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勞工部長羅伯•萊奇（Robert B. Reich），在去年《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期刊去年九月及十月號發表專文〈資本主義如何扼殺民主〉（How Capitalism Is Killing Democracy）表示，不管是理論或從過去的經驗都顯示，資本主義與民主發展是相輔相成的，二者就像是陰陽，可以達到互補的作用，並且為全球創造富裕及自由。然而，中共政權在中國近期的發展，似乎要打破這個被奉為圭臬的理論。

中共極權資本主義

羅伯指出，中國即將在今年超越德國，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僅次於美國及日本，但是，中國的政治體制卻尚未擁抱民主自由。事實上，完全沒有民主可言的中國，正在蓬勃發展資本主義。這對中國社會所產生的後果正在發酵。

在中國，收入差距已相當大，中國新的商界精英生活在豪宅、送子女出國留學，而同一時間，中國的城市充滿來自農村的貧農、面對貧困和失業問題。在缺乏民主制度下，他們無法訴諸民主改變現狀，而且逼不得已採取抗議時，又被中共暴力鎮壓。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政治學教授蔡欣怡（Kellee S. Tsai），在今年的《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期刊今年一月及二月號所發表的專文〈中國串通資本家〉（China’s Complicit Capitalists）中指出，過去不被中共允許的私營企業，已變相的蓬勃發展，並且對中國的政治造成結構性影響，但這並不是來源於民主制度下的發展方式。

若任由中共的統治者及企業家在共產主義下追求所謂的經濟成長，普通大眾的利益永遠是犧牲品。圖為2005年7月11日,四川成都引擎有限公司的員工坐在馬路中央抗議被裁員。(Getty Images)

中國資本家不期待民主

根據 蔡教授的研究，中國民營企業的成長趨勢使得部份觀察家預期，發展中的資本主義階級將推翻中國共產黨，並將要求以「沒有立法代表就不繳稅」為原則的民主體制。然而，根據西方國家的經驗，此項預期是基於兩個假設：其一，私人企業家組成單一且同心一致的階級；其二，這些企業家支持政體改革。

中國的私營企業家來自社會各階層，當遭遇營運或政策困境的時候，他們會各自尋求不同的管道解決，因此，他們本身很難形成具有利益認同感的「階級」。中國目前的私營部門包羅萬象，從下崗的國有企業職工在街道擺攤子、出口到全球市場的工廠老闆、到躋身《福布斯》富人排名的中國最富有的資本家。實務上，中國的資本家並不渴望民主體制，為了在中共政治操控的環境中經營自己的企業，他們在基層建立很多的適應性策略(adaptive strategies)。

從民營企業家採取不對抗方式解決爭端的態度，可進一步證實他們並不期待民主體制。當民營企業家對政策不滿時，較傾向運用非正式管道解決問題，而不是透過法律制度及政治參與。根據一項全國性的調查及廣泛的田野調查，在中國的十個省份中，只有百分之五的企業主，採取法律方式解決糾紛，如訴諸當地政府或者上級機關、或法院等管道。再者，即便相信有必要強化中國法治的企業家，也少有人會將法治改革與民主連結在一起。大多數企業家並不追求更自由民主的體制，反而擔心民主危及其利益成長的前景。

即使不計入小型零售商，但實際上，即便最富有的資本家也存在依地區、部門、經歷背景等的差異性，其中以經歷背景的歧異度最為明顯。階級形成的先決條件是階級認同，而階級認同的先決條件則是，持有共同的價值觀和利益。與中共串通的房地產巨亨，與苦過來的製造業企業家的共通性顯然很少。

兩成企業家是中共黨員

根據 蔡教授的觀察，中國共產黨轉變政治立場容許私人企業家的動力，有部份是來自中共的內部。身戴紅帽的黨員成為紅色資本家，並因此改變黨員的職業組成。根據訪查，二零零零年時有近二成的受訪企業家，是中共黨員。

中共認為現行紅色資本家合法化及增加民營企業家的做法，將有利於經濟成長，以及維持中共的權力。中共政策方針的重點，從取締資本家瞬間轉變成歡迎他們。這種政策的改變，恐怕很難自圓其說。

為了保有統治權力，中共的領導人已變得更能回應私人企業家的需求及利益。資本家或共產黨黨員都沒有興趣擾亂，雙方在過去二十年間形成的心照不宣的默契，即在維持共產主義下的持續成長。

中國的城市充滿來自農村的貧農、面對貧困和失業問題。圖為浙江溫州一群失業的民工。(Getty Images)

政商勾結，民眾受害

依據羅伯的理論，在一個完全沒有民主制度可言的國家，如果任由中共的統治者及企業家，在共產主義下追求所謂的經濟成長，那麼，在企業利用政治提高或維持他們的競爭地位，以及他們應負起社會責任卻沒有強制性或無能為力時，將因無法實踐真正的民主，而擴大諸如工作無保障、貧富差距拉大、氣候變遷等社會問題失衡的現象。結果是，一般大眾永遠是追求私利的統治者及企業家的犧牲品。◇