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四名白领中，就有一人遭遇抑郁问题；台湾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大学生，情绪忧郁到需要寻求专业协助；中国每年有超过二十八万人自杀，其中四成以上患有忧郁症。当蓝色风暴席卷而来，我们该如何面对？

据最近六月公布一项有关香港白领心理健康的问卷调查显示，香港白领受抑郁、焦虑及压力影响的情况较外国严重：四名白领当中，就有一人出现轻微至极严重的抑郁问题，比香港整体市民及在外国进行的同类型调查所得的指数高。

香港白领受抑郁、焦虑及压力影响的情况较外国严重。（法新社）

另外，男性白领的抑郁和受压问题比女性更严重，与近年香港和外国同类调查结果显示女性较男性容易出现忧郁症状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显示社会对男性的工作要求较高，而身为家庭经济支柱的男性因看重工作表现而过度紧张。

在香港，每五个人就有一人患上情绪病，中文大学医学院香港健康情绪中心委讬中大亚太研究所于二零零五年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香港成年人的忧郁症一年发病率为8.3%。以此比率推算，估计零四／零五一年内，约四十万三千五百八十九位成年人患上不同程度的忧郁症。女性的发病率9.7%，是男性发病率6.8%的一点四三倍。

受访者的年龄越大，男女患病比率的差异则有收窄的趋势。患者来自各年龄组别和社会阶层；但失业者发病率18.4%，是在职人士发病率7.7%的两倍。与二十年前新界沙田区类似成年人口调查的结果作比较，估计香港忧郁症患者人数上升约四倍。

港台．明星的忧郁症阴霾

二零零三年，香港著名艺人张国荣在酒店自杀，消息轰动香港，在他留下的遗书中内容第一个写下的字是“Depression”（忧郁症），他的死也带出了香港社会普遍对忧郁症的关注。张国荣的一位朋友事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说，张国荣之所以走上不归路是因为碍于名气，未能及时寻求适当的治疗。

据说张国荣跳楼自杀后，造成了名人效应，在短短九小时内，有六人跳楼自尽，五人死亡。而张国荣歌影迷国际联盟代表黎雪芳也随着患上忧郁症。

黎雪芳在接下来的四、五个月情绪低落，对生活失去了动力，除了上班外，便把自己关在房里哭。她曾在一个研讨会上公开分享她的经历：“不想做任何事，亦不想回应别人的说话；我不停地流泪，有时睡醒了，一张开眼便流眼泪，好像没有什么意识，但就是不能控制地流眼泪。那时侯我觉得日子过得很辛苦，很无助。”

后来黎雪芳开始认识忧郁症，也开始和其他歌迷朋友参与义工服务，情绪才慢慢地好转过来。

而著名台湾女星林青霞在去年中文大学医学院香港健康情绪中心主管李诚推出新作《九郁一躁》的序言中，承认自己患了严重忧郁症，“有躁郁症的倾向”，甚至写下自己“在忧郁症和躁郁症交错下，就会有自杀的倾向！”

而过去几年来，陆续有港台艺人如林建明、徐枫公开分享她们患情绪病的经历。

另外据二零零七年十月董氏基金会调查全台湾五十二所学校、六千多位大学生，发现超过四分之一的大学生忧郁情绪严重到需要专业协助，而且比例逐年攀升。

中大前精神科学系主任、全人发展中心主席黄重光医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很多人受到压力而不自觉，一些人因为性格较内向、执着，也有人习惯成自然，对压力麻木，犹如温水煮蛙，压力到了极限也不自知，最后一发不可收拾。他建议人们应经常留意自己是否常常出现压力征状，倘若自己受到情绪困扰便应尽早寻求办法疏通情绪。他认为只要有相关知识和训练，提升心理质素和抗压能力，便可战胜压力。

中国．发病率高而就诊率低

在中国方面，二零零五年六月份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周东丰在北京出席亚洲精神科学高峰会时指出，中国人口中忧郁症发病率约为3～5%，而在忧郁症患者中，就有10～15%的人自杀。相对忧郁症的高发病率，中国对忧郁症的诊断率还不到20%，而在忧郁症患者中，只有不到1%的人接受了相关的药物治疗。有报导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直接原因，是中国精神卫生领域发展不足，专业精神科医师只有一万五千名左右，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至于中国忧郁症的分布，据二零零五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对中国忧郁症患者进行的调查结果指出，城市明显多过乡村，中年人以及女性都属于易患忧郁症的人群。另外，数字又显示，中国每年有超过二十八万人自杀，其中四成以上的自杀者都患有忧郁症。

中国广东一家医院内的忧郁症患者。（Getty Images）

忧郁症也给中国社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病人医药、看护等造成的直接损失达到一百四十亿人民币，但是其余病人与亲友误工、病人自杀等造成的间接损失则高达四百八十亿人民币。

香港方面，据二零零五年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香港健康情绪中心的调查指出，每位忧郁症劳动患者平均每年的经济损失为三万六千六百七十二港元。以零四／零五年一年劳动人口中的忧郁症成年患者约二十六万一千七百六十八人计算，一年的经济损失共约一百零四亿港元。

而比较精神疾病给各国经济造成的负担，美国负担最重、中国其次，英国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