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深受各方注目，北京涌入大批记者采访，在曾经承诺采访自由的中共当局控管之下，新闻自由是否真能完善保障？由香港媒体最近频传的采访受阻及暴力事件即可窥见一二，在采访受阻的情况之下，新闻自由承诺荡然无存，如此报导焉能如实？

七月二十五日当天，在北京市民轮候购买奥运门票时的混乱情况。（Getty Images）
　

▲七月二十五日，香港多家媒体采访北京开售奥运门票的混乱情况时，多名记者被公安粗暴对待，图中的《南华早报》摄影记者被数名公安押带。（法新社）

中共在二零零一年申办奥运时，曾经承诺过奥运期间保证有媒体采访自由，然而在距离奥运开幕两星期前，却传来香港记者被北京公安粗暴阻扰的消息，事隔不到一星期，北京再次传来香港媒体工作人员受北京公安阻扰和恐吓。

七月二十四日，Now新闻台采访北京市民轮候购买奥运门票时，摄影师拍摄公安疏忽职守的情况，公安发难将摄影师及记者押上警车，直至国务院港澳办官员介入，两名记者才获释。

公安频袭记者 新闻自由受挑战

七月二十五日，香港记者在同一现场采访时，四家传媒机构记者遭公安武力干预和驱赶，更有公安在众目睽睽之下袭击记者。

公安首先对付正在轻便梯架上拍摄的一名Now新闻台摄影师，由后方将他拉下地面。香港无线电视的一台摄影机其观景器被公安抓脱，摄影器材损毁。

被带走的《南华早报》记者王智强，则于二十五日早上在北京奥运场外采访售票情况期间，被指不服从现场管理，与执勤民警发生摩擦，被民警带离现场调查六小时，写悔过书后，于下午四时许获准离开，据悉，于拘留期间，王智强曾在公安面前被迫下跪。

同一时间，有线新闻台摄影师也遭公安驱赶，该台记者罗晖翔上前与公安理论，公安冲上前叉颈攻击， 将其摔倒在地，罗迅即起身并要求记下这名公安的编号，遭对方拒绝，随后遭到另一名公安叉颈攻击。

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对于暴力事件，深表不满，并强烈谴责。声明事件严重影响国家形象，促请有关部门严肃处理及纠正。香港记者协会则要求北京及公安部门公开解释，确保事件不会重演。

摄影记者协会同时也发出声明，对于香港记者在北京采访时，被公安粗暴对待表示愤慨。协会认为，事件与中共曾强调记者能自由采访的说法，完全背道而驰，希望有关方面能贯彻承诺 。

七月三十日，两名香港电台记者向国际记者联会（IFJ）揭露，他们当日在北京崇文区采访当地居民时，遭到当地保安官员明显干扰，公安人员在拒绝解释的情况下拍下两人的照片，更出言威吓他们“小心点”，两名记者因担心被跟踪，只好终止在该区的报导。国际记者联会对事件表示失望，并再次对身在北京采访的香港记者感到忧心。

IFJ指出，采访受阻的投诉中，以香港记者的情况最为严峻。

对于港记者在北京采访受阻一事，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新闻系助理教授杜耀明认为，这是北京的公安不愿维安操作上所出现的问题被香港记者揭露所引起的，“根本是不需要的过度反应”。

两套价值观难保承诺

至于中共是否有履行奥运期间保障采访自由的承诺，杜耀明说：“中共这么大一副机器，根本做不到。一方要放宽新闻自由，一方也要强调‘零’意外，这根本是两套的价值观念，是有冲突的。”

对于受到采访阻扰的基本上都是香港记者，杜耀明认为，这是因为香港记者人数多，而且到达北京展开采访的时间较早，加上港记者着重于现场取镜报导，所以较易与公安发生磨擦，他说：“其实香港记者是早到了，外国记者还没有到齐，他们都会在八月初到达，但香港记者七月份就已经陆续来到北京采访。”

杜耀明指出，香港记者十分注重现场采访，例如排队买票，香港记者会采访买票的情况，而外国记者很多时候会在发生事情后才去采访报导。

反之香港记者未必做很多深入的报导，因为资源也不多，所以他们会着重于安排较多采访人手，做现场采访，有画面的报导。

杜耀明说：“外国记者可能拍摄镜头不多，采访一些预早设定的题目，如环保、网络封锁等，因为外国记者离中国比较远，他们会设定一些题目，到中国后就开始采访，人手方面不一定很充裕。香港是几队采访队一起去，取现场景，所以容易与公安发生冲突。”

港记者对冲突场面敏感

杜耀明又说：“香港记者对于冲突的场面是很敏感的，出现打人镜头更是‘牵一发动全身’，就这样继续发展下去，成了连锁反应。”

至于为何香港记者会比较着重现场实况，是否与港人偏好有关，杜耀明说：“这是电视台认为，他们（香港市民）不喜欢看深入报导吗？还是说，他们看到奥运来了，在报导时间、规模都会大一点，所以很多场面都不会放过。他们（电视台）也尝试一些花絮的报导，也有访问被拆迁的人。”

港台员工于七月三十日受到恐吓，不过，记者翻查港台于三十、三十一日的快讯，均未见有相关的报导，杜耀明也表示，不知道有港台员工在北京被恐吓。他认为，港台应报导消息，向港人交待事情：“因为这是继罗晖翔事件后，相同情况再次发生，应该留意后续进展，没有理由不把事件公开。”

至于记者遇袭是否与其所属机构有关，杜耀明认为，公安对于任何要拍下混乱情况的记者都是一视同仁，所以不觉得当日北京公安有选择性的干扰记者。

杜耀明认为，香港记者在北京遇袭是国际问题：“国际社会再一次留意北京的承诺是甚么？一个开放、自由的奥运……”

港媒喜庆式报导奥运

问杜耀明看香港媒体报导是否反映奥运实际情况，他说：“香港（媒体的相关报导）根本是很狭隘的民族主义，你所看到的事情很有限，很多时候传媒对很多事情的处理都是点缀式的做法，偶尔有个别记者、个别媒体会报导得多面一些，但很多（媒体）都是喜庆式的做法。”

由于地理环境的方便，加上宗主国为民主自由国家，港英时代的香港曾经是世界搜集中国消息的黄金地。

香港回归十一年，中共作出了“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对很多港人乃至国际社会，最明显感到香港回归后的变化，就是香港媒体的自我审查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

舆论控制一向名列极权政府控制技俩的榜首，在“香港大纪元六周年致读者：守护香港的生命线”一文中写道：
港人争取普选，目的是要实现普世价值的公平公义和谐社会，打破中共的极权控制。但是，中共也在加紧渗透与收买传媒，制造虚假舆论与民意。它满以为精心构划的舆论网足以主宰民意时，民意也就为我所用，到时再给你“一人一票”的“普选”又如何，“普选”出来的也是中共的天下。

香港媒体愈趋严重的自我审查已是不争的事实，例如在今年三月份西藏发生镇压藏人事件，香港媒体对藏人都使用了中共的用词如“暴徒”、“暴乱”等词语，在意识形态上完全配合中共政权。
　

江泽民当天辱骂记者的电视画面。（新闻片段截图）

高层关注 媒体自我省查日趋严重

在香港舆论收紧的同时，香港记者在最前线，难免首当其冲，成了挨骂挨整的对象。香港记者大部份是在一个相对民主自由的社会气氛下长大的港人，加上在香港，采访自由度仍相当高。从这些方面来看，香港记者和西方记者有着类似的背景，然而香港又跟西方社会不同，因为香港于一九九七年就回归中国。当自由民主意识碰到极权专制时，香港记者在面对大陆领导人、大陆公安时，难免要有一个“适应期”。

二零零零年十月，就发生了前香港特首董建华赴北京述职时，香港记者张宝华反覆追问时任中共国家主席的江泽民，是否“钦点”董建华连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江泽民当场大发雷霆，并公开斥责张宝华所问的问题：“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太简单，有时很幼稚）。

前铿锵集监制萧景路曾公开分享港台于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香港五十万人上街当天铿锵集的制作经历，因为上层的不断反映，萧景路因而进行自我审查－－放多少句“董建华下台”才合适，最终减少到三句，但还是收到高层的投诉电话。

张宝华因被骂而成了名记者，不过，从香港媒体的表现看来，张宝华的经历并没有鼓励更多香港记者向中共领导继续提出尖锐问题。反观近年香港记者在面对中共领导时缺少了一种批判，温驯表现宛如学生见到老师。自我审查就像一把无形的锁，牢牢地套在了港媒的身上，也成了塑造香港记者的背后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