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在中国大陆流动的人口达到三亿，且大多数都是中下阶级的劳动人口，为了讨生活而流浪到大都市中。这些可怜的“流浪人”、“北漂人”，往往成为社会阶层中被漠视的一群。

对于中国目前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的预测，可能是世界上争议最多、分歧最严重的话题。然而有一个问题，恐怕是几乎所有人，从最左的共产主义原旨信徒到各式各样的自由主义者，都不会有太多的异议。那就是，中国正在离开其几千年来形成的根基，从一个传统的社会结构向一个新的未知的状态过渡。其中，人口流动和职业变迁，可能是最重要的表现。

流动人口达三亿

根据中国大陆官方的数据，一九八二年全国共有一年以上常住流动人口六百五十七万人，到一九九零年上升到二千一百三十五万人，增长二点二五倍。一九九五年在公安机关登记的暂住人口为四千四百万人，二零零零年，约为八千万，而到二零零六年，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一点五亿。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数字，是所谓的“登记暂住人口”。

在中国，只有在超大型城市和某些发达区域才需要进行暂住登记，所以有的学者认为，目前全中国离开自己户籍所在地而在外地“漂流”的人口，可能有超过三亿人。

中国的流通人口，主要由农村流出的“剩余劳动力”构成，按照社会学一般的概念，这个人口也可以称为失业农民。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一九八四年中国约有农业剩余劳动力九千四百八十五万人，一九九四年超过二亿人，到二零零零年为三亿人。事实上，中国农业人口目前仍有八亿，占全中国人口的60％。如果中国以韩国和台湾的发展速度，农业人口降低到总人口的10％，则仍有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会继续“流动”。

和这些“农村人口”流动同时发生的，是大学毕业生流动就业，异地创业造成的人口流动，形成了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大规模人口移动浪潮，伴随着经济的急速发展，中国大陆的传统型社会结构不断解体和重组，也同样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新问题。

大城市中的外来人口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日，上海市进行了第五次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每天有外来的流动人口三百三十一万，比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日第四次调查的一百九十三万增加了一百三十八万，年递增率为11.4％。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日，北京市也进行了全市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调查结果，当天外来的流动人口为三百二十九点五万，接近于户籍人口一千零六十二点八万人的三分之一，比一九八零年净增加三百万，大约增长一点五倍。

毗邻香港的深圳，从一九八零年的一个人口几千人的小镇，到二零零四年人口一千二百万的大都会，其城市人口绝大部份都是外来移民。当然，深圳从无到有的历史是中国发展过程的一个特殊现象，并不能代表中国大陆社会的一般状况。

深圳年轻的外来女工。（Getty Images）

根据中国公安部二零零六年的数字，流动人口的主要目的地是广东、上海、北京、浙江、江苏，聚集了流动人口总数的近七成。而四川、安徽、湖南、河南、湖北则为人口流出大省，流出人口占流动人口的五成。

从整体的情况分析，中国人口的流动趋势，主要是从中西部向东南部流动，从内地向边疆流动，从中小城市向中心城市流动。

大陆官方的调查资料显示，中国流动人口的平均文化素质偏低，以初中、小学文化水平者为主。九十年代中期的一个调查显示，在上海的流动人口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高中占10.1％，初中和小学分别占48％和28％，文盲、半文盲占9.1％。但在农民中，流动人口的文化程度要高于非流动人口，一九九二年，中国农村人口中文盲、半文盲率为22.2％，小学文化程度者为45.1％，合计为67.3％，而流动人口中这一部份仅占35.6％，显示中国农村大批人才外流。

不过，在一些超大型城市中，流动人口的素质高，影响力也很大。但却未必被官方计算在所谓的流动人口当中。

表一：一九八零至二零零零年上海市流入人口与常住人口对比

资料来源：《上海人口发展报告》，上海市第五次人口普查办公室。

“北漂族”达三百八十万

以北京为例，就有一个庞大的对北京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北漂族”。香港《明报》曾经报导说，演艺圈“北漂”族在一九九二年约二万人，二零零六年已达三十万。近年，“北漂”大军呈现多样化。资讯科技业、文学界、考试群体都聚集了大群“北漂”。一张张年轻面孔，挣扎求存，追寻梦想。在二零零一年，在海淀这个高新科技区域，有十万没有北京户口的大学毕业生打工。按专家的说法，目前有三百八十万“北漂”在北京工作、生活。

这种情况，在上海也同样存在。根据上海市政府的调查，二零零五年“来沪人员”（上海对外来人口的官方称呼）总量达五百八十一万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十九个区县中，有三个区流动人口数量超过了户籍人口数。而进入上海的外来人口素质，和北京有明显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上海外来人口教育程度相对较低。

表二：二零零零年上海市人口文化构成比重

资料来源：《上海人口发展报告》

广东外来人口占三分之一

广东省是中国最重要的人口流入地。深圳、东莞、广州是中国吸引外来人口最多的三个城市，这三个总规模并不大的城市，外来人口的数量很可能高于北京和上海。

当地官方的数字显示，虽然二零零七年广东外来人口数量出现了二十多年来的首次降低，但仍然达到三千八百一十二万人之多，占广东总人口一亿两千万的三分之一。

广东的外来人口，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的富裕地区，由于这里是外资进入中国的桥头堡，港台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云集，吸引了数量巨大的外省劳工在这里工作，主要为低度知识性的劳动力。

不久前，广东官方的中华总工会的一名官员，在接受大陆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广东省的外来工总数，最保守数字也超过三千万。

“而在这个群体中，有一半人正处在单身状态。”与会的省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表三：广东外来人口占三分之一

户籍制度落后难改

人口流动加剧，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里都相当普遍，尤其是在经济起飞和快速增长时期，这个趋势被看成是一国经济起飞的起跑阶段。然而，在中国大陆，流动人口，通常是和中国自五十年代后建立的户籍制度相联系的。

以北京的所谓“北漂族”为例，界定“北漂”是否拥有北京户口是重要的标准。自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实行户籍制度起，凡进京工作的人必须由单位调入，其中涉及到食品供应、住房、医疗、子女入学等各种有形利益，无不以无形的户口为前提。通常，很少有人将北京的农民工视为“北漂”，尽管他们同样没户口。因此，“北漂”通常指拥有大学学历，从事脑力工作的外地年轻人。

北京的农民工人数，大约也在两三百万之间，但大部份北京的农民工在建筑工地工作，居住在狭窄的工棚之内，生活消费极少，而且几乎被这个中国首都的其他阶层完全忽视。

北京市郊外来民工简陋的窝居。（Getty Images）

在中国大陆，户口是一个控制和管理的工具，而不是一种社会服务工具。中国的户籍管理十分严格，在最严厉的时期，民众外出外地都必须携带单位证明或者是户口本，否则就面临被“遣返”的命运。

中国居民管理的这种模式，虽然受到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变化的很大冲击，但仍然是有关当局对民众进行管制的法律基础。二零零三年三月，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广州被殴打致死案件，引起了中国社会的轩然大波，并直接冲击了中国政府整个户籍管理体制。
　

当局户籍改革的两难之局

孙志刚事件除了直接导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之外，也引起了中国民众和学者对中国现行户籍管理体制的全面反思。在全世界，仍然对国内居民实行居住和工作地域限制的，大约只有五个国家，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大国。

中共建政之后的一九五七年，颁布了中国的户籍管理办法，所有居民不得自由地在国内搬迁移动和工作。这个户籍，在随后五十年的时间里，不但是一个中国大陆居民的身份证明，更联系着他所有的社会福利，包括教育、医疗、退休、房屋福利和其他社会福利等。因此，一个“城市户口”尤其是大城市的户口，是中国民众生活水平和质量最直接的因素。

中国大陆八十年代进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出现大幅度的增长，然而“以计画经济为背景建立和完善起来的中国户籍制度，构成了城市中国与乡土中国的分立壁垒。衍生在制度之上的各种特权与利益分配使得户籍制度改革错综复杂，也给现行城市化进程设置了重重障碍，延缓了城市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城市发展的滞后，城市公共资源的有限，也构成了户籍制度改革的‘瓶颈’。”（唐克、杨汇泉《户籍制度改革与城市化进程的反思》）。

中国建设部部长汪光焘承认：“如果中国在未来十至二十年，不能成功将逾亿的农民转移到城市来，让他们安居乐业，那么中国的发展可能会遇到相当大的障碍。”

然而，放弃分隔城市和乡村的户籍制度，同样也会为中国带来许多现实问题。一些中国学者估算，大城市每增加十万名流动人口，每天就需增加五万公斤粮食、五万公斤蔬菜、十万千瓦小时电力、二千四百万公斤水和七百三十辆公共汽车。这些流动人口还会产生十万公斤垃圾，排放二千三百万公斤生活污水和污染物，流动人口的持续增长也加大了城市管理的难度，如在户籍、工商税务、劳务市场管理方面和城市规划、环境卫生等方面。

从这个估算当中，我们几乎可以看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的城市贫民化景象。对于中国政府而言，放弃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等于是加速人口流动的速度，或许可能出现城市贫民窟，甚至导致管理失效的结果。

根据中国的官方资料，一九九四年全国公安机关查获暂住人口中的违法犯罪人员五十六点九万，违法犯罪率高达12.8％，约为全国违法犯罪率的四倍。北京市近几年来（九十年代中期）外来流动人口违法犯罪案件逐年增多。据北京市公安局统计，一九九零年外来人口犯罪率为25.5％，一九九二年为37.6％，到一九九四年已达到50％。城乡结合达到70％，而且刑事大案、要案不断增多，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特别是外来流动人口聚集地区，赌博成风，逼赌、嫖宿、卖淫，甚至吸毒、贩毒等活动层出不穷，给北京市的治安管理带来了许多新问题。

然而，中国的户籍旧体制同样带来了无法解决的问题。

北京求职应试的长龙。（法新社）

流动比例低，阻碍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时报》表示，最大的负面影响是削弱了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及人才市场。在美国，每年约有五分之一的人口迁移，各类人才及劳动力的充份流动，是保持美国经济活力及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日本的流动人口比例也近五分之一，欧盟超过10％，而中国不仅流动比例低，而且极不稳定并缺乏保障。

其次是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对农业现代化及农村人口的转移形成体制性障碍。目前，美国城镇人口比例高达90％以上，发达国家也都在80％以上，全球城市化平均水平为46％，而中国仅为33％。中国大量的农村人口需要转移，但事实上进城限制却没有从根本上放松。

再者是遏制了消费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大量城市务工农民，连基本的生存条件及安全感都没有，身份不明工作不稳，城市需求及消费畸形发展。

此外，《中国经济时报》又指出现行户籍制度加剧了城乡割裂，阻碍了城乡统筹，加剧了社会分化。与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利益直接挂钩，不同的户籍有不同待遇，不仅人为地把本应平等的身份划分为三六九等，而且加大了贫富差距。

因此，如何建立新的户籍管理（服务）体制，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最大问题之一。

深圳成衣厂的女工。（法新社）

土地集体制束缚农民

土地也是中国流动人口维持流动的重要原因。在中国的宪法中，农村的耕地是所谓的“集体所有制”，农民不拥有自己耕种的土地，其拥有权必须依靠一个来源可疑的“集体”体现。对于农民来说，土地是他们最大最重要的资产，这和城市居民的房屋性质一样。

在中国，农民依靠“承包”来使用土地，这种土地的使用权是以“人在农村”作为前提的。因此，中国农民虽然“流动”到城市工作和生活，但却仍然要回到乡村中去维持自己的“土地使用权”。这导致了一个结果，即农民由于没有对耕地的最终处置权，所以他们宁愿让土地抛荒，也不愿意让自己变成“城市人”。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农民一方面抱怨在城市中不能获得“城市人待遇”，另一方面却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农民待遇”身份。

这种双重的矛盾，为中国经济继续发展所必需的城市化过程增加了障碍。如果农民的土地是私有，他可以考虑出售或者出租自己拥有完全处置权的土地，然后在城市中创业或者移居。但中国土地所有权问题的改革，却面临另外更为严厉的障碍。

处理社会流动关系未来发展

在中国的历史上，“流民”一词属于贬义。大多会和四境不宁，民怨四起，甚至是乱贼峰起民不聊生等词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中国历代末期，由于经济变化和工商业的增长，往往导致贫富悬殊严重，土地兼并加速，大批失地农民流亡，充当贼寇或者到城市谋生的情况，尤以明末为甚。

有些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长期和平导致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导致贫富悬殊，贫富悬殊导致大量流民，大量流民导致政权瘫痪，是中国历代王朝的一个死结。

近代西方国家同样有类似的问题。无论是十七世纪的英国还是后来的欧洲大陆，工商业发展和贫富悬殊，都带来了类似的问题。德国的史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把文明发展当成一个生命过程，同样，他也对德国工业化期间德国人的心态做出描述。

德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世纪那种子承父业的生活方式大为改变，他们无法确知未来的谋生方式、工作技能甚至居住的区域。

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总结说，德国人这种集体性的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是德国纳粹上台的社会背景因素，“愿意放弃一些自身的权利来谋求安全”。

事实上，不确定感是人类焦虑的主要来源。目前中国大陆也正处在这样的阶段当中。经济学界把一个国家人均GDP一千美元到八千美元，列为是社会极度混乱和最可能发生彻底垮塌的时期，这正是社会从一个“确定”走向另一个“确定”的中间阶段。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人口流动并不比西方和日本更为严重，但关键在于中共的社会体制无法适应这种新的发展趋势。中国政府仍然按照全面管死不留漏洞的原则进行社会管理，最终必使社会总体效率大大降低。◇

中共按照全面管死不留漏洞的原则进行社会管理，是社会总体效率低的根本原因。（法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