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空中桥梁六十周年之际，啃着热腾腾的葡萄干面包，展读报纸上六十年前柏林天空下等待巧克力、葡萄干从天而降的人们身影，遥想着北京的天空何时也能下起“葡萄干雨”？

香喷喷的面包味从街边的面包房里飘出来，香味散在空气中，像无数只看不见的小手一样温柔地拉住过往的行人。刚刚从烤箱中拿出来，烤得焦黄，冒着热气的面包一排排地摆在柜枱上。盛夏的清晨，就着一杯浓浓的咖啡，吃一个热腾腾的面包权当早餐应该不错，我对自己说着，顺手把一个葡萄干面包装在纸袋里。

清晨的阳光洒在窗台上，绿色的枝桠从敞开的窗口探进头来，坠满树荚的枝头摇动着满身的绿叶在微风中荡啊荡的，一幅夏日的平静悠闲。我给自己泡了一杯咖啡，咬了一口外面有一层焦脆的壳，里面却很柔软的葡萄干面包，把当日的报纸打开。报纸的标题上用大号字写着：“柏林空中桥梁”六十周年。我恍然大悟，面包房今天为什么把葡萄干面包放在最醒目的地方。“葡萄干”这个词把餐桌前的我，一个侨居在柏林的北京人和六十年前的一段历史连在了一起。

“葡萄干轰炸机”

我住的地方在原西柏林的南部，原属于美占区。穿过门前的公园，经过几个小住宅区，再经过一大片种满玫瑰的私人花园地，就快到了柏林的滕伯尔霍夫机场（Tempelhof）。一群鸟儿从树梢上飞过，我下意识地随着鸟叫声抬起头来望向天空，窗外的天空蓝得像一汪水一样。

六十年前的这个时候，也有人，而且是很多的人不时望着柏林的天空。望天的人中有很多小孩子，他们站在废墟上，睁着大大的眼睛，从每隔三分钟就会穿云而来的飞机中寻找那架快到机场上空时就会晃动翅膀的飞机，等待着挂着一包包巧克力糖果的小手绢降落伞从天而降。这架飞机的驾驶员名叫盖尔．哈尔沃森（Gail Halvorsen）。哈尔沃森每天都要在法兰克福和柏林的机场之间往返三次，每当他飞近机场时，就会把很多挂满糖果的小降落伞抛给欢呼的孩子们。哈尔沃森说，他这样做是为了让战后困苦的孩子们多一点快乐。孩子们每天翘首盼望着这位“巧克力叔叔”。越来越多的飞行员仿效哈尔沃森的做法，联军利用空中桥梁为柏林运送物资的飞机从此获得了“葡萄干轰炸机”的称号。

如今的空中桥梁图片展显示，当年柏林儿童和市民翘首盼望空中运输机。（法新社）
　

 一九四八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了三年，柏林的妈妈们每天不得不为土豆和面粉发愁，葡萄干毫无疑问是难得一见的稀有食品。这一年的六月二十日，在美英法三国联军控制下的对德国西部地区进行了货币改革，首次引入了西德马克。这一举措引起了占领德东地区的苏军的不满。

六月二十三日的夜晚，苏联占领区新闻社突然发出了这样一条消息：“由于技术问题，苏联军事管理委员会运输部不得不于明晨六点钟起，中断进出柏林的全部货运和公共交通”，而在二十三日当晚，西柏林就陷入了漆黑一片，苏军掐断了西柏林地区的供电，理由是“缺乏燃煤”。六月二十四日，连接西柏林与德国西部地区的所有公路、铁路和水路交通全部中断。依旧是四处废墟，满目疮痍的柏林西占区成了一个漂浮在苏军包围之中的孤岛。

这一天，正是西德马克正式进入西柏林的第一天，两百二十万柏林西区居民每人都分到了六十马克，一笔小小的资产，而西柏林本来已经极其缺乏的物资供应却在这一天彻底断了。

据说，当时的美军驻德司令官卢西乌斯．D．克雷（Lucius D. Clay）曾想到用武装坦克攻破苏军的封锁线，克雷的提议被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否决，他担心武装冲突会引发新的战争。克雷想到了连接德国西部和柏林的三条各三十二公里宽的“空中走廊”。美军飞行员在六月二十三日当晚驾驶着一架载满土豆的飞机，降落在柏林机场。

二十五日克雷下令正式建立“柏林空中桥梁”，次日，为期将近十一个月的运输项目正式启动了。从法兰克福、汉堡和汉诺威通往柏林的三条“空中走廊”被分为五层，每层飞行路线之间的距离，只有五百英尺。美英法联军的飞机以开始的平均每三分钟一次，到后来的平均每分钟一次的频率降落在柏林机场，把土豆、面粉、罐头，甚至燃煤运进柏林，空运物资量从开始的每天两千吨增加到最后的一万两千吨。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五日到十六日，联军的空军飞行员们创下了在二十四小时里用一千三百九十八架飞机向柏林运送了一万二千八百四十九顿物资的纪录。在这二十四小时中，平均每六十二秒钟就有一架飞机降落在柏林机场。联军誓不放弃柏林的意志击破了苏军的计画，苏联于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放弃对柏林的封锁。西柏林成了自由意志坚不可摧的象征。“柏林空中桥梁”也走入了史册。担任这一项目的空间总指挥叫威廉．藤纳（WILLIAM H. TUNNER）。

历史上最艰险的空中运输线的领导者正是美国空军中将威廉．藤纳。

死亡线上的驼峰铝谷

柏林的空中桥梁并非历史上的创举。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已有一座空中桥梁跨越世界屋脊，将战略物资源源不断的从印度运往中国。

一九四二年五月，抗日战争已经打了将近五年。日军切断了滇缅公路这条战时中国最后一条陆上交通线。美国帮助蒋介石政府冒险在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和中国云南昆明之间开辟了一条转运战略物资的空中通道。这条航线飞越的是被视为空中禁区的喜马拉雅山脉，航线经过的地区都是海拔四千五百到五千五百米左右的高峰，最高海拔在七千米以上。耸立的群山俯看上去就像连绵不绝的骆驼峰背，飞机就在这些高山中穿行。因此，这条航线被称作“驼峰航线”，这条历史上最艰险的空中运输线的领导者正是美国空军中将威廉．藤纳。

在一九四二年四月到一九四五年八月的援华空运中，六百架美国空军的飞机坠毁，四百六十八个美国和四十六个中国机组牺牲，共计超过一千五百人遇难。一位驼峰老飞行员曾经说：“在天气晴朗时，我们完全可以沿着战友坠机碎片的反光飞行，我们给这条洒满战友飞机残骸的山谷取了个金属般冰冷的名字：铝谷。”

沉甸甸的行囊

面包中的葡萄干软软地在舌头上化掉，留下一股甜香。打开电视，萤幕上一位六十九岁的老人正在讲述她九岁时，每天盼着“巧克力叔叔”丢糖果的故事。老人手中拿着儿时的照片，照片上一个梳着小辫子的金发小姑娘在憨憨地对着镜头笑。

月初，我去北美探望表妹一家，第一次见四岁的小外甥，给他带的礼物里自然也有大块大块的瑞士巧克力。然而，给姨妈和姨夫的礼物倒是让我费了一番心思。带食物吧，老人上了岁数，吃不了什么；带衣物吧，不容易买到合身的。想来想去，在行李箱里装了一大摞新书。从养生到轮回，从传记到历史，姨妈和姨夫在我儿时对我的关爱沉沉地压在心头，我背着沉甸甸的行囊上了路。

捧着一杯热茶，与年过七十的姨妈相对而坐，一只叫不出名的小动物从篱笆的缝隙中钻进花园，圆嘟嘟的身子在草里拱来拱去，如入无人之境，毫不在意四周的眼睛。手抚过书页，想起另一个留在北京的姨妈。

电话中，近古稀之年的北京姨妈的声音还是那么轻柔。我说：“想吃点什么？”姨妈说：“别给我们带吃的，你姨夫是糖尿病，我的牙和胃都不行。”我说：“还是去医院看看吧。”电话里传来一声轻轻的叹息：“你姨夫眼睛已经基本看不见了，我身体也不好，住在六楼，没电梯，下去就爬不上来了。我都几年没下过楼了，还是忍忍，算了吧。你们别担心，过一天算一天了。”我换个话题说：“给我唸唸你最近写的诗吧，我爱听。”电话那端的声音轻松起来：“人老了，没什么爱好了。看电视还不够和那些吹嘘拍马的节目呕气的。”停顿了几秒后，我听到姨妈轻轻说：“也就还喜欢看点书，一个朋友刚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本《往事并不如烟》，讲的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事儿。要是有这样的书，给我带几本。看一点真实的故事，这也就是我唯一的一点爱好了。”

我答应着，心里在盘算：书，怎么才能带呢？我已经被拒在国门之外，几年回不去中国。邮寄的话，又担心禁书被没收。下次至少找人帮忙买个短波收音机给老人们吧，让他们听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追忆真实历史的节目，假如什么时候能给老人装一个卫星接收器，让他们有机会看“新唐人”的电视节目也好。

空中桥梁的主战场之一柏林的滕伯尔霍夫机场。（法新社）
　

看不见的“空中桥梁”

从北美回到柏林没几天，看到网上消息说：纽约时间六月十六日傍晚，欧洲卫星公司以“电源供电出现异常”为由，关闭了新唐人电视台和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等两个自由媒体通过其W5卫星向中国大陆播出的卫星转发器，使播出无限期停止。在中国大陆上空唯一的一个自由资讯之窗被封闭。

电视上还在播放美国空军老兵－－“巧克力叔叔”六十年后重回柏林参加“空中桥梁”纪念会，带着满脸笑容接受人们敬意的镜头。在同一时间里，一群黄皮肤的无名英雄们正埋头在工作室里打造一个电子时代的“空中桥梁”。他们用的不再是“葡萄干轰炸机”，运送的也不再是土豆和面粉，他们的手中放出一道道光束，在肉眼看不到的地方，穿过黑暗，把不经过滤的真相资讯密集而不间断地发上卫星，再由卫星发送到中国大陆－－那块被封闭的土地。微小的资讯包联成一串，组成一道细小的光线，无数条这样的光线一同穿越天空一定是一个很耀眼的场面。

封锁与反封锁；专制与自由就这样平行地在历史中重演着。剧中的角色却发生了一些细微却至关重大的变迁。六十年前，西方联军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建立了一座“空中桥梁”，解决了两百二十万柏林人的生活危机，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在被苏共控制下的东德的土地上筑起了一座自由的堡垒，在极权体制的对面树立起了一面镜子。在柏林城被挂满电网的柏林墙分割的二十八年里，这座自由的堡垒就是向东柏林传递真相的基地。那么，六十年后呢？一群自由社会的海外华人为了自己那些还生活在监控下的同胞兴建了一座“自由资讯的空中桥梁”，一个西方的商业卫星公司却为了商业利益，服从了一个共产极权体制的要求，中断了信号传播。

阳光洒满房间，绿色的枝桠被风推着，轻柔地拨弄着窗棱。这一刻，我想我知道什么是平静生活的魅力，也知道每一次平静到来之前都有过波涛汹涌的日子。这世上没有垂手可得的自由与平静生活，天空中不会凭空下起“葡萄干雨”，决心和毅力是争取自由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