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之光金盾難擋上升到衛星的大陸媒體戰

文 ◎ 王靜雯

短短幾年裏，中國上空出現了崇尚人權信仰的衛星電視電臺節目，中國的海底光纜裏傳送的也是各類屢禁不止的「網路謠言」，中國郵局、海關、電話、手機裏流動著當局竭力封鎖的資訊……

不光幾十年前躺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毛澤東想不到，即使今天把持中國輿論宣傳工具的中宣部也沒想到，短短幾年裏，中國上空出現了崇尚人權信仰的衛星電視電臺節目，中國的海底光纜裏傳送的也是各類屢禁不止的「網路謠言」，中國郵局、海關、電話、手機裏，流動的也是當局竭力封鎖的資訊，而這些「反共媒體」的主人既不是「美帝國主義」，也不是「國民黨反動派」，而是一群普通民眾。

如今中國大地上正上演著一場控制與反控制的媒體大戰，中共企圖控制媒體所需的代價日趨高昂，民眾反控制的努力以海陸空全面展開，並上升到衛星高度，一場正邪輿論大戰正在中國大陸如火如荼的進行著，自由民主之聲代替專制獨裁封鎖的那一天不遠了。

控制媒體是共產黨存活必要因素

翻開中共幾十年的統治史，除了「槍桿子」的暴力鎮壓外，還有「筆桿子」的謊言欺騙，這一文一武的配合使中共存活到了今天。儘管中國憲法規定，「中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以及進行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但中國所有的法律、行政法規、行政規章以及地方性法規都與憲法精神相違背，都是有關如何控制管理新聞媒體，完全無視新聞自由。

這種憲法與法律之間的悖論可謂中共一大特色。中共歷來把對媒體輿論的控制看成其存在的生命線，「新聞工作是黨的生命線，牢牢掌握宣傳工具是我們革命事業成敗的關鍵。」其實，共產社會最大的標誌不是公有制，而是官控媒體。無論在前蘇聯、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還是現在的古巴、朝鮮，官方控制媒體成了極權社會的一大特徵，全世界都不例外。

人們常說：新聞是管理社會的第四種權力。控制媒體就等於控制人們的大腦，控制整個社會。中共利用一言堂的媒體控制，讓中國民眾從小相信「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之類的謊言，中共利用媒體輿論控制國人，可謂集古今中外之大全。據中國新聞出版總署計財司統計，早在二零零二年中國就有報紙二千一百三十七種，各類期刊九千零二十九種；廣播電臺三百零六家，電視臺三百六十家，廣播電視臺一千三百家，其官控傳媒數量堪稱世界第一。

二零零三年六月八日，居住在三峽工程上游、新移民桂花村莊的男童自家頂樓上，有一個接收衛星訊號的衛星鍋（小耳朵）。（法新社）

偷聽敵臺與反動標語

中共對媒體的控制以及民眾對中共的反控制，從中共執政以來一直沒有停止過。早在「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十億人長一個大腦」的年代裏，就有「偷聽敵臺」的人，那時的美國之音、BBC等電臺，培養出了魏京生一代人物。當時還有各種膽大的「地富反壞右」（地主、富農、反動派、壞份子、右派），趁人不注意悄悄在牆上寫下「打倒共產黨」之類的反動標語，藉一行小字抒發心中的憤恨。

那時的普通民眾，別說反對共產黨，連懷疑共產黨都被處以極刑。如張志新被割破喉管後處以死刑、李九蓮被活體取腎後再被槍斃等，其家屬子女也被打入另冊，受到嚴重岐視。這種紅色恐怖也滲透到文化娛樂領域，「十億人觀看八個樣板戲與幾部小說」，思想禁錮封鎖可謂登峰造極。

從大字報到地下刊物

文革期間群眾的大字報也算是突破官方輿論控制的一種方式。從大字報裏，人們看到了以前從來沒有看到的一些真實情況，特別是一些高官生活的陰暗面，讓人們對中國黨員的偉光正形象大打折扣。可惜大字報沒搞多久就被收聲了。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期間，北京出現了「西單民主牆」，西單體育場外那約一百多米長的寬闊圍牆，成了中國民主運動的發源地，其大力宣傳的政治自由與民主化，被人稱為「北京之春」。當時活躍於西單牆的魏京生、徐文立、王軍濤、胡平、劉青、任畹町等，大部份人被判刑或流亡海外。

文革之後，剛從崩潰邊緣死裏逃生的中共，一時還沒有找到控制媒體的新方法，於是中國出現了改革開放初期的「輿論寬鬆」時期，至今中國傳媒業人士大多認為八十年代是中國媒體的「黃金時期」。

然而那時的中共也沒有真正放鬆對媒體的控制。如對西單民主牆的硬性鎮壓、一九八三年的「清除資產階級精神污染」與一九八六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政治運動都扼殺了人們對西方民主自由的嚮往。當時民間流傳著一些地下刊物。有人從紐約公共圖書館搜藏出一份中國大陸地下刊物一覽表，上面有三十九種刊物或書籍的名單，如《圓明園酒鬼詩集》、《龐培詩選》、《異鄉人》、《北門雜誌》、《傾向》、《發現》等。

六月六日，歐州衛星公司為了討好中共，中斷了新唐人對亞洲的播放信號。圖為衛星播放信號示意圖。（網路圖片）

六四後中共的新招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後，中共最後幾塊遮羞布「人民政權」、「人民軍隊」等都被撕碎，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認識到民主自由對人民的巨大吸引力，於是更加嚴密控制新聞媒體。有學者把中共當時對媒體的控制方法歸納成了下面六點。

一、將對新聞媒體的控制管理用法律、法規及法規性政府文件的形式「制度化」。

二、實行政府領導的新聞出版署（局）與中共黨委宣傳部門雙軌制領導，而且中宣部的權力更大於新聞出版部門。

三、確立了政治問題非政治化處理原則。所有政治思想罪犯，盡量找到貪污腐敗等經濟問題來懲治；實在找不到經濟罪證的，則用「危害國家安全罪」、「洩露國家機密罪」及「陰謀顛覆政府罪」等罪名進行懲治。

四、新聞報導上不再像以往一樣對某一事件表示沉默，而是採用攪渾水的方式，向公眾公開發布一些「混合著部份事實真相的謊言」。

五，國家安全局特務系統公開監管互聯網，並隨時逮捕一些國安部門認為散布了危害國家安全言論者。

六，在嚴厲設定各種禁載規定的同時，政府開放了社會生活領域，如性、吃喝玩樂、休閒等所有與政治無關的領域，甚至比西方國家更為開放，把中國人引向了追逐金錢享樂的陷阱中。

破網軟件衝破了金盾工程

據新華網沿引第七屆中國網際網路大會消息，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中國網民數量達到二點五三億，成為全球網民最多的國家，幾乎每五個人就有一位網民，其中絕大多數網民採用寬帶上網。目前中國大陸有網站一百九十二萬個，中文網頁已逾八十四億頁。

網路本來是資訊自由傳遞的天堂，而在中國大陸，網路卻成了資訊封鎖的地獄。中共公安部搞的金盾工程（公安工作資訊化工程），是一九九八年四月由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幹首次指出的，其實質就是更好地控制百姓的網路封鎖和監視系統。

據大陸官方媒體報導，花費六十四億人民幣的金盾第一期工程，從二零零三年九月啟動以來，已把中國十三億人口中的十二點五億人的資訊存儲在公安部門的資料庫中。其中美國的思科公司為中共提供了大量的監控硬件設備，受到美國國會及輿論的批評。

目前中共雇用三萬名網路警察，採用西方高科技產品，隨時監控大陸網路系統。同時向防火牆業界的龍頭採購了最先進的過濾設備，裝配在國家級網關上。還有一套多層級系統，追蹤違反規定的網民。所有的網吧都裝上了由警察提供認可的監控軟件，由此監控每位用戶的螢幕。

最近北京網吧對消費者進行拍照和身份證掃瞄，其監控之嚴被外界稱為網絡鎮壓。

為了引導輿論導向，大陸還有個特殊的職業：網路評論員，即網民所指的五毛黨，據說他們每發一篇網路評論能賺五毛錢。這些人以普通網人的身份，發表盡可能對中國官方有利的評論，試圖達到影響網路輿論的目的。

然而以法輪功學員為主體的海外計算機專家，很快就研製出突破金盾工程的各種破網軟件。如動態網、自由門、無界網、花園網、火鳳凰等。如今每天都有數十萬大陸網民通過動態網閱讀海外中文網站的資訊。大陸網民只要用國外免費信箱如Hotmail、Gmail等，給[email protected]發個空白郵件，十分鐘內就會收到一個動態網址，從而不受大陸警察的控制。這真可謂：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中共控制媒體的幾大新招

如今在媒體控制方面，中共也不像以前那樣動輒封殺報刊，而是一個電話打過去，撤掉總編或記者的職位，如中國青年報的《冰點》欄目，報紙還是以前的報紙，但其靈魂已死。

隨著網路的飛速發展，中共在輿論控制上頻頻失手，在控制方式上，中共也從以前完全堵截的野蠻做法，變成更為精緻的欺騙誘導。今年六月二十日，胡錦濤在考察《人民日報》時強調，「第一時間發布權威資訊，牢牢掌握新聞宣傳工作的主動權。」中共認識到要在「第一時間搶占輿論制高點，把握輿論控制權」，於是中共採取「先分流，後堵截」的方式來左右輿論。在汶川地震、三鹿奶粉的報導上，中共先給一個星期的窗口期，讓大家發洩，然後慢慢堵塞，由官方媒體和官方的假網民（五毛黨）引導，慢慢消除影響。

有評論分析說，中共所謂「搶占輿論制高點」的實質就是「點小火、滅大火」。點小火就是在突發事件中，在中共能夠控制的自留地上點上一把火，疏導民眾情緒，提供經過過濾、歪曲、甚至編造的第一手資料，把事態範圍和規模縮小至最小。而滅大火就是把真實事件和內幕掩蓋起來，在暗中處理。

以毒奶事件為例，本來受害者在六百萬人以上，但中共只報了五萬人，死亡人數只報四人。可惜在網路封鎖不住的今天，中共這種「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推卸責任，誤導視聽」的卑劣做法，只會贏得民眾更多的痛恨。

中國控制輿論的另一個辦法就是製造新聞來轉移民眾注意力。這次神七轉移三鹿奶粉就是很好的例子。為了轉移民眾對有毒食品的關注，中共宣稱提前發射了神七宇宙飛船，然而很快人們發現，中共公布的神七太空漫遊的錄像是假的，只是水中訓練時的錄像。美國太空署的專家也證實了錄像的虛假性。中共的弄巧成拙反倒成了人們認清其一貫造假的本質。

自由開放是人類的本性。如今新唐人事件展現的是民眾與獨裁者在衛星高度的媒體平臺爭奪，從這幾十年的發展演變過程來看，獨裁者逆潮流而動的企圖越來越難以實現了，自由的陽光必然會照射到苦難封閉的中國媒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