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人类有史以来的苦难都凝聚在一起，也比不过这半个世纪中国人所承受的心灵苦难更苦、更深、更重。在一个苦难的时代，必然召唤以心灵为主题的文学。

投身文学与艺术事业的人们，往往有着最敏锐纤细的知觉、最飞扬热烈的感情。然而在重重封锁与暴政迫害之下，在艺术生命千疮百孔、历经坎坷之后，中国致力创作者，坚强的心灵依然绽放出生命之美的火焰，不禁使人动容。

苦难与文学，渊源密切

由于中国恶劣的政权，制造了心灵巨大的苦难。袁红冰说：“我们指的苦难，主要指的是心灵的苦难。就是在一种不自由的状态下，人们的心灵被灭绝，良知被灭绝，人性被迫兽性化，就在这个过程中人心灵感受到的苦难。”

此次论文集的发表中，袁红冰分别以〈理解‘中国苦难文学’概念的要点〉、〈中国苦难文学论－－兼论我的文学创作的价值基点〉、〈美、我的信仰〉三篇文章，阐述他认为最深刻、最高贵的文学，要经过苦难之火的焠炼。而当今中国人文化精神与心灵一起灭绝过程中的悲苦，才是万苦之苦。而在苦难中寻求希望的文学，必须是能化苦难升华为理想中的美，生命才能重获意义，文学才能趋于高贵、永恒与不朽。

提到苦难激发他文学创作的历程，袁红冰说不是源于他自身的苦难，而是“亲眼目睹的别人的苦难。”有着蒙古人血统的袁红冰教授谈到他的创作源起：

“我十八岁的时候，就亲自目睹了文化大革命中，蒙古人所遭受的政治大迫害。通过那次政治迫害，中共以残暴的方式，基本上完成了灭绝蒙古人文化精神的过程。……当时，面对蒙古人强大的苦难，我就对着苍天、对着大地发誓，我此生一定要让这些在中国暴政下死去的人们的灵魂重新再复活，让那些美丽而高贵的生命通过我的作品，成为不朽……。所以我从十八岁就开始写作了。”

接下来，袁红冰的创作都与中国大地所发生的苦难密切相关：

“我创作的另一本书，是关于西藏的文学《金色的圣山》，讲藏人的苦难……。那是有一次，我在西藏漫游的时候，看到一道骷髅墙，那是西藏在一九五九年的大起义中，被中共屠杀的藏人头颅所砌起的墙。当时我就对着那面墙、对着一个一个头颅黑洞的眼眶看过去……，我感到，几乎每一个黑洞的眼光都饱含着一种热望，希望我写出他们的苦难故事，希望通过我的笔，使他们得到复活。

我创作的另一本书《回归荒凉》，则是以中国当代高级知识份子──北京大学知识份子的堕落为背景，描述高贵的生命，在整个国家腐败与堕落之下，最后只能回归荒凉。

所以基本上是别人的苦难激发了我写作的欲望。希望能透过我的笔，让这些属于中国的苦难、蒙古人的苦难、藏人的苦难，升华为自由的哲理和人性的史诗，让苦难升华为一种精神价值。”

中国苦难，世界之最

袁红冰进一步阐述中国的苦难与文学的意义：

“那么为什么当代中国要以苦难作为文学主题呢？我有一句话说：‘要想了解一个时代，首先要了解一个时代的文学。’而中国正是一个苦难的时代。透过见证，半个多世纪以来，生命的悲剧、人性的苦难，在中国大地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一场接一场的悲剧……从一开始的镇压反革命、反右派运动、三年大跃进，饿死四千多万人、文化大革命、接着六四屠城、以后就对法轮功精神修炼者的迫害，到今天还在持续。而不久之前又以北京奥运会的名义，开始对藏人的大屠杀。”

袁红冰说：“所以中国的苦难，可以说是整个人类有史以来的苦难，都凝聚在一起，都比不过中国这半个世纪，中国人所承受的心灵苦难更苦、更深、更重。所以我说当代的中国是一个苦难的时代。……在一个苦难的时代，必然召唤以心灵为主题的文学。”

戒严时期，台湾曾走过

台湾曾经走过漫长的戒严时期，文建会主委王拓回顾那个年代，写作是一个危险的行业，有人因写作而坐牢，如柏杨、陈映真。“在过去的戒严时代，不仅是写出当局不喜欢的东西要坐牢，很多书、杂志、歌曲被禁。但是那个时代的人都非常勇敢地站出来争取政治的民主和言论自由。”

他说：“苦难文学是横贯古今、跨越语言的永恒的文学主题。我们以苦难文学作为主题来做深入的研究，一定会带给社会很多启发。让人、让读者对人性有更深入的了解。因为对人性的深入了解，会让人变得更加宽容、更加慈悲、更加有爱心。”

袁红冰颁奖给戴萍。（摄影／林仕杰）

逃避打压，油印手抄传写诗

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一个可憎时代的咽喉。──黄翔

诗人贝岭引述黄翔的这一句诗句，点出了文人在极权下创作的苦难、勇气，与精神。

对于台湾与海外自由的创作人士来说，“文学与艺术”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我们只需以头脑构思，花时间写作，就能轻轻松松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但是在大陆威权封闭的体制下，打压出版自由的环境里，这一群文人简直就是以热血与生命，换取创作的自由。而海外出版就是唯一可行之路。

诗人黄翔就是一位遭监禁铁窗十多年，作品在国内销声匿迹三十多年，后来才被承认的一个显著的例子。即使如此，仍然有人前仆后继的追随谬思传承之火。文革之后发展的“星星画会”与“一行诗社”，就是在一九八零年代以后，两个仍然以地下型态，致力文艺创作多年的重要社团。

远自纽约而来的诗人与画家严力，即是当时不被承认的新锐艺术创作家，星星画会的成员之一。他在会中发表论文〈诗歌刊物《一行》所延续的地下文学精神〉时，就谈到当时创作的困难：

“大概在一九八零年前后，所有的民间刊物都被停刊了。当时的地下诗人圈子里有过一个风潮，油印自己的诗集……当时中国最好的诗人们，就这样弄出了自己的诗集。”

基于对艺术的热爱，很多诗人就以油印、甚至手抄的方式，传写这些诗。诗人贝岭说：“油印之后拿去贩卖，为的是筹措下一本诗集的印制费。”

这些不被当局承认的画家与诗人，后来证明影响深远。来到海外后的严力，就为了延续这样的文学生命，一九八七年五月在纽约提倡并组织了“一行诗歌艺术团体”，主要搜集大陆诗作并发表，迄今已有五百多位作者作品发表，连同港台海外艺术家共七百八十位，实属难能可贵。

被禁声的青春，文学的永存

在此会场外，也特地展出了一些当年文学与诗人的地下作品。诗人贝岭在介绍时，一页页的翻着说：

“我在一九八三年出了第一首诗集，现在看了很感慨……。现在都觉得恍如隔世啊，你看，这是献给一个当时赞助的一个人，这个都是版画，都是油印……一九八三年的第一本诗集，那个时候在中国，我们感受到太大太大的苦难。文革以后的贫困和对于地下刊物、文学的执着与热情，促使我们不断创作。……那真的是青春时候的情诗啊。”
 
“那个时候，那个时刻我们才有地下刊物这些东西，现在没有了，都放到网路上了。那个时代地下文学就是苦难文学的一部分，会被警方传讯，严重的话还会说你非法出版。……我是二零零零年的时候，还以非法出版被捉进去的。”

不能见面的时代，最好的作品

早知的文学家往往是时代的先驱与良心，也因此在暴虐的时代，注定遭受苦难的命运。贝岭在翻阅多年前的旧作时，不由叹道：

“当时我还很年轻啊，才二十多岁，我已经写了〈我知道我将历经沧桑〉，似乎已经预言了自己的命运。”

在省思地下文学的意义时，贝岭说：

“中国大陆过去的诗歌或是八十年代的诗歌，很多主题是关于‘苦难’；但是后来转向‘性欲’了。台湾也是一样，在六十、七十年代苦难的主题也越来越少了，和中国一样，诗歌脱离苦难而趋向另一个方向……。我认为那些年代也是说明了那是我们写出最好最有情感的诗歌的时代。现在那些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想到这里我也很感伤。我希望有机会我们能有一个对过去时代的回顾与了解，让台湾的读者或让台湾的诗人，也能知道在我们和他们不能够见面的时代，我们写了什么，我们很可能编成一本书，那是我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