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糧食通脹日趨嚴重的年代，如何讓十三億的中國老百姓填飽肚子就成為中共控制通脹的首要目標。在工商業高速發展、城市工業區和主要耕地交疊、及創造產量奇蹟的雜交水稻問題漸現等背景下，中國發展是否將成為國際糧價高居不下的關鍵，已成為國際上關注的話題。

蘭州的居民王吉對近年物價上漲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當地的名吃「蘭州拉麵」了。「去年還是兩塊錢一碗，今年一開春就變成了四塊五，有的五塊了。」當地一家拉麵館的馬老闆則覺得挺委屈：「牛肉漲了，油漲了，電漲價了，煤也漲價了，連鋪租都漲了不少，我這牛肉麵不漲，根本活不下去呀。」

在王吉和馬老闆的價格對峙當中，麵粉價格卻不是重要的因素。中國政府對糧食價格進行嚴格的「調控」，麵粉價格作為政府控價的商品，近年的漲幅其實並不大。以中國小麥主要產區之一山東的價格來衡量，二零零六年中國際市場小麥價格開始大幅上漲的時候，山東麵粉出廠價約為一千九百元人民幣左右，而到二零零八年中，價格約為兩千三百元，兩年間的漲幅大約為兩成多，遠遠低於國際市場超過一倍的漲幅。

糧食價格成控制通脹最優先項目

二零零七年年底，中國宣布取消小麥、稻穀、大米、玉米、大豆等八十四類原糧及製粉產品的出口退稅，兩天之後，再次宣布從對小麥、玉米、稻穀、大米、大豆等五十七類原糧及其製粉產品，徵收為期一年5％至25％不等的出口關稅，同時對小麥粉、玉米粉、大米粉三種商品的糧食製粉，實行出口配額許可證管理。

中國媒體報導說，消息宣布後，國際市場糧價大漲，中國國內商品交易所糧價期貨則普遍下跌。國內外糧價出現巨大鴻溝。比如大米，目前國際米價每噸達到上千美元，而國內不過兩千六百元人民幣左右，國際價格是國內價格的將近三倍。

顯然，中國政府通過國內外市場的嚴格分隔，達到控制糧食價格上漲的目標。事實上，去年底北京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北京就已經確定了二零零八年中國經濟工作的重點在於「控制通脹」。作為消費物價指數中權重最大的糧食價格，必然首當其衝受到第一優先的「控制」。

「這完全可以理解，中國有二點四億人口每天收入一美元之下，他們用於食品的開支占總開支的六、七成。糧價一漲，這些人立即陷入飢寒交迫，社會穩定肯定馬上出問題。」一位四川省的官員私下對《新紀元》記者說，因此糧價是北京最重視的商品價格。

事實上，中國大陸內部的糧食價格，主要控制在兩家超大型企業手上，一個是中糧集團，一個是中糧儲集團，前者控制了糧食的市場價格，而後者控制著糧食的收購價格，其經營不論盈虧都有中國財政部的支持。而其間的價格，則由國務院和發改委來「建議」，這是「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環節。

糧食補貼補給誰？

二零零八年二月和四月，國家發改委、農業部等五部門兩次提高稻穀和小麥的收購價，將本年新產稻穀和小麥最低收購價水準，即每五十公斤稻穀最低收購價分別比二零零七年提高七元；小麥比二零零七年分別提高三至五元。兩次累計稻穀最低收購價提高9％至10％、小麥最低收購價格提高4％至7％。

然而，對於耕種糧食普遍虧本的農民而言，4％至10％的提價幅度遠遠不夠，尤其是相對國際市場的大幅度漲價而言。這反過來又成為抑制糧食生產的最主要因素。中國最近十多年來的經濟「告訴增長」，政府收入平均每年以2％至3％的速度增加，城市居民收入年平均增長8％到10％。而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每年僅有5％左右。即使是這個增長數字，「出外打工」收入還占了60％以上。

「為什麼不能高價出口點，提高糧價，讓農民多賺點錢刺激農民多種糧呢？」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盧鋒就有這樣的疑問，「糧食政策和糧食安全，最重要的是搞對糧價。」

事實上，糧食價格上升而發生的農產品收入增加，大部份都被農資產品價格的上漲吞沒，農民並沒有獲得太多的好處。以尿素為例，一九九八年中國尿素價格約在每噸八百元人民幣，而二零零八年初已經上升到兩千五百元。這個比例，遠遠比糧價的漲幅大得多。

中國大約有三十多萬個化肥企業，它們同樣叫苦連天。化肥、農藥、農用薄膜等基本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同樣受到中國發展改革委員會的「建議」價格限制。在石油價格大幅上漲的前提下，這些企業鮮有盈利者，以致普遍開工不足。

北京很清楚知道這個問題。因此，當國務院準備拿出資金補貼農業的時候，便遇到了補貼誰的問題。發改委的意見，是補貼給化工企業，而不是直接補給種田的農民。「直接補給種田的農民，在中國目前的體制下基本做不到，補在糧食價格上，大部份補貼會被基層糧庫套走，而通過基層政權直補給農民，一是效率低，難以監督，二是可能導致發生更大的社會問題。」農業部的一位官員說，「前兩年『退耕還林、退耕還草』的教訓很大。」

中國發展將帶動國際糧價上漲？

中國的糧食總產量在一九九八年達到歷史最高峰，超過五億噸，人均消費大約三百八十五公斤。從一九九八年開始，因為退耕還林和城市用地大大增加等原因導致耕地減少，以及糧食價格疲軟等因素，中國糧食產量連續四年下降，到二零零四年開始重新增加，但二零零七年仍然沒有達到一九九八年的高峰值。

一九九六年，美國的糧食專家布朗發出〈誰養活中國？〉的報告，一度引起全球經濟學界的極大爭議。按照布朗的說法，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耕地面積將逐漸被商業和工業等城市用地占據，而經濟增長帶來的生活水準提高，則會帶來人民飲食結構的變化，人均消費糧食的數量將大大增加。因此他估計，到二零二零年，中國將出現兩億噸的糧食缺口，而中國從國際市場進口這兩億噸糧食，必將帶動國際市場糧食價格大幅上漲。

對於布朗的這個說法，中國政府極力反駁。中國政府認為，中國人消費習慣和中國的經濟體制會對糧食短缺形成自我調節機制，新科技的新開耕地也將補充糧食產量，因此中國不但不會因糧食短缺而造成全球糧食危機，而且是「世界糧食安全的重要正面因素」。

根據最新的數據，目前中國小麥和稻米等中國人主食的糧食產量，自給率分別達到96％和109％，然而玉米和大豆等卻嚴重短缺。其中大豆產量只有國內消費的三分之一多，其它三分之二必須依靠進口，因此連續多年中國成為國際市場上主要的大豆買家，購入量達到三千五百萬噸，占國際大豆市場銷量的一半左右。

考慮到這個因素，中國專家估計，中國的糧食自給率目前約為90％。布朗擔憂的局面顯然還沒有出現。

中國城市地區和主要耕地交疊

全球耕地占陸地總面積的10.20％，中國耕地面積約占世界耕地資源數量的8.6％，占全國土地總面積的13.68％。由於多種原因，中國對於耕地面積的統計在不同時段統計範圍與口徑的差異很大，國際上許多學者認為中國耕地統計資料的可信度存在很大問題，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IIASA）甚至認為中國耕地面積統計資料有可能存在40％左右的誤差。

二零零四年和二零零五年，中國總理溫家寶曾經多次強調中國十八億畝耕地的「生命線」。但這個「生命線」的保護卻極為困難。中國正處在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加快時期，耕地資源日益受到工業和城市土地利用的經濟競爭，部份耕地非農化利用的趨勢不可逆轉，近幾年每年淨減少耕地數十萬公頃，嚴重地影響到中國的糧食安全。中國一些專家估計，中國耕地減少的趨勢，大約會在二零一零年慢慢減緩，逐漸穩定下來。不過，國際上的經濟專家並不這麼樂觀。美國和日本的一些專家認為，中國的「東亞模式」經濟發展，最終結果很可能會走上日本、台灣和韓國的道路，這三個國家工業化過程耕地大量減少，糧食自給率都在50％以下。

中國農業部的一位官員向記者介紹說，中國的耕地大概可以分成高產、中產和地產三類，其中高產耕地只占全部耕地的四分之一，卻貢獻了中國糧食總產量的50％以上。「問題在於中國城市化、工業化所占據的耕地，主要在東部沿海地區和華北平原地帶，剛好和中國的高產田重合，這個影響不容忽視。」

創造奇蹟的雜交水稻問題漸現

中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但糧食單產卻並不領先。除了稻穀之外，小麥和大豆、玉米等作物的單產量都只是國際先進水準的一半左右。但稻穀，這個中國一半人口的主要食品，總產量和單產都排在世界第一。

這必須要歸功於「雜交水稻」的育種。雜交水稻的研究人，湖南的袁隆平一九七三年研究成功水稻的雜家品種，一九九五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他所培育成功的雜交水稻，累計為中國水稻增產貢獻了四千億公斤，並使中國的水稻生產領先全球。

不過，雜交水稻也帶來諸多問題。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稻農失去當地傳統的水稻種子，而雜交水稻未必能夠適合當地的氣候和土壤。事實上，雜交水稻因為是「外來物種」，更容易受到病蟲害的影響，對水質和化肥的要求也更高。因為種植雜交水稻的農家無法自留穀種，所以中國政府強硬推行雜交水稻的普及種植，使得中國農民強烈依賴種子公司以及化肥和農藥企業。

根據國際遺傳資源研究組織二零零七年的一份報告，中國大面積種植雜交稻，是因為它是中國糧食安全的基礎。可是，三十多年來一直種植不斷改良的雜交稻，在提高產量的同時也帶來了很多問題。如：這些水稻品種或抗性單一，或耐瘠薄能力較差，因此對化肥和農藥的依賴性越來越強，最終導致種植雜交水稻的成本不斷提高。常規水稻和傳統水稻品種具有較強的抗病蟲害和耐瘠薄能力，無論是外觀品質，還是口感，傳統或常規水稻稻米都不遜於雜交水稻，在市場上受到了大眾的青睞，價格均高於雜交水稻。如果這些品種的產量能得以提高，那麼農民的經濟收入將得以提高。

實際上，由聯合國糧農組織推動的東南亞國家雜交水稻的種植，最後都並不成功，以致有些稻農要向政府「索賠」。

中國糧食安全受到全球關注

中國有糧食安全問題嗎？保證中國的糧食安全應該採取什麼對策？這一點，布朗這樣的專家擔心的是全球糧食供求平衡，而中國政府則更多地從政治角度來考慮。無論如何，一個人口十三億的大國，不可能像許多國家那樣以「購買」的方法來彌補糧食缺口。

中國的經濟如果按照過去二十年的速度繼續增長，將有越來越多的人進入所謂的中產階級生活方式。如果以美國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作為標準，中國人年均食用肉類應該增加一倍半，如果按照歐洲的標準，中國人年均食用肉類需要增加70％左右。按照每公斤肉食需要七公斤糧食消耗，中國人的糧食消耗量毫無疑問將大大增加。

九十年代中期，中國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四個城市的人口人均消耗糧食六百公斤。也就是說，即使全中國人的生活水準達到九十年代上述四個城市的水準，全中國糧食消耗也將增加50％以上，即中國需要七千五百億噸的糧食才能滿足國內市場。以這樣的計算，「布朗憂慮」顯然並不為過。

一些經濟學者從純粹經濟學的角度否定「布朗憂慮」。因為在經濟學的角度上看，糧食漲價必然帶動糧農多種糧食，供應增加導致價格下跌，最後達到另一個平衡。這些經濟學者的說法有他們的道理，美國、加拿大、澳洲和巴西等國家，仍然有許多耕地長年閒置。糧食價格大幅上漲，這些耕地將更為充份地獲得利用。

然而對於中國政府來說，在國際市場上「購買」的糧食安全，並不是真正的安全，尤其是這種安全還要從美國、加拿大和澳洲這樣的國家購買。然而，中國糧食自給自足顯然並不現實。中國國土三分之二是山區、荒漠和乾旱地帶，可供開發成為耕地的土地並不多，而城市化、污染和水資源的限制，都限制了中國糧食產量大幅度地增加。事實上，中國糧食產量已經有十多年徘徊不前。這個問題，將越來越引起全球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