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莱奇（Robert B. Reich），在去年《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期刊去年九月及十月号发表专文〈资本主义如何扼杀民主〉（How Capitalism Is Killing Democracy）表示，不管是理论或从过去的经验都显示，资本主义与民主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就像是阴阳，可以达到互补的作用，并且为全球创造富裕及自由。然而，中共政权在中国近期的发展，似乎要打破这个被奉为圭臬的理论。

中共极权资本主义

罗伯指出，中国即将在今年超越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及日本，但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却尚未拥抱民主自由。事实上，完全没有民主可言的中国，正在蓬勃发展资本主义。这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后果正在发酵。

在中国，收入差距已相当大，中国新的商界精英生活在豪宅、送子女出国留学，而同一时间，中国的城市充满来自农村的贫农、面对贫困和失业问题。在缺乏民主制度下，他们无法诉诸民主改变现状，而且逼不得已采取抗议时，又被中共暴力镇压。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蔡欣怡（Kellee S. Tsai），在今年的《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期刊今年一月及二月号所发表的专文〈中国串通资本家〉（China’s Complicit Capitalists）中指出，过去不被中共允许的私营企业，已变相的蓬勃发展，并且对中国的政治造成结构性影响，但这并不是来源于民主制度下的发展方式。

若任由中共的统治者及企业家在共产主义下追求所谓的经济成长，普通大众的利益永远是牺牲品。图为2005年7月11日,四川成都引擎有限公司的员工坐在马路中央抗议被裁员。(Getty Images)

中国资本家不期待民主

根据 蔡教授的研究，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趋势使得部份观察家预期，发展中的资本主义阶级将推翻中国共产党，并将要求以“没有立法代表就不缴税”为原则的民主体制。然而，根据西方国家的经验，此项预期是基于两个假设：其一，私人企业家组成单一且同心一致的阶级；其二，这些企业家支持政体改革。

中国的私营企业家来自社会各阶层，当遭遇营运或政策困境的时候，他们会各自寻求不同的管道解决，因此，他们本身很难形成具有利益认同感的“阶级”。中国目前的私营部门包罗万象，从下岗的国有企业职工在街道摆摊子、出口到全球市场的工厂老板、到跻身《福布斯》富人排名的中国最富有的资本家。实务上，中国的资本家并不渴望民主体制，为了在中共政治操控的环境中经营自己的企业，他们在基层建立很多的适应性策略(adaptive strategies)。

从民营企业家采取不对抗方式解决争端的态度，可进一步证实他们并不期待民主体制。当民营企业家对政策不满时，较倾向运用非正式管道解决问题，而不是透过法律制度及政治参与。根据一项全国性的调查及广泛的田野调查，在中国的十个省份中，只有百分之五的企业主，采取法律方式解决纠纷，如诉诸当地政府或者上级机关、或法院等管道。再者，即便相信有必要强化中国法治的企业家，也少有人会将法治改革与民主连结在一起。大多数企业家并不追求更自由民主的体制，反而担心民主危及其利益成长的前景。

即使不计入小型零售商，但实际上，即便最富有的资本家也存在依地区、部门、经历背景等的差异性，其中以经历背景的歧异度最为明显。阶级形成的先决条件是阶级认同，而阶级认同的先决条件则是，持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与中共串通的房地产巨亨，与苦过来的制造业企业家的共通性显然很少。

两成企业家是中共党员

根据 蔡教授的观察，中国共产党转变政治立场容许私人企业家的动力，有部份是来自中共的内部。身戴红帽的党员成为红色资本家，并因此改变党员的职业组成。根据访查，二零零零年时有近二成的受访企业家，是中共党员。

中共认为现行红色资本家合法化及增加民营企业家的做法，将有利于经济成长，以及维持中共的权力。中共政策方针的重点，从取缔资本家瞬间转变成欢迎他们。这种政策的改变，恐怕很难自圆其说。

为了保有统治权力，中共的领导人已变得更能回应私人企业家的需求及利益。资本家或共产党党员都没有兴趣扰乱，双方在过去二十年间形成的心照不宣的默契，即在维持共产主义下的持续成长。

中国的城市充满来自农村的贫农、面对贫困和失业问题。图为浙江温州一群失业的民工。(Getty Images)

政商勾结，民众受害

依据罗伯的理论，在一个完全没有民主制度可言的国家，如果任由中共的统治者及企业家，在共产主义下追求所谓的经济成长，那么，在企业利用政治提高或维持他们的竞争地位，以及他们应负起社会责任却没有强制性或无能为力时，将因无法实践真正的民主，而扩大诸如工作无保障、贫富差距拉大、气候变迁等社会问题失衡的现象。结果是，一般大众永远是追求私利的统治者及企业家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