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法新社）

美国前空军部长、武器专家瑞德（Thomas Reed）九月份于physicstoday.org网站发表〈一九六四至一九九六年的中共核试验〉（The Chinese nuclear tests, 1964–1996），一文披露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科技情报处处长斯蒂尔曼（Danny Stillman）于一九九零年两次前往中国参访核设施，取得的中共核武计画资料。早年中共以贫穷人民作为代价发展核技术，现今已跻身世界核武强权，其穷兵黩武的意图值得世界各国关注。

在青海省海晏县，中国第一个核武器基地旧址。（法新社）

缘起

一九八八年六月，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所长杨福家只身访问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受到斯蒂尔曼的欢迎。斯蒂尔曼知道，最好的情报来源就是向知识丰富的访客询问直接而且简单的问题。

在杨福家访问期间，斯蒂尔曼直接询问参访中国核设施的可能性，并获得杨福家首肯，中共核武计画的曝光自此开始。这是中共官员有意将其在核领域的成就，直接地展示给美国核情报界的主角。

中共当局为何同意将应当是机密的核武资讯公开？这可能是中共的情报花招。中国科学家经常对美国访客展示他们的工作成果，并藉由他们的反应来确认其工作成果是否受到肯定。自邓小平于一九八零年前后掌权以来，向第三世界提供核技术已经成为中共政策。

然而，中共官员如此好客的最可能原因是，渴望获得科学上的尊敬。瑞德发现，苏联核武实验室也有相同的现象──几十年来工作十分杰出的优秀科学家，却没有在杂志上发表任何成果。在“铁幕”后的一生中，他们不被同胞知晓，也没有获得国际科学领域的荣誉。

一九九零年四月三日，斯蒂尔曼与副手霍金斯（H. Terry Hawkins）踏上上海的土地。

上海之行

第一站是复旦大学，它是数十个研究所、技术中心，以及国家级实验室的所在地，也是中共核武器系统的一个重要成份。中国也有北大、清华等其他著名学府，但复旦是核知识的发源地。

斯蒂尔曼次日造访由杨福家主持的上海原子核研究所。该所拥有一千多名员工，其中一半是科学家。对该所的访问使斯蒂尔曼了解到，在同样的八十年代后期，中共对巴基斯坦的核科学家也会同样的“好客”。正如我们后来看到的，肇始于八十年代早期的中巴合作，最终促成了斯蒂尔曼离开中国后不久的中巴联合核试验。

成都与内陆核世界

斯蒂尔曼从上海飞抵成都，然后走访梓潼、绵阳，以及科学城。科学城位于绵阳郊区，是中共核帝国的中心。

在科学城的外围，斯蒂尔曼参观了一座工业化建筑里的相对性电子束流加速器。接待人员承认这台加速器是用来产生电磁能爆炸，以模拟远距离核爆的设施。

作为庞大的中心实验室及办公室综合体的科学城现今管理着中共的核武计画。在斯蒂尔曼第一次访问期间，整座科学城接近完工阶段。当时它已经建设了十年，它的目的是用以取代先前依苏联计画在藏族自治州建造的核基地，以及在梓潼的过渡设施。

西安

西安是距离西北核技术研究所最近的城市。西北核技术研究所的专长是核爆诊断，它拥有近千名的科学家，涵盖了地球科学、辐射化学、仪器仪表制造、计算机以及核硬化处理等与核诊断相关的学科。斯蒂尔曼一行人看到了他们所见过最精巧的快闪X射线设备，这是专门用来支援内爆诊断及辐射硬化测试的仪器。

当时，核武安全在中国还不是最优先考量。西北核技术研究所的专家承认，他们还没有使用较迟钝的高效炸药，这表示一次意外的引爆就会产生一些辐射外泄。对于斯蒂尔曼的提问：“中国的核武器是否包含了一些特别的设计或保护性装置，以避免未经授权的使用？”该所所长回答说，恐怖主义不在他们设计核武的考虑范围之内。可见，那时候的中国核武安全不是依赖电子装置，而是“政治上可靠”的守卫。

第二次中国之行

斯蒂尔曼于一九九零年夏天返回美国，并于当年秋天再次访问中国，这次访问的重心在于中共核计画的具体实验。他再度前往成都，并参访位于偏远山区的西南核子物理与化学研究所。最吸引他的是一种从未见过的FBR-2快速爆炸反应器， FBR-2具有在几个百万分之一秒内释放高强度中子流及伽玛射线的能力，因而可以用来模拟实际核爆时射出的辐射线。

斯蒂尔曼一行人随后再次造访科学城。他们参观了高爆炸药测试设施，以及用来研究内爆发生情况的快闪X射线仪器。另有能在一秒内完成数百万次拍摄的高速照相机，以及在内爆球内用以传送内爆对称性讯息的探针。(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