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深受各方注目，北京湧入大批記者採訪，在曾經承諾採訪自由的中共當局控管之下，新聞自由是否真能完善保障？由香港媒體最近頻傳的採訪受阻及暴力事件即可窺見一二，在採訪受阻的情況之下，新聞自由承諾蕩然無存，如此報導焉能如實？

七月二十五日當天，在北京市民輪候購買奧運門票時的混亂情況。（Getty Images）
　

▲七月二十五日，香港多家媒體採訪北京開售奧運門票的混亂情況時，多名記者被公安粗暴對待，圖中的《南華早報》攝影記者被數名公安押帶。（法新社）

中共在二零零一年申辦奧運時，曾經承諾過奧運期間保證有媒體採訪自由，然而在距離奧運開幕兩星期前，卻傳來香港記者被北京公安粗暴阻擾的消息，事隔不到一星期，北京再次傳來香港媒體工作人員受北京公安阻擾和恐嚇。

七月二十四日，Now新聞台採訪北京市民輪候購買奧運門票時，攝影師拍攝公安疏忽職守的情況，公安發難將攝影師及記者押上警車，直至國務院港澳辦官員介入，兩名記者才獲釋。

公安頻襲記者 新聞自由受挑戰

七月二十五日，香港記者在同一現場採訪時，四家傳媒機構記者遭公安武力干預和驅趕，更有公安在眾目睽睽之下襲擊記者。

公安首先對付正在輕便梯架上拍攝的一名Now新聞臺攝影師，由後方將他拉下地面。香港無線電視的一台攝影機其觀景器被公安抓脫，攝影器材損毀。

被帶走的《南華早報》記者王智強，則於二十五日早上在北京奧運場外採訪售票情況期間，被指不服從現場管理，與執勤民警發生摩擦，被民警帶離現場調查六小時，寫悔過書後，於下午四時許獲准離開，據悉，於拘留期間，王智強曾在公安面前被迫下跪。

同一時間，有線新聞台攝影師也遭公安驅趕，該台記者羅暉翔上前與公安理論，公安衝上前叉頸攻擊， 將其摔倒在地，羅迅即起身並要求記下這名公安的編號，遭對方拒絕，隨後遭到另一名公安叉頸攻擊。

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對於暴力事件，深表不滿，並強烈譴責。聲明事件嚴重影響國家形象，促請有關部門嚴肅處理及糾正。香港記者協會則要求北京及公安部門公開解釋，確保事件不會重演。

攝影記者協會同時也發出聲明，對於香港記者在北京採訪時，被公安粗暴對待表示憤慨。協會認為，事件與中共曾強調記者能自由採訪的說法，完全背道而馳，希望有關方面能貫徹承諾 。

七月三十日，兩名香港電台記者向國際記者聯會（IFJ）揭露，他們當日在北京崇文區採訪當地居民時，遭到當地保安官員明顯干擾，公安人員在拒絕解釋的情況下拍下兩人的照片，更出言威嚇他們「小心點」，兩名記者因擔心被跟蹤，只好終止在該區的報導。國際記者聯會對事件表示失望，並再次對身在北京採訪的香港記者感到憂心。

IFJ指出，採訪受阻的投訴中，以香港記者的情況最為嚴峻。

對於港記者在北京採訪受阻一事，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助理教授杜耀明認為，這是北京的公安不願維安操作上所出現的問題被香港記者揭露所引起的，「根本是不需要的過度反應」。

兩套價值觀難保承諾

至於中共是否有履行奧運期間保障採訪自由的承諾，杜耀明說：「中共這麼大一副機器，根本做不到。一方要放寬新聞自由，一方也要強調『零』意外，這根本是兩套的價值觀念，是有衝突的。」

對於受到採訪阻擾的基本上都是香港記者，杜耀明認為，這是因為香港記者人數多，而且到達北京展開採訪的時間較早，加上港記者著重於現場取鏡報導，所以較易與公安發生磨擦，他說：「其實香港記者是早到了，外國記者還沒有到齊，他們都會在八月初到達，但香港記者七月份就已經陸續來到北京採訪。」

杜耀明指出，香港記者十分注重現場採訪，例如排隊買票，香港記者會採訪買票的情況，而外國記者很多時候會在發生事情後才去採訪報導。

反之香港記者未必做很多深入的報導，因為資源也不多，所以他們會著重於安排較多採訪人手，做現場採訪，有畫面的報導。

杜耀明說：「外國記者可能拍攝鏡頭不多，採訪一些預早設定的題目，如環保、網絡封鎖等，因為外國記者離中國比較遠，他們會設定一些題目，到中國後就開始採訪，人手方面不一定很充裕。香港是幾隊採訪隊一起去，取現場景，所以容易與公安發生衝突。」

港記者對衝突場面敏感

杜耀明又說：「香港記者對於衝突的場面是很敏感的，出現打人鏡頭更是『牽一髮動全身』，就這樣繼續發展下去，成了連鎖反應。」

至於為何香港記者會比較著重現場實況，是否與港人偏好有關，杜耀明說：「這是電視台認為，他們（香港市民）不喜歡看深入報導嗎？還是說，他們看到奧運來了，在報導時間、規模都會大一點，所以很多場面都不會放過。他們（電視台）也嘗試一些花絮的報導，也有訪問被拆遷的人。」

港台員工於七月三十日受到恐嚇，不過，記者翻查港台於三十、三十一日的快訊，均未見有相關的報導，杜耀明也表示，不知道有港台員工在北京被恐嚇。他認為，港台應報導消息，向港人交待事情：「因為這是繼羅暉翔事件後，相同情況再次發生，應該留意後續進展，沒有理由不把事件公開。」

至於記者遇襲是否與其所屬機構有關，杜耀明認為，公安對於任何要拍下混亂情況的記者都是一視同仁，所以不覺得當日北京公安有選擇性的干擾記者。

杜耀明認為，香港記者在北京遇襲是國際問題：「國際社會再一次留意北京的承諾是甚麼？一個開放、自由的奧運……」

港媒喜慶式報導奧運

問杜耀明看香港媒體報導是否反映奧運實際情況，他說：「香港（媒體的相關報導）根本是很狹隘的民族主義，你所看到的事情很有限，很多時候傳媒對很多事情的處理都是點綴式的做法，偶爾有個別記者、個別媒體會報導得多面一些，但很多（媒體）都是喜慶式的做法。」

由於地理環境的方便，加上宗主國為民主自由國家，港英時代的香港曾經是世界搜集中國消息的黃金地。

香港回歸十一年，中共作出了「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對很多港人乃至國際社會，最明顯感到香港回歸後的變化，就是香港媒體的自我審查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

輿論控制一向名列極權政府控制技倆的榜首，在「香港大紀元六周年致讀者：守護香港的生命線」一文中寫道：
港人爭取普選，目的是要實現普世價值的公平公義和諧社會，打破中共的極權控制。但是，中共也在加緊滲透與收買傳媒，製造虛假輿論與民意。它滿以為精心構劃的輿論網足以主宰民意時，民意也就為我所用，到時再給你「一人一票」的「普選」又如何，「普選」出來的也是中共的天下。

香港媒體愈趨嚴重的自我審查已是不爭的事實，例如在今年三月份西藏發生鎮壓藏人事件，香港媒體對藏人都使用了中共的用詞如「暴徒」、「暴亂」等詞語，在意識形態上完全配合中共政權。
　

江澤民當天辱罵記者的電視畫面。（新聞片段截圖）

高層關注 媒體自我省查日趨嚴重

在香港輿論收緊的同時，香港記者在最前線，難免首當其衝，成了挨罵挨整的對象。香港記者大部份是在一個相對民主自由的社會氣氛下長大的港人，加上在香港，採訪自由度仍相當高。從這些方面來看，香港記者和西方記者有著類似的背景，然而香港又跟西方社會不同，因為香港於一九九七年就回歸中國。當自由民主意識碰到極權專制時，香港記者在面對大陸領導人、大陸公安時，難免要有一個「適應期」。

二零零零年十月，就發生了前香港特首董建華赴北京述職時，香港記者張寶華反覆追問時任中共國家主席的江澤民，是否「欽點」董建華連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江澤民當場大發雷霆，並公開斥責張寶華所問的問題：「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太簡單，有時很幼稚）。

前鏗鏘集監製蕭景路曾公開分享港台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香港五十萬人上街當天鏗鏘集的製作經歷，因為上層的不斷反映，蕭景路因而進行自我審查——放多少句「董建華下台」才合適，最終減少到三句，但還是收到高層的投訴電話。

張寶華因被罵而成了名記者，不過，從香港媒體的表現看來，張寶華的經歷並沒有鼓勵更多香港記者向中共領導繼續提出尖銳問題。反觀近年香港記者在面對中共領導時缺少了一種批判，溫馴表現宛如學生見到老師。自我審查就像一把無形的鎖，牢牢地套在了港媒的身上，也成了塑造香港記者的背後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