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無法保證民主進程 ──廣東村委選舉報告

文 ◎ 季達

2005年秋天，太石村村民正在徵集簽名要求罷免村委會成員。（新紀元）

二零零八年，中國有六個省份開始村委換屆選舉。廣東省是其中之一，其中太石村的村官換屆選舉，相當引人注目。這個廣東省廣州市遠郊一個的普通鄉村，在最近兩年的中國社會事件中具有相當重要的含義。

二零零五年秋天，太石村村民因為懷疑村官貪汙挪用集體財物而推動村務公開，最後演變成為罷免村官的事件，曾在中國甚至關注中國的國際輿論中引起了不小的波瀾。太石村當年的「自發民主」失敗了，本次村官換屆選舉又如何呢？
　

湖北潛江市原人大代表姚立法，多年來關注中國鄉村級基層選舉的狀況，並為中國許多省份的農村居民提供村選舉幫助，被譽為中國民間政治家第一人。（網絡圖片）

太石村步步設防恐怖依舊

「說是民主選舉，其實根本就是騙人的」，太石村村民劉先生對最近剛剛開始的選舉非常不滿，「村裏到處是公安和便衣，還有一些來歷不明的人，大家都很害怕，選也是白選。」

三月十九日，在沒有任何事先宣傳和知會的情況下，太石村突然對全村十三個組的村民宣佈進行第一輪選舉。一位村民介紹說，選舉採取了一戶一票的方法，而不是法律規定的一人一票的投票方法，要求村民選出「太石村村民選舉委員會」成員。

長期關注中國鄉村基層選舉的湖北潛江市原人大代表姚立法分析表示，根據廣東省村民選舉辦法規定，基層選舉必須是十八歲以上村民一人一票進行投票，而且必須有半數以上合資格村民參加選舉大會才算有效，因此一戶一票的選法，違反了這兩條非常基本的規定。

二零零五年以來，姚立法仍然和廣東許多鄉村居民保持聯絡，以瞭解當地鄉村基層選舉的情況，並為村民提供法律法規幫助。他對《新紀元周刊》表示，在本次初選之前，太石村黨支部、村委會、各小組長和村股東開會，由舉手通過的方式提出了村民選舉委員會成員的名單，並且在十九日選舉之前突然發送給村民，「建議」大家選舉這些太石村最高機構認可的候選人。

「太石村在十九號的選舉中違例的地方還有很多，比如該村十三個小組分成十三個會場，但村民選舉委員會成員只有九個，所以每個會場的候選人都是九人等額，但根據廣東省的規定，如果採用分會場進行選舉，必須把候選人分成等份，由分會場各自選出。」姚立法解釋說。

記者致電太石村的一些村民，大部份村民不願意對正在進行的選舉發表看法。「不知道，別問了，不敢說」一個村民這樣回答。另一位村民表示，村幹部告訴他村內所有電話都被竊聽，而誰要是敢於接待外來媒體記者，不管是國內還是海外的，都將會受到嚴厲的「關照」。而兩年多前在太石村發生的多起暴力事件仍然歷歷在目的情況下，太石村選舉的結果當是可想而知了。

佛山村民選擇抗爭

距離廣東番禺太石村不遠的佛山市南海區三山港中區村，於四月一日也舉行了村委會換屆選舉，但選舉在點票時遭到村民的強烈抗議，他們甚至要求重新選舉。「因為檢票的時候有人把票拿離開了現場，村民擔心他們會作假」，該村村民梁偉棠對來電採訪的《自由亞洲電臺》記者說，這次的村委選舉之前，也沒有召開任何形式的村民大會，沒有進行正式的宣傳。在中區村，除了官方推舉的11名候選人外，村民們自己也推選了11名候選人，「大家都出來了，投票率是很高的。」

由於對有關的黑箱選舉不滿，村民在村委會靜坐要求重新投票，不過姚立法表示，「老村委會的那批人行賄，他們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假設選舉無效，重新投票的話很可能他們要再掏錢買票，所以他們反對重新選舉，但是代表農民的這一方，代表權利一再受到侵害的農民卻堅決要求重新查票。」

姚立法介紹說，在三山港的東區和中區兩個村的村民選舉中，村民們投票的積極性很高，這是「以往是沒有出現過的，選舉結果是主任、副主任和委員沒有一個人過單選。一個是選舉激烈；二是選民自己做出選擇的人數在增加，所以不像以前上面怎麼規定下面就怎麼選，一邊倒。老百姓現在有了自己的主張。」

容桂街道選舉公然作弊

容桂本來是一個大型的行政村，因為佛山城市發展被納入城市化範圍之內，所以當局把容桂轉換成為「城區」，容桂村變成了容桂街道。三月二十三日，佛山順德區容桂街道委員會選舉中有關方面公然作弊，村民投訴無效多次前往佛山和廣州市尋求解決之道。

容桂街道合資格選民大約有九千人左右，其中五千人是原容桂村的村民，另外三千多人是後來遷入的街道居民。選舉分成七個小組的「選區」，其中1、3、5、7四個小組的選舉被宣佈通過，因為這些小組以外來居民為主，而2、4、6三個小組的選取則被街道委員會宣佈無效，將擇日重選。

「村民自己的利益比較多，所以特別關注選舉的結果」，當地村民梁先生表示，「對外來居民來說，誰來管理都一樣，所以並不熱衷改選」。他向《新紀元》表示，在二十三號的選舉中，有村民看到某街道委員會委員向投票箱中塞入好多張票，因此立即提出抗議並抓住了投票箱，要求在場警察協助調查。然而警車到來後卻把票箱直接拿到街道委員會辦公室，導致一千多村民包圍了街道委員會和派出所。

街道委員會宣佈重新進行選舉。三月二十七號，2、4、6三個「問題小組」重新選舉，由於街道委員會的恐嚇並派出派出所警察在場警戒，而且未能滿足村民有關監票和當場公開點票的要求，許多村民未去投票。梁先生表示，雖然投票沒有超過半數，但街道委員會宣佈選舉成功。有關方面表示，半數出席投票是指整個選舉，而不是個別小組的選舉。「這是公開的舞弊」，梁先生對此非常氣憤。

容桂街道的選舉，同樣只是選出村民選舉委員會委員、小組長和村委代表。事後容桂村民到佛山市及廣東省民政部門反映申訴，但除了獲得答應調查和儘快處理的答覆之外，至今沒有任何結果。

容桂街道委員會拒絕就選舉的事情接受採訪。
　

中山大學文學教授艾曉明，2005年底到番禺太石村查看村民反抗的情形，結果遭到來歷不明者的騷擾和毆打。她認為中國鄉村農民對基層選舉的現狀「非常絕望」。

江門背坑村嚴防死守

「有的選舉會場沒有祕密畫票的地方，再就是發放選票的那些人亂發票。有的人沒到，發選票的人還是把選票發出去，當然發給他信得過的人。根據廣東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的規定，到會的人數必須超過登記選民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古井鎮背坑村的選舉採取一戶一張選票，是典型違反了法律的。很多很多方面都沒有按照選舉的規則和法律來進行，所以老百姓抗議，很多人把選票撕掉了。」

談到廣東江門新會區古井鎮背坑村的選舉，姚立法介紹說，當地的村委主任還私下買票，要求原任村委成員繼續當選。「中國農村居民普遍對選舉不信任也不熱衷，但這次背坑村有三名村民競選，要出任村委選舉委員會，主要是想要監督村委的選舉。」

記者致電背坑村村民于同安，他表示因為接受記者採訪已經受到派出所的傳訊，受到了嚴厲警告，所以不敢再談論選舉的事情。

姚立法表示，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農村實行保甲長制度，保甲長都由民間推舉，但既沒有工資也沒有任何實際權力，完全是一個自治團體的代言人。而現在村委選舉之所以有大量的舞弊行為，是因為村委會掌握經濟利益。

「現在農村就是說，中共基層村一級的黨支部書記，他們腐敗的機會、貪汙的機會、得到好處的機會是太多了。」新會是晚清改革理論家梁啟超的家鄉，姚立法表示，一百多年之後這裏連基本的自治選舉都無法公平進行，實在是一大諷刺。

廣東佛山在中國率先把農村居民「城市化」，但農民卻失去了土地的處置權。圖為佛山順德區容桂街道辦事處的豪華辦公大樓。（新紀元）

經濟發展反而不利民主

廣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行省份，依靠鄰近港澳以及海外華僑為多，經濟增長在二十年內維持了很高速度。然而鄉村級的基層選舉不但停滯不前，在很多方面反而有所退步。

「權力只有控制了經濟資源才有意義」，廣東中山大學社會學教授艾曉明分析說，「在比較貧窮的鄉村，村官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位置，許多更重的責任和愛心，所以選舉村官反而更公平」。廣東南海、順德、番禺和新會，都是珠江三角洲最富庶的地區，鄉村選舉卻因為富庶的經濟而出現很多問題。

佛山南海三山港鎮，十多年前出售了村民所有的土地，但只給與非常少的賠償，失去了土地的農民要求村委會公開財務運作情況但不得要領，因此要求參與村務的「民主管理」。

太石村的情況同樣如此，由於村民發現村委主任貪汙和挪用了集體資金，要求罷免村官不果之下，二零零六年投入村委選舉，在獲勝的情況下被宣佈無效，番禺市出動數百武裝警察，強迫村民接受官方的選舉結果。

順德容桂鎮的梁先生表示，當地村民發現一九九九年出售的集體土地，價格是每平方米320元人民幣，但在土地價格多年上漲之後，二零零五年街道委員會公佈當年出售土地的價格為每平方米75元人民幣。村民對此產生極大的懷疑，因此才要求監督村委財務運作。

容桂街道出售了土地之後，每個村民賠償了八萬元人民幣。「以前我們每人每年從出租廠房的收入中可以得到一萬多人民幣，現在他們說賣掉了，我們要問為什麼賣掉下金蛋的母雞，但他們不告訴我們」，梁先生對此非常不滿，「那些人當然得到了很多好處。」

艾曉明教授分析說：「在富裕的地方，權力對經濟資源有更大的支配權力，權力作弊的動機當然也更為強烈。」這和全世界民主程度和經濟發展成正比的普遍狀況明顯不同，「主要還是中國的基本制度造成的，法制的意思，是除了法之外，還要有法律能夠得以執行的制度，但中國沒有這個制度。」

中共內部的爭議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開始基層村委選舉試點以來，基層選舉在中國已經進行了二十多年，但這二十多年的嘗試，並沒有讓中國農村基層的民眾獲得更多的民主權利。「不是沒有條件，是不願意」，姚立法總結說。這位被稱為中國民間政治家第一人的基層選舉專家，曾經在二零零二年對湖北省潛江市下屬327個自然村的選舉進行了調查，結果發現總共有619名選舉出來的村官被地方政府撤換，當局直接指定了598名村級官員，這些做法全都違反了中國村民選舉組織法。

不過，可悲的現實是，村民無法追究地方政府的違法行為。「中國的村民選舉法雖然規定了選舉辦法，但卻沒有如果發生上級政府違法如何進行法律訴訟的相關規定，所以權利有了規定，卻沒有法律救濟管道，因此權利變成了假權利。」

姚立法介紹說，在中共體制之內對村民選舉有非常大的分歧。「反對進行村民選舉的，主要是地方政府官員。他們認為中國農民素質低，村民選舉過於超前，不符合中國的國情。而支持村民選舉的，主要是民政部門的官員，和絕大部份中國的知識份子，包括幾乎所有的體制內的各級知識份子。」

他分析說，地方政府當然不願意村民擁有真正的自治權力，因為一旦村官民選，當選者必然要對村民負責而不是向上級官員負責，因此攤派、徵稅、計劃生育和徵收土地等等問題，都無法獲得基層村級官員的支持。事實上，在這些和經濟利益息息相關的領域中，正是各級政府和官員巧取豪奪的祕密所在。

北京不願意看到基層民主

「北京也不願意看到中國有真正的基層選舉」，姚立法分析說，「中國有六億合資格的農村選民，這些人一旦嘗到了通過民主選舉保護自己利益的甜頭，很可能把這種選舉經驗複製到基層人大選舉方面。最後的結果很可能是顛覆性的，這是中共不願意看到的結果。」

他認為，中國官員貪汙腐敗情況非常嚴重，北京也意識到必須建立公開和民主的制度來對官員監督，但擔心也是非常明顯的。他認為，北京高層對基層民主的發展情況存在非常矛盾的心理：「以前中國領導人經常說民主不適合中國國情，現在胡錦濤和溫家寶都不再用這樣的說法來推脫了，未來將實現真正的民主制度，沒有人懷疑這個趨勢，但很明顯他們也不願意看到這個結果太早出現。」

「我們不是想要西方式的民主，甚至不是想要台灣式的民主選舉，我們只要求中國現有法律中規定的那些東西，但這也無法實現。」姚立法對此非常感慨。

「許多基層民眾非常絕望」，艾曉明教授表示，「民眾認識到要通過民主選舉來保障自己的利益，但面對中國強硬的政府部門，卻往往無能為力」。她認為，中國鄉村基層選舉在經歷了二十多年的試驗之後，基本可以說以失敗告終。「這一點不管是否承認都是事實，在沒有法律和制度保護和救濟的條件下，基層選舉被地方官員完全劫持了，這顯示基層的民主選舉不是獨立於整個政治和社會體制之外的，如果沒有整個社會制度的配合，包括法律救濟、新聞輿論的公開監督、基層民主選舉根本不可能實現。」

「這不見得是壞事」，艾教授總結說，「保護自己的利益，在選舉中，中國民眾直接面對政權，也許更能讓大家體會到我們這個社會的根本問題出在哪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