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来台湾，台北的温柔让香港小说家戴萍不舍离去；诗人蒋浩也说，从北京来到台湾，心情放松许多；而社会文化工作者杨雨，则珍惜此一学习机会。

结束了为期四天的中国苦难文学暨戒严与后戒严时代的台湾文学国际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诗人、学者带着对台北的依恋和美好祝福匆匆离去。几天的相处，像是结缘，像是久别亲人的相聚，点点滴滴还印在心头。这些用青春和生命为中国自由文化开路的人们，怎能让人不敬羡呢？

戴萍：台北才是我的爱

第一次来到台湾的香港小说家戴萍，台北的一切都对她都有着极大的诱惑，一草一木都让她感到亲切。几天来她对台北人的公德心和素养大加赞许。甚至对计程车司机的服务品质和待客之道印象甚好。她无不后悔的问自己：“为什么我十七年前没有来台湾而是去了香港？我现在才知道台湾才是我应该生活的地方！我真的舍不得离开这里。”

比起香港人的冷漠、行色匆匆，她认为台北倒是多了许多宁静、平和和稳定，即便是向陌生人问路，他们都是那样亲切和蔼，就像遇到自己的亲人一样的感觉。“台北太温柔了，这里才是我的爱。”

在一次晚宴上，戴萍谈到自己。她说：“我是大陆安徽人，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在《明报》等香港媒体做过多年记者。因为心中很多梦想，非常向往成为小说家，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说自己想说的话。”于是几年前，她辞去记者职务，专心从事小说创作。她认为以小说形式来写纪实文学，比较有趣，很真实。她说能坚持到今天，也是因为遇到这些有着相同理念朋友们的鼓励和帮助。
 
戴萍说：“现在文学中都是表现很现代的东西，把传统的文化、民族的精华都丢掉了。当我来到香港中文大学，读过很多历史书籍，才发现中国传统的东西真是浩大精深！整个视野都不同了。我人在香港，但面对大陆的发展，看到一些事情，就想用小说的方式写出来。以小说的形式写出来探讨人性。”

蒋浩：自由的空气让精神愉悦

光头、一身牛仔打扮、说起话来略带四川口音的诗人蒋浩告诉我：“从北京来到台湾，心情放松很多。呼吸到自由民主的空气感到精神愉悦。”他说，这个国际研讨会开得非常好，在学术问题讨论上大家都很严肃认真。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很自由。畅所欲言。

蒋浩大学毕业后去了成都，后来在海南生活三年，在大学教美术史，然后又到新疆和西藏考察写生。目前生活在北京。他看到，在中国大陆目前商品经济大潮充斥各个领域，向钱看成为很多人的追求。在这种文化沙漠中生活的人，精神和心灵是干涩的。蒋浩感慨，“在中国写诗既不挣钱还要赔钱，很多人只好放弃。”

虽然创作的是现代诗，蒋浩认为形式的探讨还是得了解传统，从传统上立足。他谦称自己说不上有什么成就，就是喜欢用诗来表达自己和世界的关系，表达对人生、艺术的理解，觉得诗的语言较有魅力，单纯的为创作而创作。过着简单、隐居式的生活，蒋浩甘之如饴。

杨雨：这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四川“成都草堂读书会”成员杨雨，主要从事社会文化研究，期以在具体的社会、文化事件，做出独立的见解、判断。他对于能够被邀请来台北感到十分欣慰。他说：“对我个人而言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两眼炯炯有神、一身西装的年轻人杨雨介绍说：“在成都我们有一个名叫‘成都草堂读书会’的地方，是成都市民公共话语交流平台，融合了各种身份的人，从乞丐到教授各类人士都有。比如有杨远宏教授，有上访人陆大春，无论何人，只要来到这个平台－－读书会，他们都能够得到一个自由表达的机会。”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下，这个“读书会”聚集了一些比较清醒、不随波逐流的人。

杨雨说，草堂读书会有几个原则：无组织、无经费、无结论。“为什么说无结论呢？因为有时候探讨一些学术性话题的时候，我们只是探讨不作结论。读书会半个月开一次，目前有三十人左右。以前多的时候能够达到百多人，房间都坐不下。”

杨雨曾写过一篇文章〈我看于丹现象〉，通过这个现象，他分析出现在中共还是利用国际学术界的学术理论，来为中共专制的统治服务，也就是中国大陆在宣传媒体的一些表现。“于丹现象”正是利用文化研究中的电视话语的制码、解码这一套学术理论来执行策划和操作。他最后提到，在中国那个没有新闻自由的环境里，要作学术文化研究，只能看外媒，这样才能有更广阔的视野、更客观的面向。◇

从事社会文化研究的四川“草堂读书会”成员杨雨认为，看外媒才能有更广阔的视野。（摄影／林仕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