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大陸出來的華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東南亞的華人則自稱是所在國華人;而香港和台灣往往介於這兩個極端之間。究竟,中國人和華人有區別嗎?

一九七六年,新加坡總理李光耀首次訪問中國,最後一站是廣州。在登上前往香港的火車時,訪問了多個中國城市的李光耀下定了決心:開放關於新加坡民眾不得訪問中國的規定,雖然那個時候距離新加坡和中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還有十多年。「我意識到要消除國人對偉大『祖國』心懷浪漫而不切實際的幻想,最好的方法就是讓他們到中國走一趟,逗留得越久越好。」李光耀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

新加坡這個以華人為主的國家,立國之後最大的挑戰之一,就是如何建立民眾對自己國家的認同,而不是對共產黨中國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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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vs.華人
海外華人的身份認同

新加坡政府成功地建立了當地華人對國家的認同。(Getty Images)

文 ◎ 季達

從中國大陸出來的華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東南亞的華人則自稱是所在國華人;而香港和台灣往往介於這兩個極端之間。究竟,中國人和華人有區別嗎?

一九七六年,新加坡總理李光耀首次訪問中國,最後一站是廣州。在登上前往香港的火車時,訪問了多個中國城市的李光耀下定了決心:開放關於新加坡民眾不得訪問中國的規定,雖然那個時候距離新加坡和中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還有十多年。「我意識到要消除國人對偉大『祖國』心懷浪漫而不切實際的幻想,最好的方法就是讓他們到中國走一趟,逗留得越久越好。」李光耀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

新加坡這個以華人為主的國家,立國之後最大的挑戰之一,就是如何建立民眾對自己國家的認同,而不是對共產黨中國的認同。「中國在重振文明之後會有怎麼樣的命運和發展,中國人誰也不會懷疑。這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延續了四千年不曾間斷。我們這些過番客,斬斷了自己的根,尋覓另一種氣候另一片土地重新紮根,欠缺的正是這種自信。」《李光耀回憶錄》

李光耀的政府成功地建立了當地華人對國家的認同,他們是新加坡的華人而不是中國大陸的華人。

東南亞和歐美不同

在中國大陸以外的華人數量,一般的估計為六千五百萬人。其中台灣兩千三百萬,香港近八百萬,包括新加坡在內的東南亞各國約兩千萬,其他主要分布在歐美國家。

在英國當電腦工程師的林先生來自馬來西亞,他和太太都是馬來西亞第二代的華人,國語和福建話、客家話都很好。「我是華人,也是馬來西亞移民過來的英國人」,林先生這樣總結他自己的身份認同。但他的女兒,從小在英國長大的Linda卻認為自己根本就是一個有華裔血統的英國人。

「我們在馬來西亞出生長大,但從小學中文講華語,親戚鄰居很多華人,但Linda不一樣。」林先生解釋說,在先進的歐美國家,華人文化上的優越感遠不及在東南亞,這是年青一輩困惑的地方。

在歐美國家,老一代的華人仍然有自己的文化身份認同。居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陳先生從廣東台山來美國已經有三十多年了,至今仍然看中文電視讀中文報紙,但已經生兒育女的兒女們,雖然仍然可以聽懂中文,但用中文完整的溝通已經有困難,而第三代就已經非常美國化了。

東南亞和歐美國家華人的身份認同區別,和所在國家的情況有很大關係。在東南亞華人經濟和社區功能十分發達,而在歐美,華人相對分散,必須非常本地化才能擠入主流社會。

華人?中國人?

英國BBC電視台曾經播放一個有關福建非法移民的節目。節目中介紹說,香港和鄰近的廣東省居民十分富裕,但北方的福建卻很貧窮,受過的教育有限,他們根本就不是同一種中國人。顯然,英國人對中國人的身份有很多困惑。

實際上,海外中國血統的人士,對自己的國家身份認同也同樣困惑。比如在美國,華人有來自中國大陸,有來自台灣,有來自香港,有來自東南亞其他國家。有原先國籍仍然是中國,到美國才入籍的越南、柬埔寨華人,也有早已在東南亞國家入籍之後才移民的華人。

不同類型的華人之間往來不多,有自己的社區和社交圈子,有自己共同的語言和近代歷史。從中國大陸出來的華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即使入籍也是如此),而東南亞的華人則稱自己是所在國華人,而香港和台灣的華人,往往介於這兩個極端之間,通常稱自己為香港華人和台灣華人,但也有人堅持自己是香港中國人和台灣中國人。


海外華人來自不同地區,有自己的社區和社交圈子,有自己共同的語言和近代歷史。(Getty Images)

中國人和華人有區別嗎?

「華人的稱呼,主要是東南亞、台灣和香港的移民用來區分自己和中國大陸人的,」旅居法國巴黎的學者蔡崇國分析說,「其實中間也並沒有太明確的定義,因為在英文和法文中沒有這樣的分別,如果硬要說的話,可能『中國人』這個說法有更多的對中國大陸的認同。」

堅持不加入外國籍的華人

中國人移居海外在明末便已經開始了。大量福建廣東的沒有土地的中國人,由於生存競爭嚴酷而移居海外,主要以東南亞各國為主。清王朝一度斥之為天朝棄民,鄙夷之情溢於言表。而海外華人因為較早接受了西方文明的衝擊,而又對滿清異族的不滿,因此成為孫文革命的主要支持力量。

雖然受到母國和所在國的各種歧視,但當年的海外華人往往執著地堅持自己的文化,並且通常選擇不加入所在國籍,或者是不放棄自己的中國國籍。中華民國建立之後,對海外華人頗為照顧,並承認他們的雙重國籍身份。然而自中共建政之後,出於對共產黨的恐懼,東南亞各國採取不承認雙重國家的政策,當年許多華僑因此寧願選擇回歸中國。同樣,中共政權也不承認雙重國籍,這裏有對海外華人不信任的原因,也有外交上討好各國的原因。

如今,擁有雙重國籍的華人已經很少。由於生計所迫,絕大部份華人選擇歸化外國籍。

但也有堅持不加入外國籍的中國人。

旅居在瑞典的茉莉,是在海外活躍的異議作家,一九八九年之後在湖南的監獄中度過兩年時間,一九九二年之後離開中國。「因為身份決定了發言的份量」,茉莉認為,「雖然加入瑞典籍仍然可以寫文章批評中國,但我認為保留中國的國籍,對中共進行批判更有力度,更有說服力。」

不久前剛剛被釋放返回美國的楊建利,和目前仍在中國監獄中服刑的王炳章,也都選擇不加入美國國籍。這種堅持以中國國籍身份對中國制度進行批判和(希望)改造的態度,在海外的異議人士中並不少見。


海外民運活動人士楊建利及王炳章等人,堅持以中國國籍身份對中國制度進行批判。圖為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楊建利在返美後參加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奧運自由衫跑步活動。(新紀元)

黑人譚先生的故事

記者在英國曾經見過一位黑人的譚先生。這位譚先生並不是長得黑,而是根本就是一個黑人。他得知記者來自中國之後,對我自稱他也是中國人,見我不信的樣子,便拿出他的證件指給我看,他確實是姓:Tan。

他告訴我說,他的爺爺上世紀三十年代從廣東農村去牙買加當了甘蔗農場的工人,後來自己開了商店,娶了一位黑人妻子。譚先生的父親是最小的男孩,也娶了黑人為妻,因此我見到的譚先生,完全就是一個黑人的模樣了。

譚先生說,爺爺堅持在家中說中文(估計是粵語),所以他的伯父和姑姑們都可以說一些中國話,但他父親卻只能懂而不會說了,譚先生對此十分遺憾。他說,爺爺後來再也沒有回到中國,但家中仍然有祖先牌位,伯父和姑姑都仍然按時上香。

這讓我十分好奇和吃驚,但最讓我吃驚的是,這位完全不會中文的黑人譚先生後來開始對中國文化感興趣,並讀了多本中國歷史書籍,當然是英文書。他總結說自己最不喜歡日本人,原因是「中國強大幾千年從來沒有入侵日本,但日本一強大馬上就侵略中國。」
我把這個故事告訴了自稱是中年「憤青」的南京師範大學教授郭泉,他大為興奮,認為這證明了吾道不孤,不但有為數眾多的中老年「憤青」,也有海外的黑白「憤青」呢。

認同的是中華文化

中國文化中最令人疑惑內容之一,就是「忠」和「仁」的關係。忠孝仁義,是對中國文化的高度概括,忠的對象是:天、地、君、親、師,君代表政權,作為人倫世界中「忠」的第一排序。然而孟子說:「王有過,諫之,再諫不從則去。」而且,中國人並不認同萬世一統的政權,「為君不仁,征伐可也」,所以中國人同樣認同湯武革命。即使是孔老夫子,也想過要「東渡九夷」移民朝鮮。

現代海外華人對中國大陸政權的認同,經歷了極為極端的周折。中日戰爭期間,東南亞華人同仇敵愾,集資抗日,熱血冷骨,顯示了對當時國民政府政權的高度認同。

共產黨建政之後,華人大部份仍然持有相同的態度。而東南亞各國共產黨的主要組成人員多為華人,民眾間因韓戰中共對抗全球第一強權美國而感自豪。然而中共對「海外關係」的整肅,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卻硬生生改變了東南亞華人的態度。

在中國經歷了中共徹底改造之後,如今中華傳統文化更多地體現在海外華人聚落。所謂「禮失求諸野」,實為當今一大寫照。因此可見,海外華人的這種身份認同,更多的是中國承傳了千年的文化,而不是政權。

中國文化是重要精神資源

已經去世的國學大師錢穆,把中國文化歸結成為「道德和藝術」,以和西方的「宗教和科學」進行對比。他認為道德和藝術,正是一種向內的文化,因此中國人不以外面的指標作為人生的標準,儒家重道德,而道家是藝術。這和我們通常的淺表認識大為不同,究竟《道德經》是老子著述的。

錢先生認為,中國道德的中心是「人倫」,修身齊家治國,從人倫而天下,由內逐漸而外;而道家的藝術,不反映在可以由人評論鑑賞和可以出售的外部世界,而反映在心境上。恰如莊子所說「官知止而神欲行」,停止了外部的認知和追求,才能發展人類內在的神性。

錢穆認為,中國的改造必然由傳統的中國人倫文化而起步,這正如要登山必從腳下第一步開始。別人的路再好,我輩也只能從腳下這裏開始。他認為中國的士文化有十分先進和優秀的成分,去粗取精分清良莠,將有大成就。誠然,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很多不良成分,也有很多落後的內容,但精華仍在,經過數千年的鍛鍊,改造之後完全可以和現代社會配合而成長。

而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如果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身份認同,等於失去了繼續生存的機會。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華傳統文化的巨大生命力,決定了中華民族巨大的生命之力。尤其在當今世界物質化外求的潮流下,更顯得異常可貴。

中國需要借鑑海外華人經驗

華人在東南亞的成功,除了忍耐、變通和更為刻苦耐勞之外,鄉黨、宗族、行會等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這些「非政府組織」都是根基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的基礎之上運作的。

一九八八年李光耀在北京和趙紫陽見面,趙紫陽當面問李光耀對《河殤》的看法,李的觀點是,《河殤》太悲觀了。他認為日本和四小龍的實踐證明,家庭、宗族和國家認同,社群利益優先,以及忠孝仁義的儒家價值觀在現代經濟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亞洲價值觀的核心是儒家價值觀,在現代經濟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事實上,亞洲四小龍的成功,可以說是中華文化完全可以很好地適應當今世界發展的最佳範例。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很多,但真正追究到文化優勢的卻很少。十多年前,「亞洲價值觀」被提出,受到了許多人的批判,當然也受到了許多人的認同。事實上,這個「亞洲價值觀」的核心是儒家價值觀。否則很難解釋東亞和東南亞國家儒家文化傳統更深的地區和國家發展速度更快的事實。

李光耀的觀點值得重視。關鍵在於,中國傳統的價值觀並不應該是一個封閉的體系,而是需要和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相融洽。儒家的「人倫」道德,容易導致政府官員家族和宗族腐敗,因此現代西方的人權、法制和民主等價值觀,是一個重要的平衡機制。而中國的真正復興,必然需要借鑑中國大陸之外華人在這兩方面平衡整合的成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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