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柏老一生，似乎是一连串灾难所串成。但柏老说：“我并不认为我是天下最受苦的人……我比更多的中国人要幸运得多，使我充满感恩之情。”或许，这就是柏老走过苦难还能保有高度幽默感，从历史里为中国人找未来的原因吧！

柏老走了。回顾柏老精采的生平，风趣幽默的柏老应该不会反对我的说法：他这一生撞上了也引领了几个世代的重要流行。廿世纪后面几个世代流行的，柏老通通没有错过。

在柏老打的基础上，自由说话

一九八五年我在台湾大学法律系就读的时候，和几个同学一起办刊物，第一期就想做最“热门”的题目：解除戒严。头一个想到的采访对象就是柏老。

对我们几个大一的孩子，柏老完全以朋友平辈的态度对待。那时柏老正在编写白话版的《资治通鉴》，那可是一个大工程。当时我们几个学生不懂得柏老为什么要编写那种历史“老东西”，只对眼前的“解严”议题兴致勃勃。柏老当时就很清楚，我们的采访稿未必能够顺利刊登。可是他仍然匀出时间来，陪我们几个小萝卜头说话。

牢狱之灾让柏老的身体受了重创。我记得在他家中，柏老卷起裤管让我们看他的膝盖。“都被打碎了，装了铁片在里面。天气一变就要受罪。”值得一提的是，介绍我们去探访柏老的人，是当年负责幽禁柏老的官员。柏老出了政治牢笼之后，和这些当初迫害过他的人竟成了朋友。这样的胸襟，令人无语。

但是身体的伤害没能击倒柏老，反而让他的下半生都致力于人权运动。柏老满腹经纶又极富幽默感，可是笑语如珠的柏老其实有一个不快乐的童年。他对我们几个年轻人解释着为什么年轻的时候自改其名为“郭衣洞”，但我们这些生于台湾经济起飞时期的六年级生（六十世代，也就是所谓的“学运世代”），当然体会不了柏老所说的破衣滋味。

采访完毕，柏老亲自开车载着我们去新店街上吃火锅。付帐时柏老从口袋里掏出的钞票每张都是“一球一球”的，这显现出他对金钱的不在意，也显示了他不拘小节的童心。

采访回来，我们几个同学被学校教官追着跑，连学长姐都来关切──你们这一届究竟打算做什么？你们家人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吗？深怕被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学弟妹给连累。

可是二年后，台湾真的解严了！现在回想起来，不觉莞尔。国家是为了人民而存在，国家不是个什么伟大而不可碰触的权威，国家也是人的组成。人会犯错，有错就改。如果法律系的学生连这点思辨的能力都没有，那真可以把法律系废了算了。但是我们这些学生在戒严的年代敢谈解严，并不是因为我们特别勇敢，而是因为我们站在柏老这些先驱者打下的基础上，所以敢自由的说话。

生不逢时，却也生逢其时

一九二零年出生的柏老，本名郭定生。那时是民初战乱时代，正逢直皖军阀大战之时。一九三七年就读开封高中二年级，未及毕业，七七事变发生，柏老投笔从戎。在战乱中，柏老辗转到了重庆，拿着假的高中学历证件进入东北大学就读政治系，快毕业时才被发现入学证件有问题。所以，柏老一生著作等身，但真正拿到手的毕业证书，却只有小学学历！

这种荒谬的落差，正因柏老的“生不逢时”，这是生于战火中的无奈。但从另一个面向来看，柏老却是“生逢其时”，因为他成年后人生的黄金岁月，都与台湾的民主进程环环相扣。

戒严时期，承受苦难的使命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陈诚发布台湾省戒严令，在台施行戒严，警总以军事机关凌驾于警察及国家安全局的地位，用军事作战的任务编组掌控治安以及情治任务。此后长达三十八年期间台湾实施军管，以军法为治理基础。直到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六日，蒋经国解除戒严，这项治安任务才依法移交原应隶属的警察单位、海关、宪兵以及调查局。

对于异见人士而言，警总可以说是台湾威权时期政府侵犯人权的代表。警总作为治安以及情治单位，原本是为了对抗共产党的赤化，维持一个正常的社会，但在爱国的大旗下，不仅制造了许多冤狱，也在台湾民众的心里投下一个沉重的阴影。柏老来到台湾的时候，正是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

在这三十八年中，台湾逐步走向民主。这条民主的道路历经了几个阶段，首先是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时期（这一时期立下了报禁，除了停止新报纸登记，现有的报纸每份发行张数限三大张）；再来是六十年代自由主义时期；七十年代的党外时期；八十年代解禁时期。

来台后，柏老在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时期于《自立晚报》工作，一九六零年开始以笔名“柏杨”于《自立晚报》撰写“倚梦闲话”专栏，并以“邓克保”为笔名，撰写《异域》一书，记载一九四九年底从云南往缅甸撤退的孤军，在腹背受敌（共军、缅军）又得不到中华民国政府的支援，在复杂情势中袍泽、亲子的关系，交织成一部感人肺腑的战争文学作品。

图为二零零三年十月十七日柏杨全集二十八册、约八百万字推出，柏杨自己算算已写了二千多万字，他相信自己是历史上最后一位写最多字的作家。(中央社)

在《异域》里柏老写道：“一群被遗忘的人，他们战死，便与草木同朽；他们战胜，仍是天地不容！”我不知道跟我一样被柏老那支刀笔所感动的人有多少，但我每次看到这句话都不禁寒毛直立，热泪盈眶。真苦，做人却遭逢这种人力难以回天的灾难，真苦！

用刀笔针砭时事的柏老，在一九六八年因为翻译“大力水手”连环漫画，被设词入狱，原判死刑后改判十二年有期徒刑。直到一九七七年柏老在美国的关切下获释，历经九年又二十六天的关押后才重获自由。

在自由主义播种萌芽的时候，柏老是洒种子的人；在党外成长的时期，柏老坐穿牢底，以自己的苦难鼓励了前仆后继争取民主人权的人士。柏老自云，坐牢的时候他不那么清楚，他是在为这块土地牺牲，但回头一望，他才明白此生苦难的使命何在。

许多曾经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因为黑牢而错失了人生的黄金岁月，重获自由之后在经济上往往难以自立。但柏老出狱后却立即以笔耕的方式，开出一片天地。从一九七七年起，柏老就在《中国时报》开辟专栏，继续发挥他那支刀笔的力量。

畅销著作，在中国却成了禁书

柏老总是“生逢其时”，一生中使命不断。从六十年代开始，柏老凭着一支笔，就在台湾引领风骚，是风尖浪头上的人物。在台湾民主历程里，柏老无负于历史；但在中国的民主历程里，柏老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我们采访柏老的那一年，也是《丑陋的中国人》出版的那一年。而且《柏杨版资治通鉴》已经一本本陆续出书。《丑陋的中国人》引起广大的回响，和《柏杨版资治通鉴》一样成为畅销书。但柏老所有的著作在中国却成了禁书。只不过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书总是越禁就传播得越快，差别只在柏老不能从盗印的书拿到版权费罢了。

说话的权利，是自由的基础

二零零二年台湾“人权纪念馆”揭碑仪式柏老亲临参与，二零零四年因为柏老笔耕创作的贡献更获颁卿云勋章。但是柏老并不因此而无条件的支持曾经义气相投的陈水扁总统。去年底“戒严”口水风波，柏老就认真起来，还气到绝食入院。历经戒严到解严的几个世代，柏老尽管卧病在床，还是铮铮硬骨。什么玩笑都能开，就是“戒严”这两个字说不得！

柏老常常被问起一个问题：读历史，人能够从中取得教训吗？柏老在二零零六年封笔前为《柏杨曰》补充了一段文字：“历史的教训，因为人类的健忘和野心家的篡改，而微乎其微……现在我补充：原因是经验无法传承，事非经过不知难。这是上帝创造人类开的一项最大的玩笑……世界文明能向前迈进一步，才会有这么艰巨的工程，这里面牵涉到大自然的生态环境、牵涉到国民性与文化的累积，更决定于一个族群政策与制度的抉择。文明的更上层楼，是一个民族救危存亡的里程碑。”

“……事实上，历史的借镜固然微弱，但，人类的历史实在是世界进化的标签，让你知道我们从怎么样的原点出发，历经的路程以及终将要奔赴的方向。如果没有历史，人类的生存就茫茫无所归依，所有生存中的颠簸、匍匐、挣扎、奋斗都是汹涌波涛中的一叶扁舟，没有舵手，也没有彼岸。从这个角度认知，历史的功能就不同于‘使用手册’，它不可能告诉你如何开机、如何操作、如何修复、如何换新零件……但，却是整个世界的文明生产制作不可或缺的原创力。”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绵长丰富的历史，在整个世界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她不只是汪洋大海中的一叶扁舟，简直是一艘惊动四海的航空母舰。人类能不能振衰起弊，和中国历史能不能创造新献息息相关……我用《柏杨曰》来读历史、提出我对传统历史不同角度的分析和批判，除了锻炼自己诚实面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之外，也要设法使读历史的人摆脱以往士大夫附庸权贵，为执掌大权的皇帝老爷张目、护短，甚至为他们的酷虐暴行提供最没有良心的合理化理论的习行。”

“我仍然要说我的史观，未必能掌握历史的全貌，而我摆脱传统文化的包袱，不为君王唱赞美歌，而只为苍生、为一个‘人’的立场和尊严，说‘人’话，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历史。”

国立台南大学在九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授予名誉博士学位证书，柏杨难掩激动地表示，“死亡是绝对的价值。”(中央社)

“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正是柏老一生的最佳写照。说话的权利，是一切自由的基础！不管什么事情，从这个最基本的权利出发，都不会找不到答案。

在二零零四年的三月，柏老参与了在由旅居澳洲的法轮功学员戴美玲、戴东尼母子提供，囊括齐白石、张大千、吴昌硕、徐悲鸿、傅抱石等六十余位名家，百余幅书画精品的“中国近代名家书画珍藏展”，在欣赏字画的同时，柏老也明白了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的真相。

对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问题，柏老一针见血的说：“要给法轮功说话的权利！”因此历经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种种“流行”，对于现在发生在中国那块土地上最具指标性的问题：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柏老一样没有错过。

从历史里，为中国人找未来

回顾柏老的一生，似乎是一连串灾难所串成。但在《柏杨回忆录》里柏老说：“我并不认为我是天下最受苦的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比我更苦，这是民族的灾难，时代的灾难，而不是某一个人的灾难。回顾风沙滚滚的来时路，能够通过这些灾难，我比更多的中国人要幸运得多，使我充满感恩之情。”

或许，这就是柏老走过苦难之后，还能保有高度的幽默感，从历史里为中国人找未来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