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杀警察以及他将受到的惩罚，都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剧，也是我们作为同类之痛。生命与尊严都值得我们相当之珍视，我们要思考的是这个社会到底出了甚么问题，而使人们的心态逐渐对于杀与被杀，都难得有一种理性的态度。警察之坏，其实也是我们这个制度坏的一种反应。我当然不是为警察其中的恶辩护，他们有他们这个职业应该承担的风险。警察这个职业由于制度上的许多问题，以及其中一些个体的无良，致使人们对他们的整体评价偏低，整个社会对他们的信任度也空前降低。对一个职业群体产生的怨恨，正在社会上蔓延，这也是杨佳杀人后，有些人称之为大侠的理由。为甚么会如此呢？除了警察自身的原因外，我们整个社会制度对个人生命和尊严可谓相当漠视，才导致了互相之间的仇恨。（编按：我们这个社会系指中国）

而警察对个体生命和尊严的不够尊重，恐怕是个普遍现象，他们不仅没有为纳税人所养的认识，不少警察将自己的权力凌驾于民众之上，执法过程中的违法、粗暴、鄙视、冷漠等，在大多数警察身上体现得相当充份，这是我们寻常在街上都可以看到的一景。比如为了纠正违章车，不惜采用日本鬼子对待人民的方式，躲在树林丛中等着你进圈套，这样的执法，焉能不引起民众普遍的不满？同理，处理杨佳的警察当然应该罪不致死，杨佳对警察的杀害也不应该受到赞扬，而且应该受到相应之惩罚，但我们的公安局在此事有过丝毫的反省与问责吗？完全没有。这才是整个社会真正不靖的根由。公安局和警察历来就会觉得他们是对的，而且似乎只有他们才对，出现再多的杨佳对他们也没有丝毫的反省与问责制度之形成。换言之，这次上海公安局闸北分局的警察应该反省，该局领导应该辞职，更多的公安部领导应该向民警和杨佳道歉。可是，傲慢的公安机关，他们何曾显露出一点人性的温柔，以及对自身罪恶的反省？没有相应之反省与问责，以及相关制度之改进，哪里能制止住杨佳戮警案的再度发生？

说句实在的，中国人毕竟是胆小而善良的，枪支弹药管制极严，如果是相对激进的民族，那么像目下公安机关和警察处理社会问题的方式，恐怕只会引来更多的恐怖活动和人肉炸弹。我们应该针对杨佳这样的个案，来应对将来这个社会怎么变革，不能等到民情汹汹，恶性事件增多，再来思谋良策，恐怕就会为时已晚。一旦一个社会的恐怖事件增多，无论你多么强力弹压，都非社会之福。因为公权力的暴力弹压和个体的自杀性袭击，如此循环报复，往复不断，真乃吾国之大不幸。

明末在一些地方似乎与今天颇有些相似之处，彼时太监宦官专权，苛捐杂税委实繁多。大名士陈继儒在《吴葛将军碑》（下引全出此文，不另出注）里说：“凡米盐、果薪、鸡豚之属，无不有税”，真可谓“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有屁无捐”。葛成当然不完全是杨佳，但他似乎像杨佳与瓮安事件的结合体。当时宦官税监孙隆苛酷无良，弄得民怨沸腾，葛成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就将民情“煽动”起来，（葛成）“手执蕉叶扇，一呼而千人响应。时建节方踞葑关税。一卖瓜者，其如入城也，已税数瓜矣。归而易米四升，又税一升。泣则反挞之。适成等至，遂共击建节，毙之。”民众备受欺凌到何等的地步，才酿成这样的灾祸。

中国历史此种殷鉴甚多，惜乎没有民主自由之制度的变革，此种事演之不绝，于今为烈。但同样是处理危机问题的方式，当然很多人也主张强力弹压，就像今天许多傲慢无礼的官员一般，只是一切拿强力出来压服，而将暴力之载体警察推到前台，最终酿成大祸，从而也形成民众对警察这种职业的极度反感。葛成这样的事，彼时许多昏官当然觉得干净绝杀了事，但彼时的太守（相当于今之地委书记或者大市市委书记）朱燮元处理危机事件的能力还算不错，“独太守朱公燮元曰：不可。兵以御外寇者也，吾不能锄奸，以至召乱。若击之，是重其毒也。且重怒难犯，若之何抱薪救火哉！”朱首先是自责，然后说自己执政不良惹起的事，若因此再弹压，是犯了双重的错误，何况民众汹汹，一旦弹压，无异火上浇油！当今官吏与之相较若何，读者自不难判别。不特此也，朱太守还“率僚属连骑入市，呼诸百姓而慰之”，因此将孙隆的下属纠系于狱，而葛成则一人做事一人担，“始事者成也。杀人之罪，成愿以身当之，幸毋及众也”。因此入狱，入狱后成千上万的老百姓给他送吃的东西，富商巨贾也络绎而至，而葛成则分散给诸囚而却之。但民众依旧为其树碑立传，称之为“葛将军”。

这则故事后来被叶公好“农”的红朝辑为《葛成抗税史料辑注》（陈学文）而广为传播，葛成之义当然不用说，但也说明没有好的制度，出再多的葛成也没有用，只有徒添悲剧。同理，杨佳的遭遇值得深加同情，受害受伤之警察亦应获得同情，两方面都是悲剧，但为甚么这样的悲剧屡禁不绝，在中国历史上不绝如缕呢？我们要找到根除这种治乱循环、以暴易暴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舍民主自由之制度，则无有它途。

转自“冉云飞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