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季达
2005年秋天，太石村村民正在征集签名要求罢免村委会成员。（新纪元）
二零零八年，中国有六个省份开始村委换届选举。广东省是其中之一，其中太石村的村官换届选举，相当引人注目。这个广东省广州市远郊一个的普通乡村，在最近两年的中国社会事件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含义。
二零零五年秋天，太石村村民因为怀疑村官贪污挪用集体财物而推动村务公开，最后演变成为罢免村官的事件，曾在中国甚至关注中国的国际舆论中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太石村当年的“自发民主”失败了，本次村官换届选举又如何呢？
湖北潜江市原人大代表姚立法，多年来关注中国乡村级基层选举的状况，并为中国许多省份的农村居民提供村选举帮助，被誉为中国民间政治家第一人。（网络图片）
太石村步步设防恐怖依旧
“说是民主选举，其实根本就是骗人的”，太石村村民刘先生对最近刚刚开始的选举非常不满，“村里到处是公安和便衣，还有一些来历不明的人，大家都很害怕，选也是白选。”
三月十九日，在没有任何事先宣传和知会的情况下，太石村突然对全村十三个组的村民宣布进行第一轮选举。一位村民介绍说，选举采取了一户一票的方法，而不是法律规定的一人一票的投票方法，要求村民选出“太石村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
长期关注中国乡村基层选举的湖北潜江市原人大代表姚立法分析表示，根据广东省村民选举办法规定，基层选举必须是十八岁以上村民一人一票进行投票，而且必须有半数以上合资格村民参加选举大会才算有效，因此一户一票的选法，违反了这两条非常基本的规定。
二零零五年以来，姚立法仍然和广东许多乡村居民保持联络，以了解当地乡村基层选举的情况，并为村民提供法律法规帮助。他对《新纪元周刊》表示，在本次初选之前，太石村党支部、村委会、各小组长和村股东开会，由举手通过的方式提出了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并且在十九日选举之前突然发送给村民，“建议”大家选举这些太石村最高机构认可的候选人。
“太石村在十九号的选举中违例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该村十三个小组分成十三个会场，但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只有九个，所以每个会场的候选人都是九人等额，但根据广东省的规定，如果采用分会场进行选举，必须把候选人分成等份，由分会场各自选出。”姚立法解释说。
记者致电太石村的一些村民，大部份村民不愿意对正在进行的选举发表看法。“不知道，别问了，不敢说”一个村民这样回答。另一位村民表示，村干部告诉他村内所有电话都被窃听，而谁要是敢于接待外来媒体记者，不管是国内还是海外的，都将会受到严厉的“关照”。而两年多前在太石村发生的多起暴力事件仍然历历在目的情况下，太石村选举的结果当是可想而知了。
佛山村民选择抗争
距离广东番禺太石村不远的佛山市南海区三山港中区村，于四月一日也举行了村委会换届选举，但选举在点票时遭到村民的强烈抗议，他们甚至要求重新选举。
“因为检票的时候有人把票拿离开了现场，村民担心他们会作假”，该村村民梁伟棠对来电采访的《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说，这次的村委选举之前，也没有召开任何形式的村民大会，没有进行正式的宣传。在中区村，除了官方推举的11名候选人外，村民们自己也推选了11名候选人，“大家都出来了，投票率是很高的。”
由于对有关的黑箱选举不满，村民在村委会静坐要求重新投票，不过姚立法表示，“老村委会的那批人行贿，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假设选举无效，重新投票的话很可能他们要再掏钱买票，所以他们反对重新选举，但是代表农民的这一方，代表权利一再受到侵害的农民却坚决要求重新查票。”
姚立法介绍说，在三山港的东区和中区两个村的村民选举中，村民们投票的积极性很高，这是“以往是没有出现过的，选举结果是主任、副主任和委员没有一个人过单选。一个是选举激烈；二是选民自己做出选择的人数在增加，所以不像以前上面怎么规定下面就怎么选，一边倒。老百姓现在有了自己的主张。”
容桂街道选举公然作弊
容桂本来是一个大型的行政村，因为佛山城市发展被纳入城市化范围之内，所以当局把容桂转换成为“城区”，容桂村变成了容桂街道。三月二十三日，佛山顺德区容桂街道委员会选举中有关方面公然作弊，村民投诉无效多次前往佛山和广州市寻求解决之道。
容桂街道合资格选民大约有九千人左右，其中五千人是原容桂村的村民，另外三千多人是后来迁入的街道居民。选举分成七个小组的“选区”，其中1、3、5、7四个小组的选举被宣布通过，因为这些小组以外来居民为主，而2、4、6三个小组的选取则被街道委员会宣布无效，将择日重选。
“村民自己的利益比较多，所以特别关注选举的结果”，当地村民梁先生表示，“对外来居民来说，谁来管理都一样，所以并不热衷改选”。他向《新纪元》表示，在二十三号的选举中，有村民看到某街道委员会委员向投票箱中塞入好多张票，因此立即提出抗议并抓住了投票箱，要求在场警察协助调查。然而警车到来后却把票箱直接拿到街道委员会办公室，导致一千多村民包围了街道委员会和派出所。
街道委员会宣布重新进行选举。三月二十七号，2、4、6三个“问题小组”重新选举，由于街道委员会的恐吓并派出派出所警察在场警戒，而且未能满足村民有关监票和当场公开点票的要求，许多村民未去投票。梁先生表示，虽然投票没有超过半数，但街道委员会宣布选举成功。有关方面表示，半数出席投票是指整个选举，而不是个别小组的选举。“这是公开的舞弊”，梁先生对此非常气愤。
容桂街道的选举，同样只是选出村民选举委员会委员、小组长和村委代表。事后容桂村民到佛山市及广东省民政部门反映申诉，但除了获得答应调查和尽快处理的答覆之外，至今没有任何结果。
容桂街道委员会拒绝就选举的事情接受采访。
中山大学文学教授艾晓明，2005年底到番禺太石村查看村民反抗的情形，结果遭到来历不明者的骚扰和殴打。她认为中国乡村农民对基层选举的现状“非常绝望”。
江门背坑村严防死守
“有的选举会场没有秘密画票的地方，再就是发放选票的那些人乱发票。有的人没到，发选票的人还是把选票发出去，当然发给他信得过的人。根据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的规定，到会的人数必须超过登记选民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古井镇背坑村的选举采取一户一张选票，是典型违反了法律的。很多很多方面都没有按照选举的规则和法律来进行，所以老百姓抗议，很多人把选票撕掉了。”
谈到广东江门新会区古井镇背坑村的选举，姚立法介绍说，当地的村委主任还私下买票，要求原任村委成员继续当选。“中国农村居民普遍对选举不信任也不热衷，但这次背坑村有三名村民竞选，要出任村委选举委员会，主要是想要监督村委的选举。”
记者致电背坑村村民于同安，他表示因为接受记者采访已经受到派出所的传讯，受到了严厉警告，所以不敢再谈论选举的事情。
姚立法表示，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农村实行保甲长制度，保甲长都由民间推举，但既没有工资也没有任何实际权力，完全是一个自治团体的代言人。而现在村委选举之所以有大量的舞弊行为，是因为村委会掌握经济利益。
“现在农村就是说，中共基层村一级的党支部书记，他们腐败的机会、贪污的机会、得到好处的机会是太多了。”新会是晚清改革理论家梁启超的家乡，姚立法表示，一百多年之后这里连基本的自治选举都无法公平进行，实在是一大讽刺。
广东佛山在中国率先把农村居民“城市化”，但农民却失去了土地的处置权。图为佛山顺德区容桂街道办事处的豪华办公大楼。（新纪元）
经济发展反而不利民主
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依靠邻近港澳以及海外华侨为多，经济增长在二十年内维持了很高速度。然而乡村级的基层选举不但停滞不前，在很多方面反而有所退步。
“权力只有控制了经济资源才有意义”，广东中山大学社会学教授艾晓明分析说，“在比较贫穷的乡村，村官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位置，许多更重的责任和爱心，所以选举村官反而更公平”。广东南海、顺德、番禺和新会，都是珠江三角洲最富庶的地区，乡村选举却因为富庶的经济而出现很多问题。
佛山南海三山港镇，十多年前出售了村民所有的土地，但只给与非常少的赔偿，失去了土地的农民要求村委会公开财务运作情况但不得要领，因此要求参与村务的“民主管理”。
太石村的情况同样如此，由于村民发现村委主任贪污和挪用了集体资金，要求罢免村官不果之下，二零零六年投入村委选举，在获胜的情况下被宣布无效，番禺市出动数百武装警察，强迫村民接受官方的选举结果。
顺德容桂镇的梁先生表示，当地村民发现一九九九年出售的集体土地，价格是每平方米320元人民币，但在土地价格多年上涨之后，二零零五年街道委员会公布当年出售土地的价格为每平方米75元人民币。村民对此产生极大的怀疑，因此才要求监督村委财务运作。
容桂街道出售了土地之后，每个村民赔偿了八万元人民币。“以前我们每人每年从出租厂房的收入中可以得到一万多人民币，现在他们说卖掉了，我们要问为什么卖掉下金蛋的母鸡，但他们不告诉我们”，梁先生对此非常不满，“那些人当然得到了很多好处。”
艾晓明教授分析说：“在富裕的地方，权力对经济资源有更大的支配权力，权力作弊的动机当然也更为强烈。”这和全世界民主程度和经济发展成正比的普遍状况明显不同，“主要还是中国的基本制度造成的，法制的意思，是除了法之外，还要有法律能够得以执行的制度，但中国没有这个制度。”
中共内部的争议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始基层村委选举试点以来，基层选举在中国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但这二十多年的尝试，并没有让中国农村基层的民众获得更多的民主权利。“不是没有条件，是不愿意”，姚立法总结说。这位被称为中国民间政治家第一人的基层选举专家，曾经在二零零二年对湖北省潜江市下属327个自然村的选举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总共有619名选举出来的村官被地方政府撤换，当局直接指定了598名村级官员，这些做法全都违反了中国村民选举组织法。
不过，可悲的现实是，村民无法追究地方政府的违法行为。“中国的村民选举法虽然规定了选举办法，但却没有如果发生上级政府违法如何进行法律诉讼的相关规定，所以权利有了规定，却没有法律救济管道，因此权利变成了假权利。”
姚立法介绍说，在中共体制之内对村民选举有非常大的分歧。“反对进行村民选举的，主要是地方政府官员。他们认为中国农民素质低，村民选举过于超前，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而支持村民选举的，主要是民政部门的官员，和绝大部份中国的知识份子，包括几乎所有的体制内的各级知识份子。”
他分析说，地方政府当然不愿意村民拥有真正的自治权力，因为一旦村官民选，当选者必然要对村民负责而不是向上级官员负责，因此摊派、征税、计划生育和征收土地等等问题，都无法获得基层村级官员的支持。事实上，在这些和经济利益息息相关的领域中，正是各级政府和官员巧取豪夺的秘密所在。
北京不愿意看到基层民主
“北京也不愿意看到中国有真正的基层选举”，姚立法分析说，“中国有六亿合资格的农村选民，这些人一旦尝到了通过民主选举保护自己利益的甜头，很可能把这种选举经验复制到基层人大选举方面。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颠覆性的，这是中共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他认为，中国官员贪污腐败情况非常严重，北京也意识到必须建立公开和民主的制度来对官员监督，但担心也是非常明显的。他认为，北京高层对基层民主的发展情况存在非常矛盾的心理：“以前中国领导人经常说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现在胡锦涛和温家宝都不再用这样的说法来推脱了，未来将实现真正的民主制度，没有人怀疑这个趋势，但很明显他们也不愿意看到这个结果太早出现。”
“我们不是想要西方式的民主，甚至不是想要台湾式的民主选举，我们只要求中国现有法律中规定的那些东西，但这也无法实现。”姚立法对此非常感慨。
“许多基层民众非常绝望”，艾晓明教授表示，“民众认识到要通过民主选举来保障自己的利益，但面对中国强硬的政府部门，却往往无能为力”。她认为，中国乡村基层选举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试验之后，基本可以说以失败告终。“这一点不管是否承认都是事实，在没有法律和制度保护和救济的条件下，基层选举被地方官员完全劫持了，这显示基层的民主选举不是独立于整个政治和社会体制之外的，如果没有整个社会制度的配合，包括法律救济、新闻舆论的公开监督、基层民主选举根本不可能实现。”
“这不见得是坏事”，艾教授总结说，“保护自己的利益，在选举中，中国民众直接面对政权，也许更能让大家体会到我们这个社会的根本问题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