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南方周末报》总编鄢烈山在香港中文大学一个座谈会上谈近十年中国大陆媒体时事评论的发展状态，他在发言中讲到了国内民众在中共政权统治下，对自身处境和基本权利争取上的心态，又谈到中共从雪灾到西藏事件中对舆论的处理手法。

对于近十年中国大陆媒体时事评论的发展状态，鄢烈山说，中共从来没有放弃过言论的管控，中宣部从来没有放弃言论自由方向的控制，包括台湾大选和西藏问题，媒体基本没有发言空间：“它的管控从来都是严厉的，政府就是政客办报、流氓办报、骗子办报，就像毛泽东当年讲的就是：畜牲办报、死人办报，他要的政治家就是流氓、骗子，据当时的背景就知道，就是叫你讲假话。现在雪灾影响的评论，当时很多报纸不敢报导，现在还不准反思，但是我们相信，过一段时间之后，还是有人会不痛不痒的写的。”

鄢烈山续说：“新华社搞了雪灾的摄影，据说得了很多奖，还说社会主义一片大好，这些洗脑对民众还是有效果。对我们中国人的洗脑，是从幼稚园开始到电视剧，整个成长过程都要歌颂党。愚民洗脑是有成功的一面。现在，拥护毛的人还是很多的，还把金正日吹捧得一塌糊涂的。宣传天天讲，三大战役、开国大典，它是有影响有成效的。”

民众痛恨社会不公

不过，当涉及到现实生活的时候，涉及到一些官僚的不公正、不公平、贪污腐败，民众是切实痛恨的。鄢烈山说：“现在，网上的仇官、仇政的很多，政府怎么说，民众也不信你。只有那些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和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有成效。所以，即使在控制言论，成效也是很有限的。有管网站的官员说，在网站，官方是弱势的，凡是为官方辩护的，就会遭到恶搞和一些戏弄，包括对央视的戏弄。管控的成效还是有限的，它只能控制有影响的网站，不听话就吊销执照，好像中国的升官路就是听话就升官，不听话就撤职、或处分。重点监控的方式是对异见人士、说话比较尖锐的人的控制，不要你当烈士，尽量控制他们的影响。”

二零零一年底，中国加入了WTO，但那只是在经济方面，在中国的政治改革上与时评相差得太远，本来以为时评的发展可以促使中国的政治改革，但实质上并不是这样。

鄢烈山说，中宣部从来没有放弃言论自由方向的控制，现在雪灾影响的评论，当时很多报纸不敢报导，现在还不准反思。（新纪元资料库）

媒体改革只是神话

鄢烈山指出，八十年代的思想是非常活跃的，好像黄金时代，后来的媒体改革只是个神话，太不尊重事实的，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中国的媒体，只有《人民日报》是政府养活的，《光明日报》需要政府补贴，很多的报纸都是自负盈亏的，面向市场，所以会迎合读者，考虑市场的问题，但也不要抹杀了国内有良知、有专业精神的公民、新闻工作者和学者的贡献。

鄢烈山说：“他们一直在抗争，《南方周末报》换了五届总编，《南都》也是，也换了好多次，但一直有人在抗争，抗争的基础是因为有读者的基础，市场的需要。”

鄢烈山回忆说，一九九七年创办了《南方都市报》，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些时评专栏，总的来说，时评的市场需要，促成了时评的发展，也就是读者的需要。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中国青年报》的冰点版开办了时评，觉得有市场，又开一个青年话题组的专版，那时标志着中国的报纸已经到了卖观点作为新闻的时代。

民间从未放弃表达权

鄢烈山观察到中国的传媒也受民运的影响：“民间人士、有良心的人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表达权，现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就是天涯。《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名叫〈与他们耗到底〉，反正我也无所求，我想，现在也不会把我派到北大荒那样去九死一生吧，我要讲真话，能够讲多少，就讲多少，尽量去讲的态度。南方还有一些新闻人，也一直在突破新闻发展的空间，例如，厦门的PX专案有人用手机短讯把现场的新闻发放到后方，后方的人员在把它搬到网上，也就是，一边在打压，一边也在争取，这样就形成一个舆论。比如说，山西窑子案、重庆的钉子户等，就会对官员、社会促成一种触动、压力，对社会的发展也起了作用。”

鄢烈山继续说，中国的传媒出现了官方的控制和民间争取表达权的表现，比如，有些人在朝廷得势，在民间很臭；有些人被官方打压，在民间、清流界受到尊重和爱戴，“不仅不臭，还很香”，就这样形成了两套评价系统：“现在，你就是把我撤了职，我再找一家，化名，不影响他的时评工作，还更好找工作。管控基本上是失效的，黑名单基本是失效的，但事实上，不要把黑名单当回事，也没什么。一些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言论也可以发表，基本上靠他们尖锐的言论还可以生存，有些自由撰稿人的文章都在多处发表。”

鄢烈山指出，很多官员被网民天下围攻，对县级省部一级的政策，都在骂：“体育啦、广电、教育、铁路一直到法改委，都可以质疑，所以在言论方面，互动最成功的例子，就是重庆钉子户事件，结果是比较理想，厦门的PX项目，实质上省级官员是很被动的了。”

官严管控 民力争取

对于中国时代评论的前景，鄢烈山认为审慎乐观，他分析说：“政府是不会放弃管控的，但是民间也在争取，不论那一方，都不可能随自己的心愿，这里有一个互相妥协的过程，也形成了社会进步的活力，构成的压力和互动，这个活力有很多方面来形成。首先，就是世界潮流、全球化的趋势，我认为是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到这一步，开放到这一步，是不可能后退的，不可能将互联网关掉。要跟人做生意，就要接受压力，不可能闭关，产品要卖到世界去，要承受世界上的压力，那么自己就要讲一些脸面，所以这个全球化，对我这个内地人来说，是最大的希望。”

他续说：“再一个就是技术的进步，使我们的抗争成为可能，过去毛泽东打天下，用农村包围城市，靠的是暴力，毛泽东说和资本主义的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是分散的。现在这个社会不需要靠枪杆子，一个短信就害怕，不论怎样控制，民众还有别的方法，几十万人去散步、购物，政府是最难对付的，所以构成了社会的压力。”

要靠民众意识觉醒

经济社会的形成，电子技术的进步，内部的制止和维权，中共统治下的极权社会，靠的是自上而下的管控，中共对自己的官员都是这样。过去的民间社会被摧毁了，官员都是自上而下授予的。鄢烈山说：“我们现在靠的是民众意识的觉醒，维权意识，构成一种自我表达和诉求，这样慢慢就把权力形成。

我们写时评的人，无非就是把界线搞清楚，实质上我们讲话，不能说是对官员或对民众，实质上是对全社会。”

鄢烈山说，《人民日报》主要是官员看的，《南方都市报》主要都是市民看的，据说北京中南海，每个部的官员都要看《南方都市报》，从报上了解民间动向。《南方都市报》的表达是唤醒全民意识、全民觉醒，对官员的警惕。“我们表达的方式、技巧、角度、立场非常明确，不主张暴力，主张社会的改革。英国的国会议员为了废除奴隶制，奋斗了五十多年，广博的爱心、毅力，一步一步才有成效，令人十分佩服。”

鄢烈山表示，国内的媒体就是在自我保护：“我们不能用这种标准，作为言论自由的尺度，我攻击你怎么了。但言论自由要讲理性，不能作为设定的要求，我写的文章基本上就是按我自己的理念，争取言论自由的空间，比如雪灾我写的文章，我说，必须把全过程记录下来，将来一定要反思，为问责做准备。从不同角度来讲，民主权利的问题，那时，我看到军队迟迟不出动，中国的体制，调动一兵一卒都要经过中央。现在写作空间，想要表达地痛快，是不可能的。”

鄢烈山说自己对官员是不信任的：“他说什么我都不信，他们讲思想解放，就是大陆化的词语，言论自由不需要你解放我的思想，官员的思想再解放，只是政治的需要，好像一九七八年，邓小平要把华国锋搞下去，所以他支援四大，但是，他自己一有权就变，所以要警惕自己被利用，但是，他有智商我也有智商，他提出思想解放，我可以利用，我可以等待时机，讲一些平时不能讲的话。我们在这样可怜的状态下，只能这样，政治体制改革不要指望地方官员。”

西藏问题是中共设置的一条危险红线，禁止报导。（Getty Images）

中共设危险红底线

此外，鄢烈山又提到国内有些红线是很危险的：“西藏是涉及到民族主义的矛盾关系，也是一条红线，你如果要报导，那你这个网站就不想活了，报纸的老总不想当官了，管控的边界是特别严厉的。只能放弃报导，不能找死，你看，我记得有个成都的小女孩，连六四都不知道，大陆很多网民在资讯过滤之后，看到的东西都是官方的资讯，就容易接受，央视的作用特别坏，还得到网民的支援。所以我只写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有我的价值观，民主自由人权。但不涉及尖锐。”

一九九六年，中国有一本书，叫《中国可以说不》，有很多人吹捧，鄢烈山却写了抨击文章〈粗枝烂造的标本〉。美国大使馆约他，但当时他不敢去美国，但是鄢烈山现在很想去：“时代不同，压力不同。一九九八年我被整肃了一次，一直到去年十七大，报纸才有我的名，我对言论不预测立场，哪一方不公正，就为哪一方说话。我写过文章骂城管的暴力执法，充当政府的打手。”

除了政治的压力还有资本的压力，鄢烈山感叹很多人被收买了，或者用钱封记者或老总的口：“记者堕落很容易，收钱就堕落，但如此一来消费者受害。”

鄢烈山说：“大陆官民对立的问题，和香港不可比，就好似雪灾之后，官员还给自己九十多分，大陆的媒体有党的喉舌报、和民间报，管控最严的是央视，媒体人员是鱼龙混杂、官商勾结。有的媒体坚持自己的良知，不搞虚假报导，中国热点特别多，事情特别多，新闻自然就特别多。”

鄢烈山说，大陆的媒体有党的喉舌报、和民间报，管控最严的是央视，中共利用央视的春节联欢会进行愚民洗脑。他认为，大陆媒体的发展要靠民众意识觉醒，包括创办独立媒体。（Getty Images）

鄢烈山又说，西藏的事件是死线，不可能去碰，根本没有发言的空间，央视的春节联欢会，愚民洗脑，政府是有成效的：“我原本以为，现在时代的进步，电子化等。现在的年轻人比我聪明，结果暴民、民族主义情绪比我们这一代人还厉害，反美仇恨日，特别对日本的仇恨非常强烈。”

他指出，中国的民间社会，在一九四九年，基本上被消灭了，只剩下党国及人民公社生产队。中国的民间社会不出声，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民众不能组织起来，实现自由的权利。但香港有民权法治。中国的民间社会是被政府猜忌的，江泽民说：“把动乱消灭在萌芽状态”。就是防止民众搞民间组织。民间社会在严重的管控中。

最后，鄢烈山说：“要成立独立媒体，实质上就是要开放党禁报禁，如果有了独立的媒体，西藏的报导就会迎刃而解，但太困难了，胡锦涛还没有开明到这一步，中国内部压力还未有到这一步，Yahoo还是乖乖地听中共的话，他们考虑的是商业利益。”

他续说：“人的生命价值观，可以通过传统的观念来宣传，因为不涉及到开放党禁报禁的问题，这是可以的，我们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官员的责任和权利是不对等的，百姓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等，百姓有交税的义务，没有问钱用到哪里去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