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你的家乡以为是荒山野岭，一到你的家乡才知道遍地花香。不接触你以为你是野人，一接触你才知道你是如此高尚。”

汉族女作家朱瑞在一位藏人的家里第一次听到这首西藏民歌，而这首歌词也恰恰是她对西藏认知的真实写照。在中国大陆长大的她，从贫瘠扭曲地想像西藏，到亲身入藏，进而爱上藏文化和藏人，以至移民加拿大后对西藏仍念念不忘。西藏，已成为她生命的组成，融入每一次心跳与呼吸。那片遥远而神秘的土地横亘在她人生的转折之处，引着她走向文学创作的新里程。

面对愈演愈烈的西藏问题，如何看待西藏、西藏人、以及西藏的文化，记者对定居加拿大的朱瑞进行了专访，跟随这位汉人女性作家敏感的心灵，探访那美丽而痛苦的雪域高原。

第一次入藏：经历汉藏碰撞

小时候，我经历过许多“忆苦思甜”大会。那时，西藏给我的感觉不仅是落后的，还是野蛮的、罪恶的。后来，西藏在我的眼里变了，成了文明、干净、一片风景如画的地方。究竟我的想法是怎么改变的，已经无法追寻了，太远了。我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听信中共的宣传，它说不好的时候，我也就认为不好。到了八零年代，中共看上去沉默了，大陆出现了一些从不同的角度介绍西藏的作品，甚至，我还发现了一些外国人写的关于西藏的书，就对西藏产生了兴趣。

一九九七年我第一次入藏。在青海去往鸟岛的路上，我见到了第一顶藏族牧人的帐篷，就让司机把车停下来。我往帐篷走去，帐篷里的人也迎出来，是一个藏族女人与丈夫和两个孩子。她非常热情地把我和车上的人请到帐篷里去，拿出家里仅有的一点酥油放到茶里给我们喝，铺上唯一的一条褥子让我们坐。

临走时，我给了她十块钱。而同车的另一个汉族女人留下的却是这样一句话，她问这位藏族妇女，“人家都实行计画生育，你为甚么有两个孩子？”

回车后，一个人感叹了一句，“藏族人真穷啊！”另外一个人说，“穷？多好啊！这些草场牛羊吃的都不花钱，都是免费的。”听了这些话，想到那个藏族女人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我们，想到她这种给予、不期求任何回报的给予，我心里很是难过。

在往青藏公路的一处荒无人烟的地方，路边出现了夫妻两个藏人，女人怀里抱着吃奶的婴儿。他们向我们摆手示意停车，我就跟司机说，“让他们上来吧。”司机一踩油门，开得更快了。我问，“你为啥不停呢？”他说，“超载了，不行了。”我反驳说，“车根本没有超载，再装六至七个人也行。在这荒山野岭，咱们车过去了，还不知道有哪个车来呢，就不能帮他们一下？”司机回答，“你太单纯了，你不知道，藏人非常脏，进来一站，全身都是味儿，大家都讨厌。”

我知道说服不了他，无奈沉默。我脸冲着窗外，看到那个藏人还在举着手，但手已经不动了。

到了西藏，发现一切都不一样，语言不一样、穿着不一样、建筑不一样、宗教不一样，甚么都不一样，这所有的不一样都让我喜欢。当我在八角街（藏语是帕廓街，为拉萨最重要的转经路）闲晃的时候，我喜欢那里的一切东西。陶罐、经幡、唐卡、绿松石项链、衣服等，我觉得它们都很美。进到寺院里，独特的建筑以及人们的精神，给我一种宁静感。

连绵不断的山、湖与牛羊是西藏最独特的景色。

西藏的牧人常会热情招待往来经过的游客。

第二次入藏：感受藏人的纯朴

再次入藏的时候，我住进了藏人的家里，因为我想看一看真正藏人的生活。阿妈拉（藏语：妈妈），这家的女主人，整天读经，嘴巴停不下来。

我到拉姆拉错（藏语：圣母湖）去，那是藏人心目中的圣湖，认定达赖喇嘛和班禅的时候，要到那儿去看圣湖的暗示，根据暗示寻找转世灵童。去拉姆拉错很艰难，没有路，要走很远很远。等我回来的时候，头发上全是虱子，身上沾满泥土。

阿妈拉趁我没注意的时候，把我脱下来的脏衣服全洗了。我很不好意思，问她：“我这么年轻可以自己洗，您怎么替我洗？”老人说：“你朝圣去了，我为你做事也是在行善，积攒善业。”我说：“我不是朝圣去了，我是一个汉人，在我的心中，没有任何信仰，我只不过想要知道我的前生和来世。”老人说：“那都是一样的，只要你去了拉姆拉错。”

我后来住到一个很偏远的农民家里，那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他靠织氆氇（藏语：毛毯）维持生计。临走时，我跟他们说，“我要走了。”他们一惊，不愿意我走。然后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拿来，土豆甚么的，让我带回去。我不带，他们就把氆氇拿出来给我。我一看我的离开让他们如此难过，就说，“农耕的时候我还会再来。”他们很高兴，开始掰手指查还有多少天到农耕。

这是藏人最平凡的家庭。对藏人来说，给予、感激与信任，是他们的核心精神。

到西藏工作：接触农奴主

从第一次入藏后，我开始创作以西藏为主题的作品。后来，受西藏文联的邀请，我来到西藏，在《西藏文学》编辑部工作。这期间，我有机会接触到、也采访到中共宣传中提过的农奴主，也就是西藏过去的贵族。

那时我才发现，贵族们都是非常善良的人，家家有佛堂，每天祈祷供佛、做善事是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五十九年以前，有些贵族家庭还要每天准备一些食物放到门前，给乞丐和行脚僧。在过藏历新年期间，即使痞子、油棍到门前来要饭，贵族家给的也一定都满足他们的要求，而不仅仅是给一点意思意思。

在西藏，从来没有对乞丐歧视过，从来没有对贫穷的人歧视过，因为佛祖释迦牟尼曾经也有过那样的岁月。

《西藏七年》的作者，奥地利登山运动员海因里希．哈勒，在二战德国战败后，被印度当局抓起来，后来逃到西藏。到拉萨的时候，已经落魄得不成人样。贵族把他请到家里，给他洗澡剃头，并做了一身新衣服。所有的贵族都请他到家里去，达赖喇嘛的妈妈也请了他。他从此结下了和达赖喇嘛一生的友情。

当我真正接触了西藏贵族，强烈地感受到他们与生俱来的那种善良的时候，我开始反省我的一些观念。他们的行为和中共的宣传，简直风马牛不相及。当然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或许有个别不太好的贵族（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不过，如果仅仅把特殊的情况，当成普遍存在的现象来广泛宣传，我只能说，中共是在有意愚弄和迷惑中国民众。因为对于大数多中国人来说，西藏是遥远的，他们唯一了解西藏的管道就是中共政府的宣传。

我对西藏从感兴趣发展到热爱，原因是多方面的。最让我感动的是，藏人不虚伪，他们很真实，忠诚于他们的心，而不是像当今的中国人一样跟着利益走。他们有他们的智慧，但绝不是当今中国人具有的狡猾。

大汉主义心态阻碍汉藏融合

有四类汉人居住在西藏。第一类是援藏干部；第二类是包工。西藏拆毁了很多古老的建筑，需要搭建汉式楼房，就从四川等地召了一些建筑工人；第三类是小商贩。毗邻西藏的四川省因人口众多，失业率高，难以生存，许多小商小贩迁徙到西藏；第四类人不多，就是真正对西藏文化感兴趣的人，以画家、作家为主。他们宁愿舍弃内地（中国大陆）的舒适，到西藏去，就是喜欢它的文化。他们对西藏的文化充满敬慕，很清楚西藏是怎么回事，但他们不说，因为他们要在中共的天空下生存。

更多的是不了解西藏的人，他们进入西藏，对西藏方方面面都造成一种破坏。比如说，那些小商小贩，他们把内地的劣质商品带入西藏。牧民好不容易从偏远的地方过来买一些东西，结果带回家的都是劣质品：暖瓶不保暖，穿的鞋两天就坏了。

这些包工、商贩和西藏人住在一起，不知道也不懂得尊重西藏的文化。中共这么多年对西藏畸形的宣传，使他们把西藏人的纯朴看作落后，把藏人那坚如磐石的宗教信仰，看成是迷信。

我住的阿妈拉家在拉萨的老城区－－帕廓街的冲赛康，现在很多小商贩住在那里，他们洗完了衣服，就把裤衩、背心晾在人家佛堂的前面，完全意识不到此举伤害了藏人。

我第一次去西藏的时候，在四川人的一个小餐馆里吃饭，我问老板哪里是八角街，他说：“你可别上八角街去，那里可是一点意思都没有。你可要远离藏人，他们一点文化也没有，啥也不懂，靠近他们还危险。”

这种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和心态，使得汉人没有办法和藏人相融，这也是为甚么达赖喇嘛不希望过多的汉人移民到西藏去。第一，加深了民族之间的矛盾；第二，西藏文化受到严重破坏。
　

晨起推动刻有经文的转经桶。

怀抱经轮的西藏女孩儿。

汉人对西藏文化与宗教的破坏

西藏古老的房子，对建筑学、历史、文学、美学，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从前围绕帕廓街有五百多座，一九九七年我去的时候只剩了九十三座，其余都被中共列为危房拆除了。而这些建筑对藏人来说，是西藏文化的一部份。

藏传佛教是西藏的灵，中共对西藏文化最大的破坏就是毁了这个灵。尽管宪法明白地规定人民有信教和不信教的自由，但在西藏这种自由是不存在的。

第一、出家的年龄受到限制。中共规定十八岁以前不能出家。而在以前，很小的孩子就可以到寺院中去。西藏的寺院就是学校，很多西藏优秀的学者，比如根敦群培，都是从寺院中出来的。寺院教授的佛经包括许多内容，建筑学、语言学、文学等。西藏佛教，不仅是人类精神的精华，也和科学紧密相联，有些方面甚至走在了今天科学的前面，这也是为甚么今天许多的科学家，也对西藏佛学产生了兴趣。可是不仅中共政府，甚至很多中国人也认为从小出家是不学无术，那是对西藏佛教的不理解。

第二、寺院中学习的内容受到限制。每个寺院都有工作组，中共把僧人学习的时间都变成了爱国主义教育，教育完了还要发给一个红色的准许证。我在寺院的时候僧人给我看过。只有得到这个证，僧人才能继续待下去，否则就会被赶出寺院。被赶出去的恰恰是最优秀的僧人，因为他们坚持佛教信仰为第一，不愿被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冲击了个人的信仰。现在寺院中的这些举动完全违背了佛教的宗旨，变成了中共政治化的产物。宗教表面上还在那里，但它已经成了一个摆设。

第三、改变了宗教的制度。寺院中以前相袭的一些制度均遭中共取缔，比如格西考试。格西是寺院中最高的职位，相当于汉地的博士。还有一年一度的辩经，虽然没有被取消，但本质也发生了变化。在拉萨，僧人每年要到江阳贡却，那是离拉萨不算太远的一个山谷，举行辩经大会，现在去那儿人数是受到限制的，不来可以，少来可以，多来不行，而且辩经会常常无故停止。

第四、取消了宗教节日。宗教节日是西藏文化中最光彩夺目的一部份。比如藏历新年的时候，有传昭大法会，藏语叫莫朗钦波，僧人聚集一堂，有辩经等许多活动。这是西藏最重要的节日，现在已经被禁止了。还有西藏宗教史上有名的格鲁教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圆寂日，藏人几百年来都在这一天点着酥油灯纪念他，这一天叫燃灯节。我在西藏的时候还没有被取消，但很多警察、便衣在场，而且服务于中共机关的人绝对不允许参加。另外，每年到朋巴布山（藏语：宝瓶山）煨桑（藏语：以松柏焚烧烟雾，祭天地诸神的仪式），也受到限制。
　

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在拉萨的街头随处可见。

汉地的文化传到藏地，不良风俗与价值观也影响原本单纯的藏人。图为拉萨街头的年轻卖淫女。

是谁把堕落带到了西藏

如今的西藏遍地是色情场所。拉萨街头的洗头房，都是妓院，打扮妖俗的四川女人当街拽住男人们不放，甚至僧人经过的时候她们也要拉。

我到拉萨的人民医院去采访皮肤科主任，他说，以前当地根本就没有性病，一九七八年在11,081人中调查，没有一例性病患者，而二零零二年平均每天都有十余例，且性病种类繁多，千奇百怪。主任非常焦虑，说：“我担心这种情况会毁灭我们的民族，毁灭几代人。”

藏语遭极度漠视

我没有遇到一个在西藏工作的汉人干部会藏语。喜爱西藏如我，却不会藏语。为甚么我移民加拿大后首先学英语，不就因为我生存在这儿吗？为甚么我在西藏那么热爱它却不学藏语？因为我是一个征服者，可以让当地人学我的语言。所以在那些大型的会议上、政府的会议上，汉语是唯一的官方语言，这给藏人带来诸多不便。

有一位从山南地区泽当县来的藏人医生，到拉萨来参加医疗会议。他跟我说，“这对我太难了，整个会议期间没有任何藏语。”他把资料拿出来给我看，都是汉文，他说，“哪怕有个藏汉对照，我也行啊。”因为他的汉语不是太好。我问他这种情况是不是只在这次会议上有。“每次会议都是这样”，他说。

学校的情况完全相同，只使用汉语交流。藏语在学校是外语课。
　

布达拉宫前的警察。

荷枪实弹的军队在大昭寺附近巡逻。

中共官员的奢侈与腐败

今年三月发生的西藏抗暴事件是一个长期积累的结果，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共对西藏文化、宗教、资源和人身的迫害，达到了藏人承受力的极限。再有，对普通藏人来说，生活仍然贫困，几十年间并无太大改变。中国人总认为政府拨给西藏钱财无数，已经对西藏做到仁至义尽。可是藏人并没有感受到，因为真正受惠的是为中共工作的官员们。

官员们种种奢华与腐败，已经到了甚么程度呢？西藏自治区本有政府办公楼，可官员们觉得还应该再有个办公的地方，于是耗资上亿在四川成都建了一个崇州基地。建完后又觉得远，就放弃了，又建了一个第二办公基地，地点保密。就是崇州基地也是我见到官方档案才知道的。

西藏有一个著名的风景胜地－－德中温泉，西藏自治区副书记热地的儿子于二零零零年承包了此地，租期四十年。以前德中温泉旁边的招待所一晚上十块钱，承租后，价格飞涨，我再去的时候已经住不起了。热地的儿子在德中地区为所欲为，我的朋友唯色亲眼见到他随意开枪捕杀黄鸭。

究竟是谁不了解西藏真相

有一个中国孩子到我家去，谈起西方人对西藏的支持，他说，“老外不了解西藏，净在那儿瞎说。”我问他，“你了解西藏有多少？”他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他所谓的了解仅此而已。不幸的是，他狭隘的想法足以代表了大多数中国年轻人的想法。

这和中共多年的新闻封锁与畸形宣传密不可分。对于中国人来说，西藏非常遥远，不可能每个人都亲身到西藏去看看。就是旅游者到西藏，接触的也只是表面的东西。了解一种文化很难。我们到加拿大来十几年，对西方文化还是感到十分陌生。

西藏文化也是不同于汉地的另外一种文化。很多中国人甚至连去西藏看一看的机会都没有，他们所有的资讯都来自于中共的宣传。这种宣传随时随地，不管你想听不想听。就连做饭的时候，说话的时候，甚至上厕所的时候，都能听到看到中共的宣传。这些东西自觉不自觉地就灌到脑子里了。

中共执政六十年来，把五千年文明中好的东西都破坏得淋漓尽致了。比如，文化大革命时对孔子的批判，而国人丧失掉的恰恰是儒家思想中做人最基本的仁、义、礼、让，吸取的却是可以为中共当权者服务的糟粕。尤其现今每日每时的爱国主义教育，很自然的导致今天狂热的民族主义。其实，这种所谓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其本质不过是大国沙文主义的再现。最终受伤害的不仅是这个世界，还有中国人自己。

对西藏了解越多，就越有一种危机感，害怕这种文化的失去。那是独一无二的文化，不是失去了，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可以弥补。没有，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文化可以取代西藏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