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上海和深圳股票市场自从一九九零年启动以来，经历了诸多磨难，无论是狂飙上升还是暴跌下落，但跌跌撞撞连滚带爬之下仍然在快速发展。中国股市无疑存在诸多的问题。有一些问题，是全世界所有的股市都有的问题，各国政府无不头痛不已；但有一些问题却是中国所独有，且在目前中国的体制下几乎是不可能解决的。

政府应该救市吗？

中国股市近期的大幅下跌，股民对中共政权不出台措施“抢救股市”非常不满。有些股民表示，美国股市下跌一成，美国政府便拿出了两千亿美元救市，而中国股市跌幅近半，政府居然无动于衷。

中国《财经》杂志的评论文章却认为，中国股市不能救，不可救也不必救。这代表了中国证监会一些专家的基本意见，这和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专家看法一致，政府这只手，还是少干涉市场为妙。

事实上，美国政府并没有“救股市”，美国政府出资是救金融机构，解决银行系统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因为如果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出问题可能引起连锁反应，影响到普通的投资者，特别是影响到掌握了数以千万计美国人退休金的投资基金。

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决定了股市和楼市必定面临一个冬天。中国过去几年货币发行过大，流动资金过高，而又有投资过热和通货膨胀的问题。消费物价指数从去年中开始逐步上升，今年初升至十年来最高。而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确定控制通胀为二零零八年首要经济目标，因此上调利率和提高准备金比例，是必然的货币政策选择。

中国是一个政府统管的制度，行政权力过大的一个负作用，是民众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政府措施不利，而不是归结为市场波动和经济因素。笔者估计，中共必然会出手救市，时间大概会在四、五月间，主要的措施很可能是降低股票交易印花税。

政府是股东也是监管者

中国股票市场最大的上市企业，清一色都是所谓国有大型企业。这些企业最大的股东是国有部门。中国法律规定，国有资产的最终代表人是中国国务院，而证监会和银监会等，也是国务院下属机构。这犹如足球场上，裁判由某一方球员兼任，其公平和公正性无法得到保障。

这个问题不始于今日，中国的专家吵闹了多年，但无法得到解决。以中石油和几个银行及保险公司上市为例，其上市时机恰到好处，正在中国股市处于疯狂上升之时，因此这些企业得以顺利筹集天文数字的社会资金，恐怕都并非时机巧合那么简单。

而另一个问题，中国对管理层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大部分都有在上市公司中担任“独立董事”，某些甚至直接和上市企业经济挂钩。经济学家的训练，是以“利己”为基础的，所以人们不必对他们的奇怪言论惊奇。

流通股和非流通股

因为多种多样的原因，中国股票市场形成了一个和其他市场不同的相当古怪的结构，企业股票分为流通股票和非流通股票。大约七成左右的股票无法上市流通，而是被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持有。这种被冻结的金融资产，对国有企业的经营构成了许多障碍，也阻碍了股票市场重新配置社会资源的功能。然而这个问题积重难返，却无法轻易解决。

企业大股东只要持有公司股票50％以上，便可以完全掌握公司的运作。中国有一些大企业，国有主管部门持有股份高达90％，对于资产经营销路来说是极大浪费。尤其是股票价格高达市价盈利率七、八十倍的时候，高价出售股票对大股东来说是巨大的诱惑。

因此，中共近两年推出股权分置改革，本质上就是希望通过某种安排使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可以出售所持股票。问题在于，市场价格是一种供求的平衡，供应增加价格必然下跌，大股东如果急速出售股票，股价必跌无疑。这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一种两难的选择。

权贵资本主义和内幕交易

和所有的股市一样，中国股市也存在内幕交易，然而问题严重的是，中国的内幕交易不但频繁而且具有一定的体制性承托。最近的例子，是中国建设部某位副司长的配偶，在一家上市公司面临停牌下市的时候斥巨资投入，几个月之后该公司获收购并注入优质资产，这位副司长的配偶身价因此暴涨。

这种问题出在任何一个国家，可能都会引致证监部门甚至司法部门的严格调查，但至今我们未看到有关当局介入调查。事实上这个例子在中国只是小儿科。去年也有消息透露，有些上市公司的个人大股东，居然有刚满十岁的儿童，其间因由其实不难想像，也未见任何官方的调查。

内幕交易的问题，从中国股市建立第一天起就存在，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深圳证交所第二任总裁王健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某位高级领导人见到他，对他居然只有数百万金融资产大感惊奇。王先生以此表示自己的清白，但可见这位领导其实也是深知中国股市行情的。

独立财务机构问题

王健当年因为受到来自官方的各种压力，最后愤而辞职。他最大的不满之一，来自上市企业弄虚作假而不会受到制裁。上市公司只要出钱，财会公司便能玩出花样，亏本做成盈利，虚帐做成实帐，这些在业内是人人皆知的“潜规则”。笔者认识的一位会计师对此振振有词：谁出钱谁就是老板，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天经地义。

九十年代，曾经有上市公司公布的盈利当中，居然有92％属于虚报。该公司股票被多个专业分析人士评为“中国第一蓝筹”，上当受骗者极多。另有公司先报出巨大盈利，股价上涨，大股东抛售获利，然后再公布调整帐目，从中大肆盈利。这些都不能没有财会公司的配合。

近年以来，中国上市公司规模越来越大，公司领导的级别也越来越高，有些公司的董事长已经是中国的部级政府官员。其作起帐目来更是得心应手。

资讯监管之下的企业信息

信息自由流通是资本市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平因素，而保证信息自由流通必须依靠新闻自由的体制。中国的上市公司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作假，和中国的新闻体制有绝大关系。比如中国规定，所有在媒体上对股市进行评论的人士，必须经过相关的资格考试，这种由官方主持的考试，那些“不太听话”的人很难通过。

除此之外，如国家宏观经济问题、数据和相关的决策信息等，媒体必须遵循有关部门的统一规定，同样也不能胡乱分析说话。

这样的体制导致了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媒体上言论通常会一面倒，政府认为应该拉枱的时候媒体全部唱好，而政府认为应该压制的时候媒体全部唱衰。普通股民在这种气氛下，大部分只能随波逐流，高买低卖，如果能够不亏那才是奇迹。

缺乏独立的金融分析人士

笔者在香港写中国股市专栏的时候，大陆好几家“投资公司”曾经明示暗示，可以大家合作一起赚钱。他们的意思很明确，需要拉枱或压制某股票的时候帮助造势，便可以有利润分成。

而另一方面，中国的体制之下，分析人士通常选择跟随媒体的主流报导基调，“唱反调是没有好结果的”，深圳和上海都有分析人士被“赶出”平面媒体的故事，有人甚至干脆被赶出当地城市。在这样的环境下，普通股市的投资者很难看到所谓客观和独立的分析。

以上种种，只是中国股市中存在的一些最重要的和比较独特的问题。股市投资风险极大众所周知，有人比喻为“走钢丝”，然而政府体制的不透明和不确定，则犹如这条“钢丝”还在不规则地晃动，其风险之大可想而知。虽然上证指数从九十年代的一千多点上升到目前的三千四百点，但在市场中凭藉自己本事赚到钱的投资者，笔者一位都没见过，当然，依靠关系和内幕发财者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