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南方周末報》總編鄢烈山在香港中文大學一個座談會上談近十年中國大陸媒體時事評論的發展狀態，他在發言中講到了國內民眾在中共政權統治下，對自身處境和基本權利爭取上的心態，又談到中共從雪災到西藏事件中對輿論的處理手法。

對於近十年中國大陸媒體時事評論的發展狀態，鄢烈山說，中共從來沒有放棄過言論的管控，中宣部從來沒有放棄言論自由方向的控制，包括台灣大選和西藏問題，媒體基本沒有發言空間：「它的管控從來都是嚴厲的，政府就是政客辦報、流氓辦報、騙子辦報，就像毛澤東當年講的就是：畜牲辦報、死人辦報，他要的政治家就是流氓、騙子，據當時的背景就知道，就是叫你講假話。現在雪災影響的評論，當時很多報紙不敢報導，現在還不准反思，但是我們相信，過一段時間之後，還是有人會不痛不癢的寫的。」

鄢烈山續說：「新華社搞了雪災的攝影，據說得了很多獎，還說社會主義一片大好，這些洗腦對民眾還是有效果。對我們中國人的洗腦，是從幼稚園開始到電視劇，整個成長過程都要歌頌黨。愚民洗腦是有成功的一面。現在，擁護毛的人還是很多的，還把金正日吹捧得一塌糊塗的。宣傳天天講，三大戰役、開國大典，它是有影響有成效的。」

民眾痛恨社會不公

不過，當涉及到現實生活的時候，涉及到一些官僚的不公正、不公平、貪污腐敗，民眾是切實痛恨的。鄢烈山說：「現在，網上的仇官、仇政的很多，政府怎麼說，民眾也不信你。只有那些煽動民族主義情緒和對毛澤東的盲目崇拜有成效。所以，即使在控制言論，成效也是很有限的。有管網站的官員說，在網站，官方是弱勢的，凡是為官方辯護的，就會遭到惡搞和一些戲弄，包括對央視的戲弄。管控的成效還是有限的，它只能控制有影響的網站，不聽話就吊銷執照，好像中國的升官路就是聽話就升官，不聽話就撤職、或處分。重點監控的方式是對異見人士、說話比較尖銳的人的控制，不要你當烈士，盡量控制他們的影響。」

二零零一年底，中國加入了WTO，但那只是在經濟方面，在中國的政治改革上與時評相差得太遠，本來以為時評的發展可以促使中國的政治改革，但實質上並不是這樣。

鄢烈山說，中宣部從來沒有放棄言論自由方向的控制，現在雪災影響的評論，當時很多報紙不敢報導，現在還不准反思。（新紀元資料庫）

媒體改革只是神話

鄢烈山指出，八十年代的思想是非常活躍的，好像黃金時代，後來的媒體改革只是個神話，太不尊重事實的，政治領域和文化領域，中國的媒體，只有《人民日報》是政府養活的，《光明日報》需要政府補貼，很多的報紙都是自負盈虧的，面向市場，所以會迎合讀者，考慮市場的問題，但也不要抹殺了國內有良知、有專業精神的公民、新聞工作者和學者的貢獻。

鄢烈山說：「他們一直在抗爭，《南方周末報》換了五屆總編，《南都》也是，也換了好多次，但一直有人在抗爭，抗爭的基礎是因為有讀者的基礎，市場的需要。」

鄢烈山回憶說，一九九七年創辦了《南方都市報》，開始的時候，也有一些時評專欄，總的來說，時評的市場需要，促成了時評的發展，也就是讀者的需要。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中國青年報》的冰點版開辦了時評，覺得有市場，又開一個青年話題組的專版，那時標誌著中國的報紙已經到了賣觀點作為新聞的時代。

民間從未放棄表達權

鄢烈山觀察到中國的傳媒也受民運的影響：「民間人士、有良心的人從來沒有放棄自己的表達權，現在中國最有影響的就是天涯。《中國青年報》發表了我的一篇文章名叫〈與他們耗到底〉，反正我也無所求，我想，現在也不會把我派到北大荒那樣去九死一生吧，我要講真話，能夠講多少，就講多少，盡量去講的態度。南方還有一些新聞人，也一直在突破新聞發展的空間，例如，廈門的PX專案有人用手機短訊把現場的新聞發放到後方，後方的人員在把它搬到網上，也就是，一邊在打壓，一邊也在爭取，這樣就形成一個輿論。比如說，山西窯子案、重慶的釘子戶等，就會對官員、社會促成一種觸動、壓力，對社會的發展也起了作用。」

鄢烈山繼續說，中國的傳媒出現了官方的控制和民間爭取表達權的表現，比如，有些人在朝廷得勢，在民間很臭；有些人被官方打壓，在民間、清流界受到尊重和愛戴，「不僅不臭，還很香」，就這樣形成了兩套評價系統：「現在，你就是把我撤了職，我再找一家，化名，不影響他的時評工作，還更好找工作。管控基本上是失效的，黑名單基本是失效的，但事實上，不要把黑名單當回事，也沒什麼。一些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言論也可以發表，基本上靠他們尖銳的言論還可以生存，有些自由撰稿人的文章都在多處發表。」

鄢烈山指出，很多官員被網民天下圍攻，對縣級省部一級的政策，都在罵：「體育啦、廣電、教育、鐵路一直到法改委，都可以質疑，所以在言論方面，互動最成功的例子，就是重慶釘子戶事件，結果是比較理想，廈門的PX項目，實質上省級官員是很被動的了。」

官嚴管控 民力爭取

對於中國時代評論的前景，鄢烈山認為審慎樂觀，他分析說：「政府是不會放棄管控的，但是民間也在爭取，不論那一方，都不可能隨自己的心願，這裡有一個互相妥協的過程，也形成了社會進步的活力，構成的壓力和互動，這個活力有很多方面來形成。首先，就是世界潮流、全球化的趨勢，我認為是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到這一步，開放到這一步，是不可能後退的，不可能將互聯網關掉。要跟人做生意，就要接受壓力，不可能閉關，產品要賣到世界去，要承受世界上的壓力，那麼自己就要講一些臉面，所以這個全球化，對我這個內地人來說，是最大的希望。」

他續說：「再一個就是技術的進步，使我們的抗爭成為可能，過去毛澤東打天下，用農村包圍城市，靠的是暴力，毛澤東說和資本主義的國家不同的是，中國是分散的。現在這個社會不需要靠槍桿子，一個短信就害怕，不論怎樣控制，民眾還有別的方法，幾十萬人去散步、購物，政府是最難對付的，所以構成了社會的壓力。」

要靠民眾意識覺醒

經濟社會的形成，電子技術的進步，內部的制止和維權，中共統治下的極權社會，靠的是自上而下的管控，中共對自己的官員都是這樣。過去的民間社會被摧毀了，官員都是自上而下授予的。鄢烈山說：「我們現在靠的是民眾意識的覺醒，維權意識，構成一種自我表達和訴求，這樣慢慢就把權力形成。

我們寫時評的人，無非就是把界線搞清楚，實質上我們講話，不能說是對官員或對民眾，實質上是對全社會。」

鄢烈山說，《人民日報》主要是官員看的，《南方都市報》主要都是市民看的，據說北京中南海，每個部的官員都要看《南方都市報》，從報上瞭解民間動向。《南方都市報》的表達是喚醒全民意識、全民覺醒，對官員的警惕。「我們表達的方式、技巧、角度、立場非常明確，不主張暴力，主張社會的改革。英國的國會議員為了廢除奴隸制，奮鬥了五十多年，廣博的愛心、毅力，一步一步才有成效，令人十分佩服。」

鄢烈山表示，國內的媒體就是在自我保護：「我們不能用這種標準，作為言論自由的尺度，我攻擊你怎麼了。但言論自由要講理性，不能作為設定的要求，我寫的文章基本上就是按我自己的理念，爭取言論自由的空間，比如雪災我寫的文章，我說，必須把全過程記錄下來，將來一定要反思，為問責做準備。從不同角度來講，民主權利的問題，那時，我看到軍隊遲遲不出動，中國的體制，調動一兵一卒都要經過中央。現在寫作空間，想要表達地痛快，是不可能的。」

鄢烈山說自己對官員是不信任的：「他說什麼我都不信，他們講思想解放，就是大陸化的詞語，言論自由不需要你解放我的思想，官員的思想再解放，只是政治的需要，好像一九七八年，鄧小平要把華國鋒搞下去，所以他支援四大，但是，他自己一有權就變，所以要警惕自己被利用，但是，他有智商我也有智商，他提出思想解放，我可以利用，我可以等待時機，講一些平時不能講的話。我們在這樣可憐的狀態下，只能這樣，政治體制改革不要指望地方官員。」

西藏問題是中共設置的一條危險紅線，禁止報導。（Getty Images）

中共設危險紅底線

此外，鄢烈山又提到國內有些紅線是很危險的：「西藏是涉及到民族主義的矛盾關係，也是一條紅線，你如果要報導，那你這個網站就不想活了，報紙的老總不想當官了，管控的邊界是特別嚴厲的。只能放棄報導，不能找死，你看，我記得有個成都的小女孩，連六四都不知道，大陸很多網民在資訊過濾之後，看到的東西都是官方的資訊，就容易接受，央視的作用特別壞，還得到網民的支援。所以我只寫自己想表達的東西，有我的價值觀，民主自由人權。但不涉及尖銳。」

一九九六年，中國有一本書，叫《中國可以說不》，有很多人吹捧，鄢烈山卻寫了抨擊文章〈粗枝爛造的標本〉。美國大使館約他，但當時他不敢去美國，但是鄢烈山現在很想去：「時代不同，壓力不同。一九九八年我被整肅了一次，一直到去年十七大，報紙才有我的名，我對言論不預測立場，哪一方不公正，就為哪一方說話。我寫過文章罵城管的暴力執法，充當政府的打手。」

除了政治的壓力還有資本的壓力，鄢烈山感嘆很多人被收買了，或者用錢封記者或老總的口：「記者墮落很容易，收錢就墮落，但如此一來消費者受害。」

鄢烈山說：「大陸官民對立的問題，和香港不可比，就好似雪災之後，官員還給自己九十多分，大陸的媒體有黨的喉舌報、和民間報，管控最嚴的是央視，媒體人員是魚龍混雜、官商勾結。有的媒體堅持自己的良知，不搞虛假報導，中國熱點特別多，事情特別多，新聞自然就特別多。」

鄢烈山說，大陸的媒體有黨的喉舌報、和民間報，管控最嚴的是央視，中共利用央視的春節聯歡會進行愚民洗腦。他認為，大陸媒體的發展要靠民眾意識覺醒，包括創辦獨立媒體。（Getty Images）

鄢烈山又說，西藏的事件是死線，不可能去碰，根本沒有發言的空間，央視的春節聯歡會，愚民洗腦，政府是有成效的：「我原本以為，現在時代的進步，電子化等。現在的年輕人比我聰明，結果暴民、民族主義情緒比我們這一代人還厲害，反美仇恨日，特別對日本的仇恨非常強烈。」

他指出，中國的民間社會，在一九四九年，基本上被消滅了，只剩下黨國及人民公社生產隊。中國的民間社會不出聲，是中國最大的問題，民眾不能組織起來，實現自由的權利。但香港有民權法治。中國的民間社會是被政府猜忌的，江澤民說：「把動亂消滅在萌芽狀態」。就是防止民眾搞民間組織。民間社會在嚴重的管控中。

最後，鄢烈山說：「要成立獨立媒體，實質上就是要開放黨禁報禁，如果有了獨立的媒體，西藏的報導就會迎刃而解，但太困難了，胡錦濤還沒有開明到這一步，中國內部壓力還未有到這一步，Yahoo還是乖乖地聽中共的話，他們考慮的是商業利益。」

他續說：「人的生命價值觀，可以通過傳統的觀念來宣傳，因為不涉及到開放黨禁報禁的問題，這是可以的，我們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官員的責任和權利是不對等的，百姓的權利和義務不對等，百姓有交稅的義務，沒有問錢用到哪裡去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