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屁文化系出于奴才文化，却又包含一系列高妙技艺，非一般庸俗奴才所能掌握，民间著名打油诗“这个婆娘不是人，九天仙女下凡尘；儿孙个个都是贼，偷得蟠桃奉至亲”便道尽马屁文化一波三折、雅俗共赏的特性，而传说中清代著名的文臣纪晓岚也屡屡以生花妙笔曲意逢迎乾隆帝，着实讨得皇帝欢心，事实上，不惟纪晓岚，历朝历代，少有不以文字向皇帝大灌迷魂汤的高官大臣，马屁人人拍，看谁拍得高明而已。

虽然身为平民，眼见得官人活得滋润万分，却也能想见权力春药的威力。人一旦做了大官，免不了要端架子，自我感觉膨胀，但人还是那个人，任凭你改了姓，更了名，换作了汉高祖，你也就还只是那个泼皮无赖的刘三，于是，权力的神化过程就需要大量的高级奴才敬献各种马屁文章，以维持官人良好的自我感觉，另外也可以使官人与一般平民百姓拉开距离，比如说在毛泽东时代，只要老毛爱玩的把戏－－诗歌、书法甚么的－－在马屁文人的吹捧之下，就会成为该领域最高峰，无人堪敌。

这便是马上打天下的王侯将相之所以需要文人的原因之一，没有马屁文人对其天赋异禀和丰功伟绩的艺术化吹嘘，没有马屁文人对其“理论”、“思想”的系统化阐释，王侯将相就只是和奴才们一样的造粪机器而已，这是千方百计自我神圣化的政权绝不能容忍的。

为此，中华文化中的重要一脉－－马屁文化－－便历经千年而不绝，并有与时俱进、渐趋化境之势，而高级马屁精作为马屁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以马屁语言神圣化权力的过程中，也会分得权力的一杯羹，有机会被官人赏一块骨头或一顶红帽子，如果红帽子够大，则会多年媳妇熬成婆，便可转身享用别人送上来的马屁文字了。

因此可见，马屁是巧言令色者通往权力的捷径，是官、名、利链条的重要维系。作为一个低投入高产出的行业，投身马屁事业的人从来是络绎不绝，巨大的利益诱惑之下，哪怕是顶着小丑、佞臣的骂名，也总少不了马屁事业的接班人。

当然，余秋雨先生从厅级领导的位子上退下来之后，已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官场中人，但作为著名的文化活动家，在通往国家级“文化大师”的道路上，仍然迫切需要权力的认可或扶持，没有权力的认可，如高尔泰、刘宾雁、高行健之流，连名字都难以出现在正式出版物上，只能沦落到被人们忽视、忘记的地步，自此与名利无缘。

既然与权力融洽相处（至少是相安无事）是文化人的晋升之道，对余秋雨这样的文化人来说，回避敏感社会问题、不刺激权力者的行为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王所作词附后），身为官场中人，更不必说，我们不指望他们有胆量批评上级官员，由一个封建文化薰陶出的文臣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但不逃避权力的赏赐与主动以自贱的方式献身权力犹有不同，更何况，马屁文化的发展在今天似乎遭遇了新情况。

不能说余秋雨的马屁文章作的不好，其博文开篇便已“含泪”，尽显其真诚、忠厚，继而藉“反华媒体”的帽子封天下人悠悠之口，再则以貌似公允的立场，展现其过人的“理性”，可以说，放在任何朝代里，只要凑足了这三条，就不必担心甚么，剩下的就只是大拍特拍了。马屁文章最怕底下人起哄，有了这三条，哪个不怕死的还敢起哄？和余秋雨相比，王兆山的文学素养显然是等而下之，虽然不曾听说王副主席在文革中有甚么过人的表现，但他似乎更直接地承继了“文革诗体”，穿衣戴帽的痕迹过于明显。一上来便是“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虽属政治正确，却少了余秋雨的那份含蓄老道，开头便直接宣告了马屁文章的性质。另一方面，王副主席的想像力虽然怪异，却犯了“体育和政治”挂钩的错误，“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萤幕，看奥运，同欢呼”，更重要的是，王诗透出的资讯显示其做人不够诚实，显示他不曾用心去做这篇马屁文章，“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如果王副主席确实认为“十三亿人共一哭”值得他“纵做鬼，也幸福”，何不趁抗震救灾尚未宣告结束，亲赴震区立于一堵危墙之下，体验一下幸福的感觉？

大灾面前，举国同悲，认识到“生命重于一切”，但在余秋雨、王兆山的笔下，我看到的仍是稳定重于一切、奥运重于一切、政治重于一切，而这些不过是另一层个人意图的掩饰，那便是马屁重于一切，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解释，没有人逼着他们写这种缺心少肝的文字。

但余秋雨和王兆山的马屁显然没有拍好，他们没想到马屁直接拍上了马蹄子：余文一出，网络骂声一片，直抵余秋雨欣然自得的博客空间，瞬间涌现的反驳、批评、辱骂文字迫使他封了博客评论，到今天也看不到有敢于重开的迹象，而且不得不劳烦国务院新闻办出面替他擦屁股，封杀了各论坛的“群起攻击”；王兆山比余秋雨幸运一些，人们不怎么批评他（因为其文字中的冷血逻辑不值得批评），而是用戏仿之作对其予以嘲弄，一时间诗潮汹涌，这些戏仿之作让我们彻底领教了汉语的尖刻、辛辣一面，各种辞汇的“暴力扭结”所产生的讽刺美学效果令人叹为观止。如果说“词”这种艺术形式还要存在下去的话，真不知该感谢还是怨恨王副主席。

更严重的是，余秋雨、王兆山的马屁文章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而是适得其反，引起了社会公愤，这种公愤自然也会伤及他们赞颂的对象，在余秋雨博客尚未封锁跟铁帖的时候，我浏览了所有能够看到的留言，其中许多留言不仅讽刺挖苦余秋雨本人，指其为御用文人，更对其拿来吓人的“反华媒体”大加赞同，对其笔下重于一切的“稳定”表示不屑，这肯定是他的效忠物件所不愿看到的，至于身为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的王兆山，则以其被线民肆意嘲弄的形象，使封给他副主席顶戴的权力尴尬万分。因此，我敢预言：这样的马屁精不可能再受官人们赏识重用。

至此，奋力跳出来的这两只大马屁精实际均已宣告夭折。何故？

余秋雨、王兆山们应该开始明白：党、政府、领导、稳定这些概念在民众心目中已失去了绝对的神圣性，民智渐开，人们开始接受人性、民主、宪政观念，在站着说话的公民面前向官人下跪只会招致嘘声一片。

看来，习惯性下跪的奴才们在逐渐成熟和觉悟的民间社会面前，有必要保持做人的自尊了，余秋雨和王兆山的遭遇显示马屁文化的风险正迅速增加，奴才文化、马屁文化的衰落已经开始。因此，请后来的余秋雨、王兆山们不要再往奴才文化、马屁文化的火坑里跳了，堂堂正正做人多好，何苦主动把自己划归丑类一边、辱没自身，辱没先人！

转自“自由圣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