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几年里，中国上空出现了崇尚人权信仰的卫星电视电台节目，中国的海底光缆里传送的也是各类屡禁不止的“网路谣言”，中国邮局、海关、电话、手机里流动着当局竭力封锁的资讯……

不光几十年前躺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想不到，即使今天把持中国舆论宣传工具的中宣部也没想到，短短几年里，中国上空出现了崇尚人权信仰的卫星电视电台节目，中国的海底光缆里传送的也是各类屡禁不止的“网路谣言”，中国邮局、海关、电话、手机里，流动的也是当局竭力封锁的资讯，而这些“反共媒体”的主人既不是“美帝国主义”，也不是“国民党反动派”，而是一群普通民众。

如今中国大地上正上演着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媒体大战，中共企图控制媒体所需的代价日趋高昂，民众反控制的努力以海陆空全面展开，并上升到卫星高度，一场正邪舆论大战正在中国大陆如火如荼的进行着，自由民主之声代替专制独裁封锁的那一天不远了。

控制媒体是共产党存活必要因素

翻开中共几十年的统治史，除了“枪杆子”的暴力镇压外，还有“笔杆子”的谎言欺骗，这一文一武的配合使中共存活到了今天。尽管中国宪法规定，“中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以及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但中国所有的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都与宪法精神相违背，都是有关如何控制管理新闻媒体，完全无视新闻自由。

这种宪法与法律之间的悖论可谓中共一大特色。中共历来把对媒体舆论的控制看成其存在的生命线，“新闻工作是党的生命线，牢牢掌握宣传工具是我们革命事业成败的关键。”其实，共产社会最大的标志不是公有制，而是官控媒体。无论在前苏联、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还是现在的古巴、朝鲜，官方控制媒体成了极权社会的一大特征，全世界都不例外。

人们常说：新闻是管理社会的第四种权力。控制媒体就等于控制人们的大脑，控制整个社会。中共利用一言堂的媒体控制，让中国民众从小相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之类的谎言，中共利用媒体舆论控制国人，可谓集古今中外之大全。据中国新闻出版总署计财司统计，早在二零零二年中国就有报纸二千一百三十七种，各类期刊九千零二十九种；广播电台三百零六家，电视台三百六十家，广播电视台一千三百家，其官控传媒数量堪称世界第一。

二零零三年六月八日，居住在三峡工程上游、新移民桂花村庄的男童自家顶楼上，有一个接收卫星讯号的卫星锅（小耳朵）。（法新社）

偷听敌台与反动标语

中共对媒体的控制以及民众对中共的反控制，从中共执政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过。早在“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十亿人长一个大脑”的年代里，就有“偷听敌台”的人，那时的美国之音、BBC等电台，培养出了魏京生一代人物。当时还有各种胆大的“地富反坏右”（地主、富农、反动派、坏份子、右派），趁人不注意悄悄在墙上写下“打倒共产党”之类的反动标语，藉一行小字抒发心中的愤恨。

那时的普通民众，别说反对共产党，连怀疑共产党都被处以极刑。如张志新被割破喉管后处以死刑、李九莲被活体取肾后再被枪毙等，其家属子女也被打入另册，受到严重岐视。这种红色恐怖也渗透到文化娱乐领域，“十亿人观看八个样板戏与几部小说”，思想禁锢封锁可谓登峰造极。

从大字报到地下刊物

文革期间群众的大字报也算是突破官方舆论控制的一种方式。从大字报里，人们看到了以前从来没有看到的一些真实情况，特别是一些高官生活的阴暗面，让人们对中国党员的伟光正形象大打折扣。可惜大字报没搞多久就被收声了。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期间，北京出现了“西单民主墙”，西单体育场外那约一百多米长的宽阔围墙，成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发源地，其大力宣传的政治自由与民主化，被人称为“北京之春”。当时活跃于西单墙的魏京生、徐文立、王军涛、胡平、刘青、任畹町等，大部份人被判刑或流亡海外。

文革之后，刚从崩溃边缘死里逃生的中共，一时还没有找到控制媒体的新方法，于是中国出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舆论宽松”时期，至今中国传媒业人士大多认为八十年代是中国媒体的“黄金时期”。

然而那时的中共也没有真正放松对媒体的控制。如对西单民主墙的硬性镇压、一九八三年的“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与一九八六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政治运动都扼杀了人们对西方民主自由的向往。当时民间流传着一些地下刊物。有人从纽约公共图书馆搜藏出一份中国大陆地下刊物一览表，上面有三十九种刊物或书籍的名单，如《圆明园酒鬼诗集》、《庞培诗选》、《异乡人》、《北门杂志》、《倾向》、《发现》等。

六月六日，欧州卫星公司为了讨好中共，中断了新唐人对亚洲的播放信号。图为卫星播放信号示意图。（网路图片）

六四后中共的新招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中共最后几块遮羞布“人民政权”、“人民军队”等都被撕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认识到民主自由对人民的巨大吸引力，于是更加严密控制新闻媒体。有学者把中共当时对媒体的控制方法归纳成了下面六点。

一、将对新闻媒体的控制管理用法律、法规及法规性政府文件的形式“制度化”。

二、实行政府领导的新闻出版署（局）与中共党委宣传部门双轨制领导，而且中宣部的权力更大于新闻出版部门。

三、确立了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原则。所有政治思想罪犯，尽量找到贪污腐败等经济问题来惩治；实在找不到经济罪证的，则用“危害国家安全罪”、“泄露国家机密罪”及“阴谋颠覆政府罪”等罪名进行惩治。

四、新闻报导上不再像以往一样对某一事件表示沉默，而是采用搅浑水的方式，向公众公开发布一些“混合着部份事实真相的谎言”。

五，国家安全局特务系统公开监管互联网，并随时逮捕一些国安部门认为散布了危害国家安全言论者。

六，在严厉设定各种禁载规定的同时，政府开放了社会生活领域，如性、吃喝玩乐、休闲等所有与政治无关的领域，甚至比西方国家更为开放，把中国人引向了追逐金钱享乐的陷阱中。

破网软件冲破了金盾工程

据新华网沿引第七届中国网际网路大会消息，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中国网民数量达到二点五三亿，成为全球网民最多的国家，几乎每五个人就有一位网民，其中绝大多数网民采用宽带上网。目前中国大陆有网站一百九十二万个，中文网页已逾八十四亿页。

网路本来是资讯自由传递的天堂，而在中国大陆，网路却成了资讯封锁的地狱。中共公安部搞的金盾工程（公安工作资讯化工程），是一九九八年四月由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首次指出的，其实质就是更好地控制百姓的网路封锁和监视系统。

据大陆官方媒体报导，花费六十四亿人民币的金盾第一期工程，从二零零三年九月启动以来，已把中国十三亿人口中的十二点五亿人的资讯存储在公安部门的资料库中。其中美国的思科公司为中共提供了大量的监控硬件设备，受到美国国会及舆论的批评。

目前中共雇用三万名网路警察，采用西方高科技产品，随时监控大陆网路系统。同时向防火墙业界的龙头采购了最先进的过滤设备，装配在国家级网关上。还有一套多层级系统，追踪违反规定的网民。所有的网吧都装上了由警察提供认可的监控软件，由此监控每位用户的萤幕。

最近北京网吧对消费者进行拍照和身份证扫瞄，其监控之严被外界称为网络镇压。

为了引导舆论导向，大陆还有个特殊的职业：网路评论员，即网民所指的五毛党，据说他们每发一篇网路评论能赚五毛钱。这些人以普通网人的身份，发表尽可能对中国官方有利的评论，试图达到影响网路舆论的目的。

然而以法轮功学员为主体的海外计算机专家，很快就研制出突破金盾工程的各种破网软件。如动态网、自由门、无界网、花园网、火凤凰等。如今每天都有数十万大陆网民通过动态网阅读海外中文网站的资讯。大陆网民只要用国外免费信箱如Hotmail、Gmail等，给[email protected]发个空白邮件，十分钟内就会收到一个动态网址，从而不受大陆警察的控制。这真可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中共控制媒体的几大新招

如今在媒体控制方面，中共也不像以前那样动辄封杀报刊，而是一个电话打过去，撤掉总编或记者的职位，如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栏目，报纸还是以前的报纸，但其灵魂已死。

随着网路的飞速发展，中共在舆论控制上频频失手，在控制方式上，中共也从以前完全堵截的野蛮做法，变成更为精致的欺骗诱导。今年六月二十日，胡锦涛在考察《人民日报》时强调，“第一时间发布权威资讯，牢牢掌握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权。”中共认识到要在“第一时间抢占舆论制高点，把握舆论控制权”，于是中共采取“先分流，后堵截”的方式来左右舆论。在汶川地震、三鹿奶粉的报导上，中共先给一个星期的窗口期，让大家发泄，然后慢慢堵塞，由官方媒体和官方的假网民（五毛党）引导，慢慢消除影响。

有评论分析说，中共所谓“抢占舆论制高点”的实质就是“点小火、灭大火”。点小火就是在突发事件中，在中共能够控制的自留地上点上一把火，疏导民众情绪，提供经过过滤、歪曲、甚至编造的第一手资料，把事态范围和规模缩小至最小。而灭大火就是把真实事件和内幕掩盖起来，在暗中处理。

以毒奶事件为例，本来受害者在六百万人以上，但中共只报了五万人，死亡人数只报四人。可惜在网路封锁不住的今天，中共这种“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推卸责任，误导视听”的卑劣做法，只会赢得民众更多的痛恨。

中国控制舆论的另一个办法就是制造新闻来转移民众注意力。这次神七转移三鹿奶粉就是很好的例子。为了转移民众对有毒食品的关注，中共宣称提前发射了神七宇宙飞船，然而很快人们发现，中共公布的神七太空漫游的录像是假的，只是水中训练时的录像。美国太空署的专家也证实了录像的虚假性。中共的弄巧成拙反倒成了人们认清其一贯造假的本质。

自由开放是人类的本性。如今新唐人事件展现的是民众与独裁者在卫星高度的媒体平台争夺，从这几十年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独裁者逆潮流而动的企图越来越难以实现了，自由的阳光必然会照射到苦难封闭的中国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