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耀的摩天大楼在中国城市里迅速发展。但是，它的代价惊人。图为上海市浦东金融开发区。（法新社）

十月二日出刊的《经济学人》期刊中，有篇专文介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史隆管理学院(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教授黄亚声最近出版的新书《中共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文中指出，中国经济离资本主义越来越远，它逐渐地被虚弱的金融部门、污染与贪污所扭曲。中国的深沉问题需要制度和政治改革，但是这种改革的希望很渺茫。

都市中国取代农村中国

大多数人，特别是居住在中国以外地区的人们，认为中国的惊人经济成长的基础，是由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平稳过渡。三十年的改革使其经济自由化，而政治改革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黄亚声在新书中指出，这种渐进式主义者的观点是错误的。针对中国问题的第一手研究很少见，大部份是因为统计数字十分不可靠。黄亚声摒弃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外国直接投资等表面数据，他挖掘出几千页被遗忘多时的备忘录和政策文件。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两个中国：一个是不久以前充满生气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农村中国；另一个是现今由中共政权控制的都市中国。

随着中共改变路线，中国贫富差异和社会压力与日俱增。图为二零零七年六月四日，安徽省合肥市的一对农民夫妇。（法新社）

在八十年代，农村中国具有优势。农民可以自由地设立制造、经销和服务等方面的公司，这些公司得以保留盈余和分红。举例来说，安徽省前农民聂冠九(Nian Guangjiu，译音)开了一家拥有一百多名员工的公司出售向日葵的种子，在一九八六年就赚了一百万人民币(大约三十万美元)。

但是到了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爆发。以赵紫阳为首、生长在农村的一代决策者，被以江泽民和朱镕基为首的都市人赶下台。这两人都是从上海发迹，其“上海模式”主宰着九十年代：快速的都市发展偏好大型国营企业和外国的跨国公司。农村遭逢巨变。就像很多私人的小商人一样，聂冠九被逮捕，他的公司倒闭。

的确，闪耀的摩天大楼在中国的城市里迅速发展，外资大量汇入，国内生产总值持续成长。但是，它的代价惊人。随着中共改变路线，并向农村课税以提供资金给都市发展，中国平均家户所得的成长和赤贫的减少趋缓，而所得差异和社会压力却与日俱增。农村的学校和医院被迫关闭，导致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五年之间的文盲增加了三千万人。据黄亚声表示，虚弱的金融部门是中共主导的资本主义之致命弱点，此致命弱点、污染与猖獗的贪污，正逐渐地扭曲经济。

改革希望渺茫

然而，不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开始叱吒世界舞台吗？黄亚声的证据显示，在经过较仔细的检视之后，这些公司并不能算是国营，也不能归类为私有。联想电脑集团是由香港总部控制并挹注资金，而非中国大陆。哇哈哈食品公司与其他很多企业，都是依赖外国保护和资本来获取成长，并摆脱中共的非难。

外资在中国的主要功能之一确实是扮演从风险资本家到国内企业家的角色。至于华为公司，因为它的结构及其与官方的关系十分迂回，以致于最认真的中国观察家也不知道它是私有或国营企业。中国的深沉问题需要制度和政治改革。很遗憾，正如中共严格掌控奥运所显示的，这种改革的希望很渺茫。

独裁政权不比民主政权成功

七月号的美国著名期刊《外交政策》发表了对黄亚声进行的专访。黄亚声主张，政治自由主义有助于经济成长，但并非只是它的副产品。

黄亚声认为，另一个议题是如何解释，当中国和东亚仍是独裁体制时，为何这些国家的经济快速成长。

他说，对于每一个东亚独裁主义的成功故事而言，都有一个东亚独裁主义的失败故事。台湾富起来了，但独裁中共没有。韩国发展快速，但北韩停滞不前。强人统治的新加坡成功了，但自由香港也成功了。就整体而言，东亚经验准确地反映出社会学家长久以来所知悉的事实──独裁政权在经济上不会比民主政权成功。

在五十年代，北韩比韩国富有。它拥有不错的工业基础和许多原料。今日的韩国是工业大国，而北韩则日趋贫穷。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剧之一。对于被北纬三十八度线分隔的朝鲜人而言，他们的生活截然不同。重要的是，北韩有同等的机会成为像韩国一样的富裕国家，但是，它却变成一个拥有核子武器的赤贫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