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国北京上演了一场震惊中外的万人上访事件。史学家称，这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和平理性、最公正无私的民间维权运动，为暴政下的民众如何和平理性地维护正义权益，树立了榜样和道德标竿。

当今世间没听说过“法轮功”三个字的人已经很少了，但能把法轮功真相了解全面的局外人或许未及普遍。然而无论知之多少，在法轮功坚韧不屈地走过九年艰难历程之后，人们再谈起对法轮功时，绝大多数人会提到两个字：佩服。

据消息人士透露，中共高层现在最后悔三件事：镇压法轮功、办奥运与修建三峡大坝。中共为镇压法轮功，使出了所能想得到的各类邪招，结果却适得其反，非但没把法轮功铲除，自身却大伤元气，厄运难当。然而中共的所谓“后悔”是看到结果未成的“恼羞”，并非良心发现的本性忏悔。故而镇压依然继续，已是强弩之末，中共上下已经确认一个事实：这是一场永远也赢不了的镇压。法轮功议题已经成为中共在家门口迈不过去的坎。

公道自在人心，善恶终有报应。法轮功九年来的和平非暴力的讲真相，已经开创了一个人类历史的新进程。真相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天据说早已被众多的历史预言所记述，可谓天意早定。这场惊心动魄的迫害与反迫害的正邪较量，被称为是《圣经》中提及的人类“最后之战”的现实演义。

“法轮功受难”客观上确实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一道触及灵魂的试题。不久的将来当人们回忆起当代中国人生活中经历的头等大事，非法轮功莫属。了解其中的真相已成为极具远见的生活态度。而“四．二五”事件就是整个法轮功真相的一个大起点，人类历史就在那一天经历了重大转折，可谓真相中的核心真相，不可不知。

提起四．二五中南海万人上访，只听过大陆一言堂宣传的人会说：四．二五是法轮功围攻中南海，是法轮功想给政府施加压力，是在搞政治，没做到忍，是小不忍乱大谋，结果导致中共对法轮功至今持续了九年的打压；了解法轮功的人会说，这是法轮功为争取公民合法权益第一次在中国舞台上的公开亮相，他们为维护宪法赋予的上访权益，合情合理合法的反馈民众信息，开创了民间正义力量维权的先河。
同一件事，为什么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认识呢？让我们翻开历史探个究竟。

近亿民众的默默承受

法轮功是门修炼功法，既“修”心又“炼”体，既提高人的道德水准，又提高人的健康水平。自从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三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吉林长春开办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以来，法轮功由于神奇的治病疗效和对“真善忍”理念的亲身实践，迅速在中国民间流传开来。

法轮功从没做过广告宣传，只是通过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在民间流传，一人炼功受益了，告诉家人和朋友，有缘者俩俩相继而来。法轮功也没有任何组织机构、办公室、花名册或活动经费等形式，只是人们自发的一种生活方式。

作为强身健体、修心养性的功法，法轮功确实具有神奇效果。一九九八年据当时管理气功的中国体育总局对一万二千五百五十三人的抽样调查，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高达97.9%，平均每人每年节约医药费一千七百多元。法轮功要求修炼者做到“真、善、忍”，放淡“名、利、情”，这有力地促进了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以乔石为首的部份人大常委会老干部经过详细调查后，也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到一九九八年底，公安部统计至少有七千万人学炼法轮功。

然而由于法轮功信仰的真善忍理念和修佛修道的信仰追求，与中共奉行的无神论及暴力专政格格不入，中共党内少数邪恶势力一直把法轮功视为眼中钉，暗中对法轮功的骚扰和破坏一直没有停止过。

从九六年六月《光明日报》反所谓“伪科学”，到九六年七月在新闻署“扫黄打非”中全面禁止法轮功书籍发行，从一九九七年初罗干指使公安部企图内定法轮功为“邪教”而找不到任何证据，到九八年五月罗干的连襟何祚庥在北京电视台诬衊法轮功有害于人，再到九九年初公安人员对法轮功炼功点的监控和骚扰，法轮功学员一直默默的承受着，并通过各种渠道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逾万法轮功学员自愿到北京和平上访。

上访是为了他人了解真相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一日，何祚庥又在天津教育学院的《青少年博览》杂志上发表文章攻击法轮功，称法轮功会像白莲教一样亡党亡国。为澄清真相，一些法轮功学员前往教育学院反映实情。四月二十三日，天津公安动用三百多名防暴警察殴打法轮功学员，并抓捕了四十五人。学员要求放人，天津公安称是执行上级命令，让学员到北京上访解决问题。

从四月二十四日晚开始，法轮功学员怀着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和期待，纷纷自发前往位于中南海西侧府右街的国务院信访办。据一位参与执勤的警察回忆，四月二十五日早上，上万名法轮功学员从四面八方涌向市中心。起初警察在通往天安门的各个路口拦截他们，后来由警察带路，把人流导向中南海，最后形成了“所谓围攻中南海”，其实他们是来信访办的，是警察安排的“包围”。

为什么要来上访呢？参加过四．二五上访的清华大学高材生谢卫国博士解释说，上访是为了他人知道真相。他当时已修炼法轮功多年，法轮功如何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如何有利于炼功者，他是有亲身体验的，无论外人怎么说，都丝毫不能改变他对法轮功的热爱和坚持。

他完全可以对中共媒体上的造谣诬衊之词置之不理，但法轮功教导他要时时处处替他人着想，要修成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好人。假如一个不了解法轮功的人，本来他可以自愿来尝试一下法轮功，这对他如何健康智慧的生活很有帮助，但假如他听信了媒体谎言，从而对法轮功产生仇恨心理，那这个无辜的人就失去了正确选择的机会，他就会在谎言的毒害下无知的作出伤害自己同时也伤害法轮功的事情。

据资料记载，现场数万名法轮功学员都是抱着让世人了解真相的心愿来信访办上访的。他们表示，他们不光是维护法轮功学员应有的公民权利，也是为了维护所有人的知情权，为了维护人间的正义良知。假如真善忍成了政府认定的“坏事”，那假恶暴不就会取而代之成了社会推崇提倡的标准吗？假如我们躲在家里听任诽谤中伤满天飞，最后整个社会道德沦丧了，这不是助纣为虐吗？对于谎言害人，法轮功学员绝不能袖手旁观，我们要尽量把人从谎言中救出来。

“我们向政府讲出各自修炼法轮功的亲身体会，这就是真；我们为了他人不受谎言欺骗，为了当局者不干错事，这就是善；为了世人能做出正确选择，我们承受无名苦难，这就是忍。四．二五上访是符合真善忍原则的。”谢博士这样回答说。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人数虽然很多，但既没有阻塞交通，也没有喧哗声。马路上骑自行车上班的人们如往常一样地赶路，秩序井然。

朱镕基带引下走进中南海

目前住在纽约的法轮功学员石采东先生，一九九九年四•二五时正在中国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他回忆那天朱镕基总理带他走进中南海的经过。

四月二十四日晚上，因为加班完成实验，我很晚才去学法。辅导员李阿姨见我来晚了，边走边简单地介绍了天津发生的事。她说大家自己决定是否去上访。四月二十五日早晨七点半我到了府右街北口。附近街道两边和小区里站了许多学员，大家或站、或坐，有的手里捧著书在看。人虽然很多，但既没有阻塞交通，也没有喧哗声。马路上骑自行车上班的人们如往常一样地赶路。公厕旁排着十多米的队伍，秩序井然。

我是第一次来这里，连国务院信访办的门在哪里都不知道。心想先转一圈，希望遇到认识的同修。正往前走，忽然身后人群中响起了由稀而密的掌声，在清晨的宁静中显得清脆。我回头一看，朱镕基总理和几个工作人员正走出对面的大门（原来我刚才经过了中南海的西门），朝我们走来。

朱镕基大概已经得知法轮功学员上访，大声问道：“你们来这里干什么？谁叫你们来的？”站在他面前的学员不少是从农村来的，大多没有吱声。“你们有宗教信仰自由嘛！”他接着说。

“我们是法轮功学员，我们来反映情况。”人群中有学员回答道。“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派代表来，我带你们进去谈。”朱镕基停了一下，接着说，“我也没法和你们这么多人一起谈呀！”

朱镕基让选代表进去反映情况。但是大家都是自觉来的，甚至彼此大多不认识，也从没有想过要选代表。因为平时炼功就是自觉自愿的，想炼就一起炼，没时间就忙自己的事，从来没人登记，也没查过人数，更不用说选代表。
“你们有代表吗？你们谁是代表？”他又问。这时我已到了距离朱镕基不过两米的地方。“朱总理，我可以去。”我首先自告奋勇地从人群中来到他身边。“还有谁？”朱镕基问。“我！”“我！”“还有我！”……这时大家纷纷举手。学员们个个都想进去反映情况。

“人不能太多。”朱镕基在站出来的学员 中指了我们先站出来的三个人。其实，我们不是推选出的代表，而是毛遂自荐的。朱镕基转身带着我们朝南海西门走去。他边走边大声问道：“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不是做了批示吗？”

“我们没有看到呀！”我们几个都愕然地回答。（事后才知道是罗干给扣押了）他可能意识到了什么，换了话题说：“我找信访局局长跟你们谈”，说完他进中南海上班去了。”

在传达室石采东认识了另外两位学员，一个是北大某电脑公司的女职员，一位是下岗工人。三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讲了自己的修炼体会，四位信访办官员边听边记录。

那位中年官员似乎觉得我们不像有备而来的代表，于是他叫我们去找负责人来。我知道法轮功是没有负责人的，大家都对照同一部法去修，当时我想去找炼功时间早的学员，也许能做补充。

我从中南海西门出来后，问了附近几个学员，大家都互不认识，最后找了一位一九九四年开始炼功的学员返回西门传达室。他还没有说几句，那位四十多岁的官员打断说：“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们将向国务院和中央领导汇报。请你们出去后，叫大家回去，尽快回家。”

“我们反映情况主要有三点：一是希望天津的公安尽快释放法轮功学员；二是允许《转法轮》公开出版发行；三是希望有一个公正合法的修炼环境。”临走的时候我概括了我们的要求，并把我们带来的几本《转法轮》送给他们，请中央领导阅读。

后来的情况表明我们反映的情况也是许多学员都想反映的问题。当天下午，国务院领导找当时北京研究会的学员反映的大致也是这些内容。”

警察说：这就是德！

谢卫国还回忆说，四月二十五日那天是清华校庆的日子，他早上五点多去炼功点时才得知天津流血事件，于是骑了两个多小时的自行车，赶到信访办讲真相。

下午三点多，我见周围不远处有一位老太太坐在墙边，还没有吃饭喝水，我就问她：“您需要面包和水吗？”她缓慢而客气的说：“谢谢，我不要，我怕用后麻烦大家领我上厕所。”我唰的一下眼泪就掉下来了。后来清华的王久春教授过来，认出这位老太太是清华一位老教师的母亲，已经八十多岁了。后来天色渐晚，王教授就让人打出租车将老太太送回家，以免她的家人担心。晚上九点多，我们得知朱总理将会妥善这事，我们收拾好周围的垃圾（包括警察扔在路上的烟头），然后各回各家。

在场的一位女警察很受感动，她说从没见过表现这么好的上访人，几万人在那待了十多个小时，走后地上干干净净的。“这就是德！看看人家多讲道德！”

这就是震惊中外、被称作“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的“四．二五”法轮功学员万人大上访。国际社会评价说，事件双方所表现出的和平理性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四．二五开创了“中国政府开明接受民众建议”的先河，并“中国民众素质提高”的表现。

然而让世界再次震惊的却是三个月后的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当局一反刚刚说过的“炼功自由”的承诺，悍然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发动了一场残酷暴力、持续八年至今的群体灭绝性迫害。

一九九八年五月，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在炼功。

“高山仰止”“善泽千秋”

关于四．二五法轮功是否做到了忍，有评论称，当中共歪曲事实散布谎言，并已经抓捕天津法轮功学员时，假如其他学员沉默不语，这不但客观上助长了江泽民团伙的邪恶气焰，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也是不忠、不义、不德的。从这个角度看，四．二五上访是必须要做的，也是绝对合情合理的，因为宪法赋予了公民上访的权利。

有人说四．二五上访是“搞政治”，中共当然要镇压。然而这是党文化的强盗逻辑。在人类正常的社会环境中，如西方民主社会里，人们将大家关心的公众事务叫政治，除宗教、商业外的社会活动都可视为政治活动；中国古人也一直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只有到了共产党统治下的今天，政治才成了肮脏的词。其实肮脏的不是政治，而是中共自己，它的种种邪恶流氓行为不但肮脏了中国的政治，也玷污了很多中国人的心灵。

如今很多中国人不但丧失了反迫害意识，还产生了“良知错位”，分不清“迫害”与“政治”哪个才是应该谴责的，仿佛法轮功反迫害的所做所为，反而比中共杀人害命更“罪不容恕”，他们不敢谴责中共施暴者的邪恶，反而理智不清的责备受害者的和平抗暴。

面对中共长达九年的造谣诽谤和灭绝性迫害，法轮功学员不向邪恶势力妥协，始终坚持对“真善忍”的正信，和平的向世人澄清事实和真相。如果非要把这也说成是“搞政治”的话，那这种“政治”不是搞得越多越对人民有好处吗？为何不可以堂堂正正的“搞政治”，把亿万中国人从中共邪恶的“一党政治”迫害中解脱出来呢？

现在越来越多的不修炼人认识到法轮功的珍贵，称他们的反迫害客观上成就了“人权政治，救人政治，济世政治”，不少人表示，他们对法轮功团体有“高山仰止”的崇敬之心，四．二五作为法轮功反迫害的开端，为中国人民开创了维权的先河，法轮功学员无私奉献的精神，为后人树立的道德丰碑让人景仰。他们相信，“共产专制恶贯一世，法轮大法善泽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