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張大千的關係源自大千先生搬到外雙溪摩耶精舍後，開始與故宮的互動頻繁而起。

記得當年（一九七八年）因為大千先生要到韓國辦畫展，故宮書畫處（當時我正任職於書畫處）從旁協助了部份事項，由於展覽成功，大千先生非常開心地邀我們幾位參與的同仁到摩耶精舍用餐，在盛情難卻之下，就由當時的副院長江兆申帶隊，一行人就齊赴名聞遐邇的張府家宴。

大千先生當時已經遵醫囑不得再逞口腹之慾，聽說是因為糖尿病且已經近八十歲了，所以席間只是一再很殷勤地勸客用菜，熱情招呼如同摯交好友，自己卻是一箸未沾。由於慕名已久，所以我們一干人等就老實不客氣地大快朵頤一番，我個人對當時所吃的張府名菜像蔥燒烏蔘、東坡肉等，時隔三十年仍無法忘懷，彷彿滋味尚存。

家教嚴格，畫作企業經營

大千先生的家教非常嚴謹，宴客時，張府子弟必站立在席邊，隨時候傳服侍，大千先生則完全是一派傳統大家長、指揮若定的作風。聽說他對待子女管教甚嚴，禮儀的要求標準也很高，從大千先生曾在故宮工作的女公子張心聲身上，即可明顯看得出來嚴格家教的周到禮節。

大千先生曾有一度想往法國巴黎發展，也積極透過台灣駐法人員協助安排遷徙定居事宜，但當時卻不幸發生台灣駐法人員叛國投共事件，大千先生的旅法大計就此胎死腹中，如果當年大千先生成功遷居世界時尚之都的巴黎，或許會改寫其發展的歷程與結果。

大千先生有別於傳統畫家的豪情與交遊廣闊，讓他也有了不同於一般畫家的特殊經營模式，看他當年毅然決然去敦煌拓荒，一行數十人浩浩蕩蕩進駐敦煌荒野將近三年時間，就能看出大千先生不凡的組織能力與經營觀念。

說大千先生將畫作當成企業經營一點都不為過。我個人是相當佩服大千先生超時代的思維，他將畫作過程引進類似生產線的觀念，由自己主控絕大部份的關鍵發想與製作過程，其他基本繪製的部份再由弟子服其勞，這樣大千先生就不會在畫作枝節上花費太多時間與精神，也就能夠創作更多、更精采的作品。對照他敦煌之行的組織與成就，所以實在不得不佩服大千先生的手筆跟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