政已遭遇很大的资金缺口，直接威胁到公务员工资、教师工资、低保人群的保障等刚性支出，目前正在进行的医改还需要大量补贴。面对瘪下去的钱袋，地方政府能想到的办法只有发行地方债券。

然而百姓用钱购买国债、地方债券了，哪还有钱消费呢？温家宝一直对发行国债持谨慎保守态度。

救市前景不容乐观

官方媒体藉御用专家预测说，四万亿投资将带来两个百分点以上的GDP增长，即几乎可以抵消出口萎缩的负效应，确保GDP增长在8%以上。但也有大陆学者指出，四万亿投资的经济刺激效果有限，因为它并不能真正带动内需，它只是临时救命的强心针，而不是医治中国经济毛病的良药。

在十大措施中，除了各种基本建设大项目外，人们看不到“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直接关系百姓生活的字眼，四万亿到底有多少能惠及百姓呢？很多学者担忧，这次救市投资在程式正义缺乏和公共精神缺失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一旦通过游说获得投资，很可能将资金用于短期见效快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将真正的民生产品挤出，走十多年前“重复建设”和“豆腐渣工程”的老路。如此救市，反而浪费了宝贵资源并贻误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大局。

十一月七日《21世纪经济报导》在头版发表了题为“高投资率是无法维系的‘老路’”的社论。社评引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析结果，从一九七八年改革之初到一九九六年邓小平去世前，中国经济增长有三分之一到一半来自经济效率的提高，而在过去的十年中，经济结构不断恶化，效率不断降低，主要靠提高投资率来支援增长，近年来投资率在GDP的比重维持在43%的高水准上，民众从高速增长中没有得到实惠，贫困人口比例不断上升，如今中国仍有两亿人每日收入低于一美元，被联合国认定为贫困人口。而且投资的边际递减效应也日趋明显。

西方国家居民消费额占GDP六成以上，而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逐年滑落，从一九八零年代的62%，降为二零零五年的52.1%，二零零七年再降到36%，达历史最低水平。

有分析说，中国经济目前的高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的增长模式，并非源自决策者的偶然失误，而是当局有意回避困难改革的必然结果。由于缺乏各种基本权利的保障，多数中国人对自己的未来都有太大的不确定感，这是中国经济内需不足的最深层原因。

这次救市并没有从根本上重视民生问题，只是“灭火式”的想暂时稳定就业人口，把政治任务强加在经济决策上，这种畸形的经济策略能抵抗住经济危机的狂风暴雨吗？如今很多人都为中国经济寝食难安，这里面也包括温家宝自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