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梁珍、季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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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晚上七点半,彭高峰三岁半的儿子彭文乐失踪了。那一刻起,彭高峰开始他的寻子之路,并将经营的超市改名为寻子店,挂上一幅大看板,写着:“乐乐,爸爸不会放弃你的,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把你找回来……”
根据一些专家保守的估计,目前中国有二十万的失踪儿童,而能够被找回来的只有0.1%。许许多多的孩子父母为了找寻孩子,倾家荡产,踏上万里寻子路。
彭高峰,湖北来深圳打工的年轻人,在深圳光明新区公明街经营一家电话超市。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对他来说,永世难忘。
那天晚上七点半,四岁儿子彭文乐失踪了。彭高峰说:“当时孩子就在我和他妈妈的眼皮底下玩耍,离开我视线仅仅几分钟,就见不到人了。”
公安拒绝立案 北京上访被截回
彭高峰心急如焚地跑到派出所报案,但公安却说不符合立案条件一口拒绝立案,让他自己找。彭高峰发动全家四处寻找,几天下来都没有任何结果。他想去查小区的监控录像,但却没有人理睬他。
失去孩子的煎熬让彭高峰全家度日如年,彭文乐是几代人唯一的后代,又是男孙,孩子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从湖北老家赶来了,全家上下哭成一片。
彭高峰的儿子彭文乐。(彭高峰提供)
“我的老婆身高一米六,原本是九十六斤重,现在只有七十六斤,完全靠打点滴维持。孩子奶奶则气得瘫痪在床。”心急的彭高峰坐不住了,一个星期下来,他决定去北京上访。
四月一日,彭高峰连同其他六名失去孩子的家长,从深圳乘坐火车到北京。
“我才看到北京西站四个字,就被他们把我们抓到已经事先安排的中巴车上。当时我以为是帮我们解决问题来的,但没有想到是深圳公安。”彭高峰至今想不明白他们上访的消息是怎么被走漏出去的。十个远道从深圳赶来的公安在北京火车口把他们截住。
彭高峰首次上访活动就这样结束了。他们被带回深圳,逐个询问情况。去的家长有的孩子已经失踪了一年、半年,唯独他的孩子才失踪一个星期左右。经过一轮折腾,他的案件总算立案了。十天后当局安排专人去查小区的监控录像。
监控录像证实孩子被抢走
深圳在大量使用监控录像方面,堪称开中国风气之先,《纽约时报》去年曾经报导深圳安装了两万台警用监控录像,令城市就像好莱坞电影《楚门的世界》、《全民公敌》的主角一样,不管人在哪里,都无所遁形。
“五个监控都拍摄到他,清清楚楚地显示怎么抢走我小孩的。”密布小区路口、店门前面的监控录像没有为彭高峰即刻找回儿子提供帮助,但记录下儿子被抢走的镜头。
“孩子不停的挣扎,并且挣脱他的手,趴在地下,他又把我小孩抢走了。”回忆儿子彭文乐被抢的画面,彭高峰至今心如刀割。他将这段录像上了网,画面中彭文乐被一个三十岁左右、身穿黑色夹克的男子强行抱走。
但即使证明孩子是被抢走的,公安除了立案之外,依然没有作为。“我们去问了,以各种理由搪塞我们,说保密。还说不知道怎么破案。”
国际关注被偷走的中国小孩
今年七月十四日,美国家庭影院频道(HBO)首映了纪录片《被偷走的中国小孩》(China's Stolen Children)。这部由英国导演诺曼(Jezza
Neumann)执导的片子,告诉世界正在中国发生的一个严重问题,而且,北京当局似乎并不急于解决这个问题。
这部长达一个小时的纪录片揭示了中国失踪儿童的严重问题,是在中国一胎化政策下相应发生的独特现象:孩子不断地被绑架,几万名儿童被出售。中国一胎化政策的一个可怕后果就是偷小孩的现象盛行,据估计,每年有七万名儿童被绑架,在黑市上出售。
影片通过记录一对云南夫妇的五岁小孩被绑架及父母的寻找过程,来说明这个可怕的现象。这对夫妇雇用私家侦探寻找小孩。在云南很多小孩被拐卖,但地方当局甚至不让焦急的父母张贴寻人启事,理由是影响市容。
丢失孩子的父母在这一过程中所遭受的痛苦和焦虑是无法想像的。从最初丢失小孩的令人窒息的恐惧,慢慢接受现实的麻木,到无助地依赖他人的善意。
从根子上,中国人的观念认为一定要有个儿子。这个儿子会继承家庭的姓氏,当父母年龄大了以后会供养父母。而女儿要离家嫁人,照顾夫家。在一胎化政策下,迫使有些人狠心地把女婴人工流产(尽管现在是非法的了),甚至有时候为了继承香火,昧着良心买一个偷来的男孩。
中国人传统思想中一定要有个儿子,延续香火。一胎化政策下,女儿被遗弃,男孩成了买卖的商品。(Getty Images)
专业绑架者自白:善行vs.恶行
在这部颇受关注的纪录片中,一位绑架儿童专业户面无表情地讲述了他们的绑架手法。“我们侦查到有一家人,只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在家。那天女人下地干活去了,我们用刀子把门撬开,然后用白布堵住小孩的嘴绑起来,然后把他装在麻袋中运走了。”从这位专业的儿童绑架者脸上,看不出任何愧色,他一边吸烟一边很有条理地讲述他的故事。
影片没有告诉观众后来这个孩子的下落,然而所有人都知道的是,故事背后还有一位心痛得几近疯狂的母亲。
然而也有买卖儿童的经纪人,却认为自己并没有“做坏事”。一位来自四川的儿童贩卖专业户表示,他也不知道贩卖儿童是不是一件“坏事”。有人因为贫穷而需要出售小孩子,也有人因为传宗接代的需要而想要购买小孩子。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市场问题,被出售的孩子以后能过好日子,穷人有了钱,买孩子的有了传宗接代的种子。
这位“经纪人”以一万三千元人民币出售了一个十个月的男孩,给了男孩母亲八千五百元,自己有四千五百元的“佣金”。他很明显地认为,这个三方都有利益的交易,应该是一种“善行”。
开设寻子店 足迹踏遍大江南北
在深圳开店的彭高峰,始终无法忘却失子之痛,开始了他漫长的寻子之路。短短四个多月,彭高峰去了宁夏、贵州、安徽、广西、广东、福建、潮汕等地区,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都是一些好心人反馈回来的资讯,我去核实,跑了很多冤枉路。”
过程中,最气愤的是遇到不少骗子。“每次出去,社会上还有骗子骗我。他们发短信,利用网上合成照片,说孩子在他们手上,要我马上汇款到他帐户,我就问他,我小孩的手上有没有烫伤的痕迹,对方就支支吾吾,再无下文。还有打电话来恐吓的。”
在寻找儿子的过程中,孙海洋和彭高峰相识。孙海洋的三岁多儿子孙卓,半年前被人用一部儿童车哄骗带走,至今杳无音讯。孙海洋变卖了老家的房子,印制了数万张悬赏寻人广告,将悬赏金额从十万元提高到二十万元。他又将自己经营包子店的店名改名“寻子店”,店铺四处张贴着儿子和人贩子的照片。
孙海洋的儿子孙卓。(彭高峰提供)
孙海洋将自己的包子店改名“寻子店”。(彭高峰提供)
彭高峰受到启发,将经营的超市也改名寻子店。他制作了一幅面积为二十平方米的大看板,上面写着:“乐乐,爸爸不会放弃你的,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把你找回来……”
手上有上千个失踪孩子名单
彭高峰还和孙海洋等这些有相似经历的家长联合成立了寻子联盟,互相交换讯息。短短几个月,手上已经有上千人的名单。
“现在我手上丢失小孩的名单上千个,全国各地的父母都和我联系,来一个登记一个,社会上有很多志愿者,也在寻找孩子。”
但这条路能走得通吗?“困难重重,每年中国失踪二十万儿童,能找回来只有0.1%,有的家长无可奈何,不得不选择放弃。”彭高峰几近绝望。
中国失踪儿童分布图。(绘图/新纪元)
被拐儿童解救出来 公安不理睬
在找孩子的过程中,彭高峰开始关注这些被拐卖儿童的去处。前不久他得到线索,带着一个记者去广西暗访,以买主的身份和当地的一个农民、同时也是人贩子交涉。“我说我需要一个男孩,他说他已经卖掉一个小孩,要我等几天。”
聊天中,这个人贩子告诉他,自己的两个小孩都是买来的。包括以三千块钱买得一个四、五岁女孩,以及用一万块钱买得十个月男婴。
彭高峰随即去当地报警,民警不管,后来迫于记者在场的压力,不得不去解救,但是解救后,过一段时间他们又以没有找到家长为由,把小孩还给人贩子。
“警方说要等DNA和孩子的家长对上了,才准去接,这怎么可以?这两个小孩现在随时都有危险,会不会转手卖掉?”
彭高峰披露,这些被拐卖的儿童即使被解救,也没有出路。一方面福利院不收,另外一方面,警方也根本不理不睬。
他披露,拐骗儿童通常有几种形势:
一、以玩具、食物等诱骗;
二、以小孩拐小孩,带到很偏僻的地方后动手;
三、抢,有的孩子被强行抢走,有的小孩则是被变相抱走。
失踪的儿童去了哪里呢?彭高峰称,广东被拐卖的孩子大部份被卖到潮汕地区,这个地方重男轻女思想非常严重。彭高峰曾经看到央视采访一个族长,问他没有男孩,买一个孩子,可不可以接受?他当着全国人民面前,公开回答,没有什么不可以接受的,只要能够传宗接代就可以接受,否则这家就抬不起头。
还有就是作职业乞丐或者卖花童,特别是被拐卖的女孩。人贩子将孩子人为的致残,博得别人的同情,成为乞讨工具。深圳还有为数不少的卖花童,一见人就抱着腿哀求要人买花。“他们都不是自愿的,后面都有人操控的,如果卖不掉花,就要挨打挨饿。”彭高峰现在看到这些卖花童,都有种异样的感觉。
前不久,山西黑砖窑工厂奴役工人的丑闻曝光于天下,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据报导,河南、湖北和四川等地的众多青少年被连拐带骗地卖到这些砖窑,身价低到只要四、五百元。这些孩子每天从事长时间的重体力劳动,稍有懈怠即遭到监工抽打,有的童工即被打至残。黑心工头甚至将两名不能痊愈的奴工扔到坑里活埋了事。
而媒体报导还指出,不少孩子甚至被走私到海外充当劳力或是雏妓。
据知中国拐卖儿童非常猖獗。某些地方,比如山东临忻等地,还有儿童贩卖市场,买家像挑牲口一样挑选合意的孩子。
“我的孩子应该是卖给别人当儿子。”彭高峰估计道,现在买一个男孩的价钱一般三岁以下是三万元。
有失踪儿童的父母自费印制寻子扑克牌,通过民间力量寻找孩子。(网络图片)
推动为失踪儿童立法
问彭高峰是否痛恨这些人贩子?他叹了一口气,说道:“其实痛恨人贩子的同时,也痛恨我们麻木不仁的政府。小孩丢失了,为什么必须二十四小时后才立案,而且必须有明显证据才成立,广西莫红涛不给立案,丢失五个月,不符合立案条件,作为疑似人口遗失档案。”
为什么公安不立案不作为呢?彭高峰说:“立案与不立案,干的工作是一样的。为什么呢?这关乎立案率和破案率的关系,立案率直接和他们的政绩挂钩,好破的案子他很快帮你立,被评为优秀派出所。如果是不好破的案子,很难给你立。”
“就像我的案子,民警万一查到孩子,不是我的孩子,他们都不会去解救,他们明知道孩子是拐卖,他们只要把DNA输入,很快就可以解救这些孩子,但这些有劳而没有利的事情他们不会去干。如果不是媒体高度关注,这种不讨好的事情公安不会管的。我为了这个事情,全国各地都去了,见了很多,都是一些孩子,警察都不过问,很残忍的,没有人过问。”
彭高峰和其他志愿者现在最希望的是推动为失踪儿童立法,打击买卖儿童,保护这些弱小的生命。目前法律对买方不打击,买方没有罪,就等于提供市场给无业游民拐卖儿童。
他又表示,其实杜绝拐卖儿童一点都不难,但必须政府出面。“其实很简单,建立全国儿童和父母的DNA数据库,当发现来历不明的孩子,一对DNA就可以知道了,另外警方只要花点时间跟踪儿童不就找到源头了吗?”
更难的事情,这种冤屈不知道往哪里倾诉?“就像一个气球一样,长期压你,把老百姓都逼迫到没有办法。问题是现在是特殊时期,你去北京更不合适,奥运期间去北京,北京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便衣警察。你去那里,连有关部门都去不了。”
“到底有没有人管我们的事情?”这是彭高峰和其他失踪儿童父母心中永远的疑问。◇
一辈子的心痛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书中这样写:拐卖儿童是超越谋杀的罪恶,比如我的小孩,在地震中一下子没有了,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你会疼痛很久,会恢复过来,继续下一步的生活,但现在的情况是小孩还活在世上,他牵动你一辈子,你永远没有办法摆脱。”--失踪儿童父亲
彭高峰
四川大地震中不少孩子在灾难中死去,也有不少孩子失踪。(Getty im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